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是什么? site:d.wanfangda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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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2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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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8 15:15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指灵魂方面的优秀，而不是指肉体方面的优秀。康德在其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强调了德性的基本概念和特性。他认为“德性是实践理性的自主性，是有限的实践理性即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个人的理性的自我主宰，自我制约，保持自身创制的道德规律的纯洁。因此他认为德性就是一种道德力量。此外康德的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个重要概念：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德性论的代表人物麦金太尔则更多地将德性看做是人性内在的道德秩序。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德性是一种高尚的品质，这种品质对人的道德行为具有理性的约束和情感的需求，并通过对责任的承担表现出来。我们回到当代社会可以发现，人们对于自身德性的保持已经渐渐沦陷，理性的约束和情感的动机受到来自伸张自我的感性*和消极的道德体验不断的冲击，使得人们对于责任的承担成了一种负担[1]。在《中国道德调查》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改革开放后道德水平越来越下降这一命题，有43%的人同意这一观点，可以看到这种个体德性的缺失的影响已经不是浮出水面，露出了冰山一角，小悦悦事件中那18名路人的表现就可以窥探一斑[2]。
（二）社会公共道德的缺陷
所谓公共道德就是由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许、遵循的道德准则。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最起码的社会准则。公共道德不是单纯的马路文化，在罗尔斯等普遍理性主义者看来是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性秩序规范准则。在中国，公共道德体系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党性、党风；党员干部的官德官风，这四个层级由下而上组成了我国的公共道德金字塔。小悦悦的悲剧在于社会公德“见死不救”的溃败，然而当我们痛斥社会公德沦陷同时，必须看到道德体系金字塔的全部和顶端，顶端的干部作风的问题以及公共道德体系整体性作用都必须为小悦悦事件承担责任。小悦悦事件的公德缺口在那18个人的身上，但在我们更多人，特别是习惯于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和小轿车里，习惯高谈阔论者身上，又能高尚多少呢？之所以他们可以对此放手大加挞伐，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圈生活圈根本没机会直面这样严峻的考验。在《中国道德调查》一书中，关于如何看待人我关系这一命题，被调查对象只有不足20%选择“先人后己”。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利己不损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看客的心态。
（三）传统文化理念对道德及其传承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氛围中，听话、不管闲事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之道，直到现在，很多家长教育孩子还是会强调不要多管闲事，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因此，在这种伦理熏染下，国民被培养成一个个老老实实、十分听话的、缺乏公民责任感的“顺民”，冷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次，传统家庭观念带来的重私德轻公德，中国是一个道德之邦、礼仪之邦，然后这种道德仅仅停留在家庭和朋友圈子里。而一旦脱离开这个血缘的、地缘的环境圈子，到了陌生的公共的环境中，就往往对那些应该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视若无睹，甚至故意破坏那些明文规定的公德准则。
最后，习惯性的否定，中国人善于否定自己，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民主现代性，导致中国人的这种否定是盲目性、习惯性的缺乏科学的否定，当有新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时，人们往往能全盘否定自己应该去传承的传统文化中积极的部分，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两次对外开放中，这种否定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中国人善于走极端的一种表现[3]。 （四）当代*经济制度对道德价值的负面影响
广泛的说*制度是社会*领域中要求*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在道德普遍理性主义看来，规范必然会对道德体系建构产生影响，罗尔斯认为道德体系构建要体现正义和自由，而他进一步论述：“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制度”。因此要真正实现道德正义，首先需要使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的安排是正义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民主和自由发展的道路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使得道德建构中缺乏正义。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制度对于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亚当斯密在完成《国富论》之后看到了市场经济追求利益和放任自由给道德带来的消极影响，希望通过《道德情感论》——道德自律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边沁也指出市场经济中“利益被提升为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归结为商业关系，换句话说财产、物质成了世界的统治者”。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对于我国的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剧变，最主要体现在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和交往方式的根本改变，并由此而导致社会道德生活的重大变化[4]。人们产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等价值观念。在人们心目中就会产生以利益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而把道德上的正直，诚实，乐于助人都淡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