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迫害自己的坏人心理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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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4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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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4 18:13
一名劫匪在持*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近时,她还朝*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旅客,而是每当*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尔摩症状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哪种变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老*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局常委、匈牙利人*线*)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7〕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
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营的工效而“斗争”!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的时期,援助**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他们援助*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长期无私援助**,是*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营长期服苦役。而当地*营死亡率极高,*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犯)不会找上他。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人才!”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似乎获得了。他先任*营工地主任,后任*营工程*,其身份多么“荣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学海无涯勤为舟”,*营将他迷住了。他在各个*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领袖震怒了。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吗?”领袖问。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权!”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领袖同意了。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营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无休无止地*。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参考资料:http://www.xici.net/b25569/d406461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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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4 18:13
产生这种情况多数是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很可能这个女孩从小缺乏关注,很少有机会与人交流独处.也有可能过度被溺爱,厌倦了掌上明珠的生活.偶尔进入另一段生活觉得别有滋味.就好象整天吃山珍海味的人第一次吃到窝窝头会觉得很美味一样.
但要提醒:故事里写的未必是真实的专业的.切不可对号入坐.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4 18:14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过来就想起来了,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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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4 18:14
晕啊光看楼上这位报告了,想不出什么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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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4 18:13
一名劫匪在持*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近时,她还朝*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旅客,而是每当*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尔摩症状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哪种变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老*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局常委、匈牙利人*线*)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7〕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
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营的工效而“斗争”!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的时期,援助**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他们援助*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长期无私援助**,是*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营长期服苦役。而当地*营死亡率极高,*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犯)不会找上他。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人才!”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似乎获得了。他先任*营工地主任,后任*营工程*,其身份多么“荣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学海无涯勤为舟”,*营将他迷住了。他在各个*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领袖震怒了。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吗?”领袖问。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权!”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领袖同意了。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营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无休无止地*。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参考资料:http://www.xici.net/b25569/d40646186.htm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4 18:13
产生这种情况多数是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很可能这个女孩从小缺乏关注,很少有机会与人交流独处.也有可能过度被溺爱,厌倦了掌上明珠的生活.偶尔进入另一段生活觉得别有滋味.就好象整天吃山珍海味的人第一次吃到窝窝头会觉得很美味一样.
但要提醒:故事里写的未必是真实的专业的.切不可对号入坐.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4 18:14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过来就想起来了,谢谢啊。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4 18:14
晕啊光看楼上这位报告了,想不出什么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