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10-12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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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2-02 19:37
西方哲学史是哲学与科学息息相关、与宗教相互渗透而又相互对立的历史。
在哲学产生以前,人们通过宗教信仰和神话,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哲学的诞生意味着人们开始通过抽象的思维,用概念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古希腊哲学是在摆脱宗教信仰和神话束缚的过程中诞生的,它从一开始便与科学结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当时,人们只是从总的方面观察自然界,而没有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和分析,自然科学的这种情况反映在哲学上,就使古希腊哲学具有素朴辩证法的性质。
古希腊哲学虽然从主要方面摆脱了宗教信仰和神话的束缚,但也有渗透神话的因素,古希腊哲学中流行的“物活论”思想便是这种渗透的表现;毕达哥拉学派相信灵魂轮回,就受了奥尔弗斯教义的影响。苏格拉底也曾明确宣称自己为神所引导。柏拉图*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思想,则是奥尔弗斯教徒关于灵魂来源于天,肉体来源于地的教义的哲学表述,他的许多重要哲学思想也往往不是用纯粹的思想、概念而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的。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就是把神看作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斯多阿学派把德行生活看成是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甚至原子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在强调神同自然和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同时,仍在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为神留下了一块地盘。到了古代哲学的后期,新毕达哥拉派和新柏拉图派更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的哲学后来被*教所利用。
随着*教的兴起和封建统治者对*教教会的利用,西方哲学便又溶化于宗教之中。中世纪哲学几乎完全受*教教会的支配,科学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如果说,在古希腊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哲学与科学尚未明确区分开来,那么在中世纪,哲学则是与宗教神学合为一体。中世纪在哲学上的最大争论是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这同宗教上关于普遍教会与地方教会、普遍教义与个人信仰、原罪与个人罪恶何者实在何者从属之争,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在这种渗透中,哲学从属于宗教。
不过,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并非根本否认理性和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它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曾在一定限度内起了维护理性和思维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方近代哲学在与科学的关系方面表现了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同于古希腊,它们之间有了明确的分工。哲学思想主要地是通过更加抽象的、专门的哲学概念来表述。不过近代哲学与科学之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近代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与近代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的。17~18世纪,自然科学进入了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演绎法。与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相适应,17~18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康德的星云假说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的第一个缺口。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和新成就表明,自然界的现象是辩证地发生的。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反映在哲学上,便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形态。从古希腊的素朴辩证法形态,经过17~18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阶段,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态,这一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和整个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相并行的。正因为近代哲学与科学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哲学对科学的方法作了概括,接受了科学方法的洗礼,近代哲学一般地说也很强调方法,既讲究形式逻辑,又联系科学所提供的事实,表现了重分析、重体系、重论证与论据等特点。 这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在西方哲学史及其各个发展时期中却有独特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哲学史是从思维与存在浑然一体观,经过把两者看成分离对立的观点,逐步走向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对立统一观点的发展史。
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尚未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其他哲学家中流行的“物活论”观点,也没有把思维与存在区分开来。柏拉图的“理念论”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破坏了“物活论”,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但他所讲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人以外的外部世界,他把理念世界理解为外部世界中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方面,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其中的个别性和多样性的方面,却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以人的主体为一方,外部世界为另一方的主客关系。柏拉图和极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一样,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从主要方面说,是本体论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还没有把人作为一个与客体相对立、相联系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来研究,而是静观世界。比较特殊的是智者,他们从本体论的研究转向人的研究。“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命题,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在他们看来,人只能认识现象,现象就是一切。他们还没有提出现象背后的彼岸世界问题。智者作为古希腊哲学家,其思想同样具有素朴的性质,他们还没有象近代哲学那样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思想,也不知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人的灵魂与肉体、精神方面与自然方面、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和对立。人的灵魂和精神在天国和宗教生活中与神合一,构成思维的一方;反之,人的肉体和自然方面以及外部世界则构成存在的一方,与神处于对立的地位。神的统治不仅把尘世看作应被克服的障碍,而且也窒息了人的精神和主体性。在这个意义说,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神与人的关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获得它完全的意义。近代哲学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把思维着的人,逐步深入地理解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下,近代哲学便突出了认识论的问题,突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如果说在古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静观的;在中世纪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避世的;那么,在近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的基本倾向则是能动的。
近代哲学对人的能动性的态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把*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但18世纪的哲学又把人看成是机器,使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只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那里,人的能动性才再一次得到解放。
近代哲学家们不仅认识到思维与存在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且还力求克服这种对立,并使之达到统一。F.培根曾公开主张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自然服务于人类。唯理论者企图以人的理性认识作为统一思维与存在的桥梁。经验论者企图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他们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分割开来,所讲的统一仍然是形而上学的统一。康德区分现象界与物自体,割裂了思维与存在,但他只是认为物自体不能凭知性范畴、凭认识去把握,却可以凭信仰去把握,特别是他强调自我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在他所谓的现象界达到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费尔巴哈建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近代哲学中,他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最高峰。 西方哲学史是对一与多,包括普遍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不变与变之间关系认识的发展史。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相互斗争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本体论角度发展到认识论角度,逐渐克服了将二者割裂的形而上学,走向了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辩证观点。
古希腊哲学关于本原究竟是水还是气或者是火等等的讨论,实际上都是要在个别的、多样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普遍的、统一性的、不变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论”所说的感性事物就是指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理念就是指这些东西的型式,即普遍的、统一的、不变的东西。他把二者割裂开来,认为后者在前者之外,先于前者而存在,他是重普遍轻个别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他比较重视个别,认为理念不在感性事物之外,而在感性事物之中,普遍不在个别之外,而在个别之中。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时常陷入混乱和困境。
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曾从本体论的角度把古希腊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讨论加以概括而提出 3个问题:①有没有普遍的实体?②如果有,它是有形体的还是没有形体的?③普遍的实体是在个别的东西之中还是在它们之外?中世纪早期哲学家波爱修第一个正面回答了波菲利的问题。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可以说是重普遍与重个别之争。不过中世纪哲学是既从本体论的角度也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两派各有片面性,他们从不同方面把普遍与个别作了形而上学的割裂。
近代哲学着重从认识的角度讨论了一与多关系问题,总的趋势是要求把二者结合起来。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包含有一与多关系问题的讨论。经验论者重多,洛克以个别为实在,巴克莱和休谟是极端重视个别、否认普遍的哲学家;唯理论者重一,其中斯宾诺莎尤其突出,他只崇尚唯一的实体,把多样性的事物看成是唯一实体的变形,把实体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东西。康德看到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结合普遍与个别而构成科学知识,但他并没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理念是理性所追求的无限统一体,但他割裂了无限和有限,使最高统一体脱离了有限的多样性事物。只有黑格尔才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系统地阐发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他不但达到了多样性的统一,还达到了对立面的统一。黑格尔对一与多关系的论述,达到了近代哲学史上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