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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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3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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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18:01
北宋时期*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生平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溢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十失*”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与滁州的不解之缘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让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文学名篇名扬天下
欧阳修知滁时，已在文学上卓有成就，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虽然做了官，并且在仕途上屡历坎坷，但始终未忘文学，写诗作文仍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在滁州时期，写出许多文字生动、情景交融的作品，其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知滁两年结下不解缘
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如今，欧阳修离开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时刻与滁州紧紧地相连着。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的响亮名声，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醉翁亭自欧阳修知滁时建成后，历经沧桑，但屡废屡兴，数百年不败。醉翁亭大门原有一副对联，写道：“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联中的“翁”即指欧阳修。当时制作这个大门及其对联的时间，是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离欧阳修知滁已经800多年，人们没有忘记他。至今日则已900多年，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他。1998年新编《滁州市志》(原县级市)的《人物传》中，所列第一人便是欧阳修，俨然把他当作了滁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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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18:02
表字：永叔
谥号：文忠
号：醉翁
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是在宋代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诞生于古绵州城,也就是说他的出生年月日是:100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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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9 18:02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母亲用荻秆画地教他识字读书。后来他考取进土，在朝廷作官，位居参知政事（副宰相），官位和范仲淹一样。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范被罢官，欧阳修不顾个人利害，愤然上书斥责有关的权臣，他因此也遭到贬谪。《醉翁亭记》就是他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时写的。
<醉翁亭记>有这样一段话：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指欧阳修）自谓也”
“太守（指欧阳修）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醉翁”是欧阳修自己给自己的号称，因为他“饮少辄醉”，说明他容易醉，突出一个“醉”字。而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当中，“年又最高”，欧阳修年纪最大，所以得到一个“翁”字。
而欧阳修醉的目的，又似乎是醉在迷人的山水之中。
因此，“醉翁”就这样成为欧阳修的号称了。《宋史•苏轼传》说苏轼被录为第二名，是因为欧阳修认为那是曾巩的文章，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如果把学生录为第一，恐朝野非议，于是录为第二名。此说不合情理，未必当真。如果考官不作弊，并不能确认考卷属谁。这是文人“为尊者讳”的*病，替名人——“六一居士”文过饰非。倒是上面的故事符合情理，老师为了自己的面子，让学生委屈，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是，因为上面的对话使老师无地自容，当然也就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而且这负面效应，很快就立竿见影。
皇帝想起用苏轼，给他的官也不小——*局第一秘书，不但列席*局会议，还专门负责起草*局重大决策文件。但是，时任*行政长官的韩琦不同意。韩琦说：“苏轼这个人啊，是个奇才，志存高远，前途无可限量。但是现在就提拔他坐这样高的位置，恐怕大家不服气，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大好。”皇帝想，既然这样，那就给他低一点的位置，当个机要秘书，给*局会议做记录吧。韩琦仍然不同意，说：“那也有问题，机要秘书与第一秘书，属于同一类，只是级别和分工不同，都能够参与*局的活动，还是提拔太快。应该让他在下面多多锻炼。如是者三，皇帝只好妥协，让苏轼远离最高权利中心，到直史馆做个“清官”——清闲之官。
这就是苏轼自找的，谁让你有那么高的才干？有就不行。你苏轼能唱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情壮志，又有“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山林之远则忧其君”的*抱负。皇帝喜欢，可同僚们不喜欢。不但不喜欢，而且还讨厌。所谓“是龙你得趴着，是虎你得卧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非得让你那个书生意气，见识见识什么叫攻于心计。于是，苏轼第一次在官场上亮相，就败在了老谋深算的韩琦手里。
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把韩琦打入坏人的堆里。看《宋史•韩琦传》上的记录，韩琦还是一个不坏的宰相。出身世家，“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而且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只是久居相位，无甚作为，也不希望别人有所作为罢了。韩琦当年也是以第二名考取进士，算是文人当官，自然就有文人的通病——相轻。整治苏轼，只是文人相轻的惯性手段。这种手段，在苏轼也是有的。苏轼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诗“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古人有句俗语，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苏轼的书生意气能成事吗？不能！*对此有更精到的解释，他曾经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
所以说，苏轼晦气缠身，不如意事常*，一生都在官场搏杀——宋朝的“朋党之争”中坎坷度过。但是，苏东坡的晦气，似乎不能说是皇帝故意强加给他的，因为几任皇帝对他的印象都一直不错。《宋史•苏轼传》对此有记录：“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皇帝这样抬爱他，还能主动出击，整治他这样一介书生吗？当然不会。可是，皇帝不想整治他，不等于同僚们不想整治他。于是，才华横溢，又常常锋芒毕露的苏轼，就要在同僚手上栽跟头，倒大霉。
开始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如果只是“腹议”，大概还不至于惹恼了掌权的“改革派”，但他是公开上书反对变法。最让“改革派”难以接受的是，他公开说皇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是直接指责改革派，想断了“改革派”晋升的来路。以今天看，就是“明火执仗”地反对改革开放，攻击“坚持改革的*领导干部”，当然为“改革派”所不容。
于是，“改革派”开始给苏轼罗织罪名——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国家卫队，并购买家具瓷器，还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甚至说他有诱奸外甥女之嫌。所以，*不能不派人到苏轼运灵途经之地调查，从船夫、士兵、一般干部嘴里搜集资料。可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苏轼给自己的小舅子写信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苏轼以为雨过天晴，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皇上却由此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疑问。尽管有司马光出面解释，但还是没有打消皇帝的疑问。这时苏轼才知道，官场上不见血的搏杀，比战场上见血的撕杀还厉害。你看不见，说不清，也找不到对手的来去路。这就叫“明*好躲，暗箭难防”。但是，心里不设防的苏轼，也有自己的套路。所谓“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一看在*机关的日子不好混，干脆主动要求下放锻炼。于是，就坡下驴的皇帝和“改革派”，也就借此把他下放到杭州。对宋朝官吏来说，下放锻炼，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一种奖赏。
大家不必误会，以为下放，当时叫做“贬谪”，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情。其实不然，那是一种悠闲自得的安逸修养。而且自己还由此换取一个好名声——为民请命，直言抗争。宋朝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言境宽松，所以，因“朋党之争”而上书言事，得到下放处理的干部，早已成为朝政的寻常风景。许多人，也乐得借此到外地转一转。这是日后的做官资本。前面提到的“元佑党人碑”，虽然是所谓的“黑名单”，但当对手一派失利后，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孙，都以自己或父兄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引为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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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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