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主张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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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8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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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07:11
目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有为的理想和*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贡献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概念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立宪和共和三种。在*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因此，“*”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君权、对抗封建*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政体之反复，历任*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记载一国*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2. 主张君主立宪
康有为反对君主*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90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康有为还分析说，（法国与日耳曼）两国之创同时，而强弱异形于后，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
3. 提倡权力制衡
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就曾经明确提出：“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权思想与*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门、论人公法），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中，他论述道：“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5.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体设计。在当时，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负担，并且在促进地方*清明的同时形成对*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和地方规范，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20]
立宪思想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指出：“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一曰势，一曰俗。二者既异，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深入于人心，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927年）中，康有为称：“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如果说“制度局也罢，懋勤殿也罢，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借以参与到清*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那么在辛亥*之后，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动复辟，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书学思想
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当今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像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近代书法领域内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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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08:29
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人。自幼便接受严格的传统经史教育。光绪二年（1876年），受学于提倡经世致用的粤中大儒朱九江门下，此后又对道、佛等书籍潜心涉猎。面对国家衰弱，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康有为早有“揽辔澄清之志”，欲以天下为己任。光绪五年（1879年）后，在参加科举考试之余，康有为先后游历和考察了香港、上海等地，使他了解了西方的*、经济制度的先进，开始大讲西学，萌发了学习西方以革新中国的念头。中法战争期间，清王朝的腐朽，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忧国之忱。光绪十四年（1888 年）冬，康有为到京城应试，上书清廷（即《上清帝第一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陈述了国家面对的严重形势后，痛斥了朝野上下无视“大厦将倾”，只图“嗜利而借以营私”的风气，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因守旧势力的阻挠，这些意见未得上达。此后，他出京南归，在广州从事教育工作。康有为一反旧式的传统教育，以培养维新人才为其宗旨，以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为讲学的主要内容，培养出梁启超等一批思想开阔、力求进取的青年才俊。这些人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后来大多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或是维新运动的骨干。
康有为讲学期间，又在梁启超、麦孟华的帮助下，写出并刊行《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是这两部著作的发表却对维新变法事业产生了不少不良的社会后果。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从实践的后果看，使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有为离经叛道，要求连同康有为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管学大臣孙家鼐也上奏光绪帝“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是向光绪帝奏荐康有为其人，却对《孔子改制考》大加攻击。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并坚决反对康有为用孔子纪年，康有为不听，最终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在民间，康有为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章太炎因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与康有为门徒发生争执，导致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他得知《马关条约》的屈辱内容时十分激愤，遂与梁启超等鼓动 1000 多名各省举人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上书*运动，即“公车上书”。康有为用了 1 天两夜的时间，写出了 1.8 万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也称《万言书》。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向光绪帝献出了救国大计。康有为首先警告朝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既表露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又告诫光绪帝已到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并提出了以“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为中心的一整套对策。最后的“变法成天下之治”，是康有为这次上书的核心。他认为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变法维新，全面革新旧制。中国所以战败受辱任日本国宰割，根本原因在于国力弱。要立国自强，就必须“富国”、“养民”、“教民”。“富国”就是以西方强国为样板，效法维新致强的日本等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农、矿、铁路、交通、教育、金融、邮政等事业。“养民”就是为了创造更多、更精的社会财富以增强国力，应该仿照德、英等国，鼓励民众发展近代企业，并加保护。而“养民”的关键又在于“教民”，把发展近代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视为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条件。他强调，惟有国家富强，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才能大雪国耻，耀我国威。康有为还公开抨击*制度，建议由士民自下而上公举那些“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随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这实际上是仿照西方国家议院的模式，既可使朝廷的专断受到一定的制约，又能改变君与臣、官与民的隔绝，保证变法维新的推行。从而，即能“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上清帝第二书》是康有为革新中国的思想主张形成体系、走向成熟的集中体现，从革新原则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规划。康有为的这次上书虽然仍未上达于光绪帝，但《万言书》却辗转“遍传都下”，在北京城内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时的康有为已经名扬天下，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和一切希望祖国昌盛的人的代言人和新时代的呼唤者。
