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汉乐府兴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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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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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23:37
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
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
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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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周代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更广泛，更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许多作品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
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
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作上。如前所述，汉乐府民歌得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杂言体在当时尚未引起文人们的注意，但自建安后，它的影响已日趋显著。
五言体的影响，比之杂言更早也更大。据现有文献，可以肯定，文人拟作五言诗是从东汉初就开始了的，如班固的《咏史》。东汉中叶后则拟作益多，有的有主名，但更多的是无名氏的抒情诗，如《古诗十九首》等。
到汉末建安，更出现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体而代之，一直成为中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划，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成为后代一切反映现实的诗人的学习榜样。
仇兆螯评杜甫“三吏”，“三别”说：“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这是不够正确的。因为陈琳的这种表现手法也是从汉乐府民歌学来的，而且“设为问答”，也只是一端。
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批评现实通常是通过对现实作客观的具体的描绘，但有时也在诗的未尾揭示出写作的目的，这对于后来白居易的“卒意显其志”也有所启发。至于李白的抒情诗中那些出人意表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夸张，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它和汉乐府民歌的渊源关系。
综合上述所说，汉乐府民歌在中国诗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现的解放。《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是“感于哀乐”之作，便是指这一特色而言。对于诗歌的发展，这一点同样是很重要的。后代情感强烈的诗人，常从这里受到启发。李白的《战城难》，就是对汉乐府民歌的模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乐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乐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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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23:37
汉武帝时期，扩大对乐工的征召，大量搜集“赵、代、秦、楚”（即泛指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民谣，可见乐府采集民歌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乐府搜集的民歌，“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淮南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左冯翊，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河东、蒲反歌诗”1篇，“杂歌诗”9篇，“洛阳歌诗”4篇，“河南周歌诗”7篇，“周谣歌诗”75篇，“周歌诗”2篇，“南郡歌诗”5篇，萧涤非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中曾言：“统计不下160篇，其地域几及当日中国之全部，盖皆出于民间者也”。[4]但又在田可文的《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中指出：“有目可考的民谣就有138篇，这只是保存下来的一部分而已”。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汉乐府搜集的民谣是跨过中国的大江南北，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却不能将全部的民谣流传下来。但乐府设立，确实却为我国民间音乐的发展创作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汉书·礼乐制》云：“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从中可知，李延年曾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司马相如把采集南北的民歌曲调，并命文人为乐府制作歌诗以配合歌唱。此外，李延年还用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摩可兜勒》一曲素材，创作新声二十八解，《晋书·乐志》中曾记载：“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5]。这些音乐家们以自己独有的音乐天赋，为乐府音乐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注入了新时代的特征，由此显示了乐府音乐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汉武帝即位之后，主要将乐府的职能扩大到郊祀活动中。《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今汉郊庙诗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与钟律，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与朝廷”。从中可以看出，汉代由乐府采集而来的民间音乐被统治者用于祭祀、朝会之中，这里的“郑声”也就是所谓的民间音乐，在周代，统治者重视雅乐，认“郑声”为“靡靡之音”。然而在这里，却被用于大型的祭祖活动之中，可知，汉代对民间音乐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从汉武帝下令用新声改编枯燥乏味的雅乐，以创作的歌诗取代了传统的古辞，这些都说明了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后，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和赏识，使民间音乐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到了汉成帝（前33—前5年）年间，乐府音乐达到了空前得发展。“根据桓谭的《新论》说，汉成帝时期，乐府的人数有千人之多，到了汉哀帝罢乐时也有829人，其中乐府内各类人员分工很细，如有专门进行演奏的郊祭乐员、骑吹鼓员、沛吹鼓员、邯郸鼓员、巴渝鼓员、芋员、瑟员、蔡讴员、齐讴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选读民歌的夜诵员，测音、调音的有听工，制造和维修乐器的有琴工员，柱工员等。”[6]如此庞大和分工如此精细的音乐机构，是史上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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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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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23:39
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乐府'本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用来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其中采集了大量民歌，后来，"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今保存的汉乐府民歌的五六十首，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如《战城南》、《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其文体校《诗经》，《楚辞》更为活泼自由，发展了五言体、七言体及长短句等，并多以叙事为主，塑造了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孔雀东南飞》(又名《焦仲卿妻》)、《木兰辞》是汉魏以来乐府中叙事民歌的优秀代表作,称为乐府双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