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杰出人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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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8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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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5 21:27
人们常常说，“时势造英雄”。那么是什么样的时势才能造英雄呢?一般地说，要具备这样两个特点：即宜人之势和*人之势。秦始皇善于在这样的风浪中游泳，他在宜人的形势中善采其“宜”，在*人的形势下善克其“*”，表现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品格。
第一，他敢于作出灭亡六国的战略决策。当时，秦始皇面临着两种抉择：有人建议他勿灭六国，免盛极而败；有的则建议他一鼓作气，统一天下。他自己也提出过“山东之建国，可兼与”[42]的疑问。历史上常常有成熟的时机而被决策人物放走的事例，造成历史性的错误，人们为此而长叹。例如长平之战后，秦本可以一举而灭赵，白起就曾这样主张过，但是由于秦昭王的犹豫，这个时机悄悄从秦国那些达官贵人们的身旁溜走了。秦始皇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即像李斯所说的那样：“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43]我们决不能把李斯的话视为危言耸听之论，因为当时的确是胜负未卜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处于决策地位的人物决而不决或决而不当，常会使历史走一段或长或短的曲折之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秦始皇在进行统一这个问题上英明果断，当决而决，正表现了他的雄才
大略。
第二，军事进攻与*上的分化瓦解配合得巧妙得当。我们纵观秦灭六国的过程，秦始皇采取了远交近攻，集中兵力，先易后难，中间突破，后扫两翼，最后灭齐的方针，在执行中又及时抓住可乘之机。灵活机动地变通主攻方向，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以*上的分化瓦解，两者结合，得心应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第三，善于和敢于竭尽全力进行决战。秦灭韩、赵、魏、燕，有过艰苦的战斗，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的说来，秦军是一种势如破竹的格局。可是在秦楚战场上，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秦始皇在灭掉韩、赵、魏、燕之后，想一口吞下楚国这块肥肉，召集满朝文武，计议灭楚大计。他认为王翦所说灭楚需要六十万人的主张，是人老怯敌之论，而轻信了那位年轻后生李信自吹自擂的话，让李信只带着二十万人去打楚国，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之后，秦始皇亲躬王翦乡里，请老将出征，并答应王翦提出的全部条件。在这两强决战的关键时刻，秦始皇信任部将压倒了猜忌，全力以赴的决心取代了侥幸取胜的心理，毅然倾全秦之兵交由王翦指挥，进行了这场非胜即亡的战争。老实说，没有气吞海内的气概，是不敢作出这种决断的。
第四，善于用人，博采众议，从谏如流，落落大方。在统一期间，秦始皇身上这种杰出人物的品质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之对李斯、尉缭、姚贾等人的态度就是明证。
李斯到秦国，为秦始皇所赏识，拜为客卿的时候，正遇上韩国派郑国到秦国搞间谍活动案被发觉，秦始皇听从了宗室大臣的建议，下了一道逐客令，驱逐包括李斯在内的全部“诸侯人来事秦者”[44]。对此，李斯上谏逐客书，以秦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批评了秦始皇准备实行的锁国*。这时，秦始皇能以理智代替感情，毅然决然除去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官复原职。
尉缭在与秦始皇交谈之后，辱骂过秦始皇，说：“秦王为人，隆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45]。可是，秦始皇依然觉得尉缭是一个人材，在当时的形势下，尉缭的计策，对于秦国之必要，如同一个人对于衣服和食物那样不可缺少，所以秦始皇不但没有因此而恼怒，反而拜他为国尉，委以重任。
总之，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秦始皇能认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朝廷上，亦能允许大臣们对问题进行反复议论，达到了这个英雄人物的最高峰。
但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使他陶醉了，迅速从英雄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向孤家寡人的境地涌去。
在新的形势下，秦始皇对防止六国贵族死灰复燃，倒是颇有警觉性。但是形势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刚刚脱离战国之苦的人民，嗷嗷待哺，极需休养生息这一点，秦始皇非但没有觉察到，反而是作了完全相反的估计。他到处吹嘘“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功盖五帝，泽及牛马”，“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这种虚伪的文字来掩盖男离田亩，红女赴戍的惨景。在秦始皇看来，他已泽及牛马，何况人乎?人民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所以他也就有权向人民索取一切，不给就是负恩，负恩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横征暴敛与严刑苛法相佐，形成了恶性循环。人民对他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统统破灭了，秦始皇的存在完全成了那个时代和人民的对立物。
在皇权神圣的封建时代，王本来就是超群而独立，称孤道寡的。秦始皇做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当然就更加神气和威风。有一帮大臣不断制造神化秦始皇的*，这点只要看看议帝号那场戏和刻石上的肉麻的颂词，就一目了然了。而秦始皇本人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恭维。当然，造成这样一个绝对权威对统治人民是有用的，但对统治集团来讲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情。战国时期那种君臣相对性消失了，秦始皇在一片神化声浪中，越来越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当年允许臣下亢礼的风度、深听异见的作风完全消失了，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更容不得批评。李斯曾建议他勿攻匈奴，他拒不采纳。“坑儒”之后，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对他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扶苏的劝告，根本无顶撞无冒犯之词，而秦始皇却勃然大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实际上就是施以流放罪。《吕氏春秋·骄恣篇》在总结亡国经验时指出：“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雍塞。”秦始皇晚年不正是这样一位把秦国推到亡国边缘的君主吗?
