辻听花作为一个日本人，竟然用中文编写过京剧剧本。1912年11月26日、27日发行的《顺天时报》（第3243、3244期）上连载了辻听花的剧本《兰花记》。在序言中辻听花写道：“余颇乏词藻文辞，险涩不免贻笑大方。虽然，兹特一小品，若假梨园弟子，扬厉铺张装点彩色，得以登场演唱供歌舞之，一助裨附庸风雅，则于愿足矣。”

  辻听花最为著名的成就当属京剧研究专著《中国剧》。据辻听花在凡例中的自述，该书本拟以中、日、英三种语言同时出版，但最终未能如愿。1920年4月28日，顺天时报社首先在北京刊出了中文版的《中国剧》。一周之后即5月5日，该书再版。日文版《支那芝居》直到4年后的1924年2月26日才由北京的华北正报社出版。1925年11月，该书经过修订，更名为《中国戏曲》，由顺天时报社出版了第5版。几年之内的数次再版，充分说明了该书的影响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初版时，为其撰写序言的，从皇室贵胄到政界要人、从中外报人到学界名士竟有50位之多，包括章炳麟、熊希龄、曹汝霖、林纾、欧阳予倩、坪内逍遥等，可谓古今少见。从这些序言可见辻听花交游之广和该书获评之高。

  辻听花虽不是学院派的专家学者，但他对京剧的研究亦有独到贡献。首先，《中国剧》的第一部分“剧史”从“太古”述至“今代”，显示了戏剧研究的“通史”观念。其可贵之处在于，对戏剧的“史”的研究不仅摆脱了作为王朝更迭之附庸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摆脱了作为文学史之附庸的研究方法，而是立足于戏剧自身的发展，描画出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剧史”。如在“剧史”第四节“近世”和第五节“今代”中，就将清王朝从中间切断，按照戏剧本身的发展特点，以“自元代起至清朝道光止”、“自咸丰起至民国止”进行切分。此外，辻听花的研究是把京剧作为汇集了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的综合性艺术，关注到了其中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既有脚本唱词、名目派别，亦有歌曲音乐、装束脸谱，甚至囊括了剧场道具、营业方式、管理捐税等等，许多都是当时乃至如今的戏剧研究者所忽略的内容。辻听花所做的不是纯书案的研究，而是与生活紧密相联的、带有社会学性质的研究。《中国剧》在第二部分“戏剧”的本体研究之外，还有第三“优伶”、第四“剧场”、第五“营业”、第六“开锣”等几大部分，可见他的研究对象不是仅仅作为文学文本的京剧，而是真正作为戏剧的京剧，这就打破了单纯研究剧本的片面性。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剧》比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重视文本而忽略演出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第三，辻听花的京剧研究具有比较的意识，他不仅对中国国内不同地区的戏剧进行了比较，而且将中国京剧与日本“能乐”、与“西洋剧”等进行了比较。第四，辻听花一方面强调了京剧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关注到了其社会价值。他认为通过京剧能够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古今的风俗变迁、华人的思想感情与国民气质，同时还可以学习汉语。实际上，《中国剧》本身收集整理的戏目类别、名伶一览、戏单剧场等，也成为研究近代社会转型期戏曲形态乃至社会风俗的难得史料。

  客观地说，辻听花的京剧研究不算细致深入，但其视角与方法确有独到之处。尽管辻听花自称《中国剧》“系就余脑海中所记忆者，拉杂写来，并不引用古书及各笔录等”，但他在研究过程中经常通过留学于北京大学的日本友人黑根祥作从图书馆借阅图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其研究并非完全是感性杂陈、空中楼阁。熊希龄称《中国剧》是“剧界刷新之良导”，欧阳予倩言其“足以愧吾文艺界”，实不为过。

  张伯驹先生曾诗咏辻听花：“东瀛有客号行家，论戏评人或不差。接洽时常称种种，报端自署辻听花。”（《红毹纪梦诗注》，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6月）可以说，辻听花对中国京剧的研究，是日本近代中国学中一个独具创始之功、却逐渐失去学界关注的组成部分，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