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赌场罪自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从原来的赌博罪分离出来后，由于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开设赌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区分聚众赌博与开设赌场上不易把握。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

第一，在组织程度上，开设赌场较赌博更具有组织性，体现经营者对赌场的管理模式。赌场一般有自己的一套机构，有专门的赌场服务人员，接送赌徒、为赌场望风甚至提供食宿，他们在经营者的管理之下分工明确，职责分明，按劳取酬。赌博方式也较为固定，一般提供赌具和赌博资金。聚众赌博由赌头临时召集，赌博结束后则各自解散，赌头不存在对赌博场所及服务人员的管理，组织比较松散。赌博罪的当事人各自都可以“坐庄”，赌博的方式由参赌人员决定，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赌博，全部人员包括赌主参与到赌博中去。

第二，在参赌人数和赌资上，开设赌场中对参赌人数及赌资大小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而聚众赌博对参赌人数和赌资有具体的规定。

第三，在时间和空间上，开设赌场的时间和地点较稳定，赌场在一定的时间内连续、不间断地为赌博人员开放，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只要在其时间内、赌博人员来到赌场均能进行赌博活动。而聚众赌博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固定，人到齐了就开始赌博，赌博结束后，下一次赌博又须再次组织。

第四，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上，赌博罪中的参与者基本都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开设赌场罪中只有“开设赌场”的人才构成犯罪，比如，赌场的经营者、以及为赌场的工作人员，包括派牌、打荷、抽水、望风等人员。对于一般的参赌人员通常给予治安处罚。

第五，在聚众效应的发挥主体上，赌博罪一般是由赌头发挥聚众效应，吸引参赌人员进行赌博。而开设赌场罪则是由场所发挥聚众效应。

当然，即使通过以上几点进行区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对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的定性难以把握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竞合。有人认为，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既非想象竞合，亦非法条竞合，而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5]笔者并不认同，首先，该观点以赌博罪的严重程度作为量化标准，显然已事先设定了从赌博罪的危害程度比开设赌场罪低的衡量标尺，并不客观;其次，严重程度作为量化标准不好把握，无法进行科学衡量;再次，如通过赌资或渔利数额来体现严重程度，则不存在比较，赌博罪有明确的数额规定，而开设赌场罪一般没有数额规定，只在“情节严重”和共犯情况下才存在数额界定。笔者认为，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存在法条竞合而非想象竞合。所谓想象竞合，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其犯罪结果侵害两个或两个以上权益，触犯两个或两个以上罪名。而法条竞合，是指一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但是从数个法条的逻辑关系来看，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当然排除适用其他法条的情况。换言之，法条竞合是指法条之间具有竞合(重合)关系，而不是犯罪的竞合。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区别在于两点。其一，法条竞合在于条文具有竞合关系，不是取决于案件事实，而是取决于法条之间是否存在包容与交叉关系;想象竞合则取决于案件事实。其二，法条竞合时，只有一个法益侵害事实;想象竞合时存在数个法益侵害事实。开设赌场罪从赌博罪中分离出来，两者在法条上存在一定程度法条竞合关系，存在于聚众赌博与开设赌场行为。而且一般认为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在客体上是一致的，故不存在数个法益侵害事实。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法条竞合具体表现为特别关系和补充关系。如不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赌具、筹码、资金等的行为，按照《刑法》第303条第二款开设赌场罪的一般情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