举人群起的爱国行动，却遭到朝中官僚的仇视。孙毓汶等人对举人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等卑鄙手段加以阻挠。另外因为“公车上书”的发动日，恰是光绪帝被*批准《马关条约》之时，致使行动失败。
“公车上书” 失败之后，康有为会试及第，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仍心系国事无意做官，尤其当《马关条约》互换生效后，康有为看到朝野上下依然麻木不仁，越发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忧虑。于是，针对换约后的局势，康有为对《万言书》做了部分调整。在几乎原封未动地保留“立国自强之策”的同时，又给予了充实，形成一份 1 6 万余字的新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
《上清帝第三书》，请都察院代呈奏效，递到了光绪帝的手里。这使得康有为大受鼓舞，又很快写出《上清帝第四书》，但是几经周折，未能递上。这使康有为终于认识到如不冲破朝臣的守旧壁垒，也打不开通向光绪帝之路，变法“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于是，在第 4 次上书受挫后，康有为便开始把争取对象扩展到朝臣士大夫方面。在六月末至七月初（8月份），他与梁启超创办了面向朝臣士大夫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接着，他又联络一些京官等各方之士筹划组建了社团强学会以增强其影响力。 在此期间，与帝党首领、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会面，是康有为争取朝廷上层的重大成果。
在此之前，康有为曾几次试图接触翁同龢，却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出乎康有为意料之外的是，有一天在他外出之际，翁同龢却主动前来拜访。康有为外出归来之后，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前往翁同龢府上回访。二人在翁同龢的书房之中谈话，谈得十分融洽，从中午一直谈到晚上，差不多谈了 6 个多小时。翁同龢首先对于此前未能帮助康有为向光绪帝转呈上书一事表示了歉意，并主动向康有为索要他的著作。两人反复讨论变法的有关问题，二人的*见解颇有相符之处，康有为向翁同龢详细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翁同龢则对康有为的一些变法主张表示赞同。康有为提出要翁同龢承担起变法强国的重任，并向光绪帝推荐贤才的要求。翁同龢对此表示了无奈，翁同龢告诉康有为：“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使康有为了解到清廷内部的真实情况。
任帝师 20 年的翁同龢是光绪帝极为信任和倚重的重臣，经与康有为晤谈，成为一个意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极力支持变法的开明人物。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对年轻的光绪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 年中国战败更增强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并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疑虑。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其时，他正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于维新的*（如李鸿章和张之洞）在进行着权力斗争。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胜他的对手。由于翁同龢既与光绪帝关系密切，又在清廷朝野联系广泛，所以康、翁的融洽晤谈，是康有为继第 3 次上书皇帝之后，在争取以皇权推行变法的道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在清*战败蒙辱、列强紧*、国势益衰，而变法图强的风气日盛情况下，不仅翁同龢发生了变化，一批*、士大夫纷纷起来急求雪耻之方，兴起了一股“竟言自强之术”的热潮。如顺天府尹胡燏棻进呈《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明确指出中国只有仿行西法走维新之路，除此而外别无他途，主张“劝立公司，准民间自招股本”，以期国富民强。侍读学士准良在奏折中认为，面对强邻环伺的严峻形势，采西法广修铁路，是“安危大局之枢纽”。给事中褚成博也指出，李鸿章等历经多年、耗费巨资制造、设学，但仍被日本打得大败，是由于因循旧法造成的，因此他主张仿行西法，必须首先破除积习、更新观念。军机章京陈炽则除了积极向朝廷献善后之策外，又支持翁同龢更张求存的主张，还大力协助康有为筹建强学会，直接投身于组织变法维新的实际活动中。这些*士大夫提出的“自强之术”，虽然彼此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内容各异，但学习西方革新图强以求存，却是其共同的出发点。与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要求相呼应，形成日益高涨的图强形势。一些要求革新图强的*士大夫又陆续向康有为接近，有的即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了。
在图强热不断升温之际，清廷内部各*派别的势力也互有消长。原来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早已声名狼藉，势力和影响大大削弱了。后起的洋务派显要人物刘坤一、张之洞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在对外态度方面，刘坤一、张之洞与李鸿章有明显区别，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们又都站在清廷主战派一边。刘坤一提出克敌制胜的良策；张之洞也多有积极性的建议，均为抗战做出自己的努力，又都抵制屈辱求和，反对《马关条约》。战后他们的声望均有所提高，成为显赫东南的封疆大吏。
后党官僚核心成员也有所改变，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先后*退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翁同龢、李鸿藻添补了孙、徐在总理衙门留下的空缺；恭亲王奕欣则重新控制了总理衙门；慈禧的亲信荣禄升任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进入清廷中枢；王文韶替换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了京畿要地、北京门户的管辖权。后党官僚和奕欣进一步控制着清廷的枢要。
在这种形势下，强学会被查封，使康有为“开新之风”的努力又受到挫折。强学会自成立之初，影响就非常大。李鸿章曾请求捐银入会，竟因名声不好而被拒绝；洋务派新首领刘坤一、张之洞等也支持或加入过强学会。随着强学会的壮大，遭到守旧势力的不断攻击，御史杨崇伊*强学会“植党营私”，要求予以严禁。清廷下令，先后将京、沪两地的强学会查封，北京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门翻译西方书刊。
目的：维护清朝腐朽的统治,主要目的是维护皇帝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新思想,概括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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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10:03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家、思想家、教育家，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辛亥*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主编《不忍》杂志，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1927年3月31日去世。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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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11:55
教育：废除八股，建立京师大学堂，各省设立公学，办医学院，出版报纸，举行*，经济考试
行政：裁员，任用进步人士，士可上书。
工业：建设铁路，发展农工商，奖励发明，美化京师。
允许*出国访问学习，保护教士，简化法规。
目的很明确，用西方的方法来改革清末的*，让国家富强。通过工业，外来技术做到强国。
最终失败，原因也是有很多的。你不问，我也不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