问题还不止如此。他为了能永居帝位，幻想成神成仙。最初他想皇帝的宝座由他一家独坐，要“传之万世”，但传之万世还不如他自己坐万世更惬意，于是他便迷信成仙，妄想长生不死。始皇二十八年，他东巡琅邪，齐人徐?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上面住着仙人。秦始皇居然信以为真，派徐?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到碣石，又派燕人卢生寻找仙子羡门、高誓。茫茫天穹，仙人何在?就在这一年，秦始皇觉得即使求得仙人，自己毕竟还不是仙人，于是“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他要亲自尝一尝不食人间烟火、做一个仙人的滋味了。不久，燕人卢生入海回来，献上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五个大字的图书，胡诌了一通鬼神的事。仙迷心窍的秦始皇误认为“亡秦”的“胡”是胡人匈奴，因而便大事进攻匈奴。更为可怜的是，从此以后，秦始皇对迷信占卜更加深信不疑。始皇三十六年，发生了一件所谓鬼神的事。秦始皇求人占卜，“卦得游徙吉”[46]，于是他便迁北河榆中三万家，翌年十月遵卦出游。这一年，秦始皇再至琅邪，方士徐?根本没有找到神仙的影子，十年光阴不算短，仙人未得，耗资巨万，秦始皇应该清醒了。可是，他却继续执迷不悟，被徐?编造的另一套神话所欺骗。
秦始皇晚年，疑神疑鬼，怀疑一切，只相信自己，结果自我禁锢，与世隔绝，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韩非说过：“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47]秦始皇又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始皇三十五年，卢生求仙人不得，对秦始皇胡编了一套谎言，说什么“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48]。大约是方士们摸透了秦始皇贵独的心理，所以就步步紧*，结果在秦始皇身上，神仙学和法家“贵独”达到了高度结合。他自称“真人”，连“朕”也不称了。命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49]。秦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看到丞相李斯车骑甚众，大有自惭形秽之感。有人将此告诉了李斯，李斯便减少了随从人马。秦始皇大怒，认为是犯了他的禁忌，把在场的人全部杀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迹了。韩非主张“贞信之士不盈于十”[50]，秦始皇到了晚年所相信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始皇三十七年十月最后一次出游，重要的随从人员也只有“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51]。出游不似深居皇宫，该是君臣朝夕相处，然而秦始皇病死沙丘，除了上面那几个人以外，其余群臣竟然一无所知。可见即便在出巡的情况下，能接近秦始皇的人也是很少很少的了。
历史事实表明，君主越是神秘，权力越是集中，这个君主就越是容易被人愚弄和操纵，他的权力也就越是容易被奸臣所篡夺。《吕氏春秋·君守篇》在评述奸臣的产生时指出：“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奸臣一类人物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毒蘑菇能否冒出来，关键是“人主所为”。赵高这个毒蘑菇应该说是由秦始皇培育出来的。
四、法家与秦胜秦亡的关系
秦始皇是终生信奉法家的，统一后尽管他还崇尚五德终始说与神学迷信，可是这两种理论在秦始皇那里都巧妙地成了尊法的一种补充。五德终始证明他代周的必然性和行苛法的合理性，秦为水德，水德主阴，阴在*上就表现为残酷的刑罚。神仙迷信同法家的“贵独”相衔接，更加神化了皇权。秦始皇对儒家总起来说不感兴趣，但对其中的封禅说，把皇帝和上帝联系在一起，他还是感到津津有味的。他是第一个搞封禅的帝王。
法家思想在秦始皇统一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但秦亡同法家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曾有人说秦亡于尊法黜儒。可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此说被定为大禁，他们规定秦只能亡于儒。可是谁都知道，儒家在秦朝连个合法的地位都没保住，又何谈秦亡于儒呢?此说纯粹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搞影射的产物。
