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正名”思想是什么?应该怎样理解这种“正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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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2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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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8-09 19:28
“礼以体政”则指礼是用以组成政令的要素，也就是说政令是依据礼法组成的；“政以正民”则指政令是用以辅导或纠正人民的依据。合乎礼仪的政令形成，人民自然听从，人民只要依礼行事，就可以不违政令；反之，政令若与礼、义相违背，人民动不动就要犯禁，势必无法忍受，终起而叛乱。
师服之言，虽然针对君主命名而发，最初只关系到一人，然而影响所及，确实牵涉到人民的生活与福祉，因此不可大意。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我们从《论语·子路》所载的孔子“正名”说中，不难看出师服言论的影子。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即是依据师服的“名以制义”而说的；“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则是根据师服“义以出礼”而论的。其后，孔子之所以并言乐，乃因礼和乐实乃体之两面，密不可分。
孔子这番言论是将师服的意思从反面加以阐述，这也成为他“正名”论的基础。据《史记》所载，孔子发表此番言论之时，正值卫国父子争国、名分紊乱之际。因此，孔子之“正名”虽然源自于师服之语，但其主要目的并非如同师服之强调命名的重要性，而是要使世人明白人伦之道理，希望人人都明理知义，恪守本分。
孔子“正名”之说根源于师服之言，但其含义究竟为何，旧解林林总总，异说纷纭。在玲珑看来，论孔子“正名”的含义，当将《春秋》的褒贬正名大义，列入讨论范畴，其含义为“正名字”、“正名分”以及“辩是非、寓褒贬”。
“正名字”是“正名分”的手段，“正名分”是“正名字”的目的。是以《春秋》对于僭越称王的吴、楚、两位诸侯，只称“子”；齐、晋之君无论权势有多大，只称“侯”；宋、鲁虽然弱，仍旧称“公”；周天子即便已经没有号令天下之实权，仍称“天王”。以上均是由“正名字”来彰明“正名分”之旨。《春秋》以人物之言行能否如其名分而加以褒贬，故有“辩是非、寓褒贬”的含义在内。
综上所述，孔子“正名”虽然有以上三种含义，但“正名分”才是孔子“正名”的主旨所在。是以孔子“正名”主要关切的对象，当是“人伦名分”，这也是《春秋》之焦点。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孔子主张“正名”之原因
那么，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正名”？实乃源于当时之时代背景。
孟子清晰地指出：“孔子惧，作《春秋》”，是时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世衰道微到如此地步，导致天下各阶层的人们都开始不守本分，逐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以孔子以“正名”为治国的首要工作。
春秋之世正是天下无道，诸侯妄为的时代，孔子用一句“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道破了春秋世局的演变。我们都知道，自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为共主，却已丧失对天下的统治权。王畿起初尚有数百里的土地，后来因为赏赐有功，以及晋、郑、秦等国的侵夺，仅余雒邑附近而已。
正因如此，王室经济困窘，已经无法维持足够的军队，甚至得向诸侯“求金”、“求车”。周王室既然没有实力作后盾，那么在诸侯的心中，自然也就无足轻重。
最终，周天子的威严丧失，名存实亡。平王东迁后，历来借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封建制度也逐渐崩溃，导致诸侯多有僭越之举，国与国之间更是征伐不断，因此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弑君事件”就多达三十六次。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春秋时代，礼乐制度全面崩坏，“亲亲、尊尊”之义亦不复存在。*环境由原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转变为霸主迭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处，甚而转变为“陪臣执国命”。社会环境也因封建制度的瓦解，以及诸侯争霸后的动荡不安，导致礼崩乐坏。
即便是继承周礼较为完善的鲁国，不守名分之事亦是屡见不鲜，尤以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为最。如季氏僭用天子礼乐，舞八佾于庭，孔子为之气结。孔子“正名”的主张，就是针对此种逆乱行为而提出的。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他生当天下无道之时，是时主张独善其身之厌世者比比皆是，然而孔子却对此喟然自叹：“鸟兽不可以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虽知不可为而为之，提出“正名”学说针砭时弊，他终生栖栖遑遑，其目的即在拨乱反正，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
孔子虽然明白正名定分是拨乱反正的最好方针，然其说并不被当时各诸侯所采纳，从而撰作《春秋》，将“正名”思想寄寓其中，用以“惩恶”、“劝善”，期待能够使乱臣贼子恐惧，还社会以应有的和谐与秩序。
电影《孔子》剧照
如何明了《春秋》之正名定分？
从上文我们可以知晓，《春秋》是孔子寄寓理想与抱负的经典，然而《春秋》又要如何正名定分呢？就是以事实为依据，借褒贬为手段，表明具有各种名位的人，所当守的本分。如隐公元年《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左传》的叙事，即可以明了《春秋》微言中的大义。
因此，《春秋》之文，在伦常方面十分“精准”，内容是针对人物行事加以审察而作的叙述或判断。《春秋》就是这样一部教人克己复礼的奇书。
孔子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因如此，《春秋》具有史书的*，就是为了使讲论的正名大义更为深刻具体，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
然而，《春秋》是经书，绝不是史书。《孟子》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所窃取的“义”，正是古史褒贬惩戒的寓意。不同的是，古史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孔子《春秋》则是意在笔先，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择取适当的事例，褒贬是非以突显具有各种名位的人所当恪守的本分。因此，《春秋》是一部昭示常道的经书，绝对不能以史书视之。
电影《孔子》剧照
《春秋》含有“文”、“事”、“义”三要素，“文”是记事表意的文词；“事”则是“文”所涉及的内容，是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人们的言行事迹；至于“义”，是*记事所要表达的常道。
但《春秋》寓“事”于“文”，寓“义”于“事”，因此如果想要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就得通过《左传》探寻其事，再据其事索取其义。孔子为免时难，将褒贬正名的旨意，以隐微精妙的文辞加以表述，而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春秋》与《左传》之关系，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