关于秦亡于尊法黜儒，最早是由陆贾的《新语》，特别是贾谊的鸿篇《过秦论》中提出来的。两千年来，人们陈陈相因，在封建社会几乎成为定论，对今天的史学界也有相当深的影响。这种说法对吗?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像秦朝灭亡这样重大历史事变的终极原因，不应当从思想中去寻找，而应当从经济条件中去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讲，秦亡于法的提法也是不对的。至于说秦亡于尊法黜儒，则包含着很大的扬儒抑法的成分在内，当然错误更多。但是，一种思想，特别是把它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思想的时候，对加快或者迟缓社会发展的速度和王朝存在的长短是有重大作用的。秦朝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和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是农民起义推翻的。但秦朝何以速亡?这同秦始皇所奉行的法家思想有重大关系。
为什么帮助秦始皇取得胜利的法家思想又迅速地把他引向失败?我们可以从统一前后历史条件变化的对比中寻找答案。
法家是主张实行*集权和耕战的。在统一之后，秦始皇所采取的各项*与措施，十分明显，是他争取实现统一*的继续和发展。例如在行分封还是行郡县这个问题上，他讲得很清楚：“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52]征匈奴、戍五岭，从本质与主流上看，应该说是他兼并六国*的继续。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与除灭六国有明显的不同。六国均属富饶之地，对六国用兵虽然花去许多许多军资，但可以做到以战养战，获得不可胜数的战利品。但征匈奴与戍五岭，非但不能以战养战，反而蚀了不少老本。这一点李斯当时就指出过。汉初晁错批评秦始皇“贪戾而欲广大”，“功未立而天下乱”，是有一定根据的。其后主父偃、严安等又详论了得不偿失，引起天下大叛的经验教训。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法家的主张本来就很成问题。他只讲君，不讲臣，主张主尊臣卑，把君臣关系完全对立起来。韩非就赤裸裸地宣称：“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53]又说：“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54]还说：“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55]一句话，“上法而不上贤”[56]。在统一之前，由于形势所迫，秦始皇采取了招揽人才、虚心纳谏的态度，可是，在统一之后，秦始皇就死死按照韩非这些主张行事了。侯生、卢生说的“丞相诸大臣皆多成事，倚办于上”，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不察民情，不知实底，不听异见，闭目塞听，完全陷入了昏昏然、蒙蒙然的状态；然而他又要说一不二，这种有令无议的紧张局面大大削弱了秦朝进行统治的能力。
在处理君民关系上，法家，特别是韩非，完全不理睬当时有关“贵民”、“爱民”、“为民”、民水君舟等思想，在他们看来，民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供君主役使。韩非公开讲：“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57]在统一之前，由于秦与六国相争的矛盾十分突出，而且又可以在同六国的交锋中做到以战养战，用“良田大宅”、“爵禄”等实际利益来“易民死命”。但统一之后，这种条件基本上消失了。正如晁错所指出的，“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58]。而秦始皇要用民戍边，用民大兴土木，用民作奴隶，总之，要无偿地“用其力”。怎么办?秦始皇还是那一套，苛法在其前，刀剑随其后，法家的残酷性得到空前的发挥。
本来，如贾谊《过秦论》所说，春秋以后，“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然而，秦始皇却“怀含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故其亡可立而待”。我们仔细推敲贾谊的议论，某些具体情节或许不当，但从总体上讲，实在是一番入木三分的总结。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不但不改弦更张，而是变本加厉，所以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显赫一时的秦王朝随之崩溃了。
“四人帮”及其御用史学家说什么秦亡于儒，企图为秦始皇的罪恶辩护，那是徒劳的。
秦始皇依靠法家所取得的胜利，决不能代替地依靠法家的所犯下的罪恶!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功大过亦大的人物，集中在他身上的矛盾重重交错。怎样在复杂的矛盾变化中陈述他的功过是非，是我们远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正因为复杂，对他的评价历来差距悬殊，甚至大相径庭，其中蕴含的理论分歧也较多。再加上“四人帮”借吹捧秦始皇宣扬封建*主义，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对秦始皇进行再评价，对促进历史研究、批判封建*主义，都是有意义的。
参考资料：http://www.bc221.com/data/2006/1203/article_1531_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