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里拜尔的主要作品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7 07:07

我来回答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8 06:25

多尼采蒂《拉美摩尔的露齐亚》中的露齐亚，《爱的甘醇》中的阿迪娜，
《军队的女郎》中的玛莉；；《唐帕斯夸莱》中的诺丽娜
莫扎特《魔笛》中的夜后；《女人心》中的黛丝比娜，《后宫诱逃》中的布隆德《唐璜》中的采林娜
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吉尔达《假面舞会》中的奥斯卡 《法西塔夫》中的南内塔 海顿《奥尔兰多帕拉迪诺》中的安吉丽卡；
普契尼《贾尼斯基奇》中的劳莱塔；
贝利尼《梦游女》中的莉萨；阿米娜
瓦格纳《帕西法尔》中的花仙；
斯特拉文斯基《夜莺》中的夜莺；
德利布《拉克美》中的拉克美；
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罗西娜，
施特劳斯《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中的采比内塔；
奥芬*《霍夫曼的故事》中的木偶奥林匹亚；
马斯涅《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索菲；
韦伯《自由射手》中的安仙；
郝维亚《山村女教师》中的杨彩虹。（该剧是迪里拜尔主演的第一部中国歌剧，也是国家大剧院原创的第一部现实题材的中国歌剧，2009年12月22日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
金湘《热瓦普恋歌》中的阿娜儿古丽。（该剧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金湘先生特意为迪里拜尔量身定做的一部新疆民族题材歌剧，2010年8月14日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
除了歌剧，还与世界著名指挥家和交响乐团合作过数百场音乐会。 足迹布及瑞典、丹麦、挪威、荷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圣马力诺、英国、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土耳其、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台湾省、香港以及中东等地，所到之处均成为当地电视台、电台及各种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她合作过的歌剧院包括：芬兰国家歌剧院、瑞典玛尔莫歌剧院、斯德哥尔摩歌剧院、德国波恩国家歌剧院、汉堡歌剧院、柏林国家歌剧院、不来梅歌剧院、杜塞尔多夫歌剧院、法兰克福歌剧院、哥德堡歌剧院、慕尼黑歌剧院、萨尔兹堡歌剧院、巴伐利亚歌剧院、意大利国家歌剧院、威尼斯歌剧院、荷兰阿姆斯特丹歌剧院、维也纳歌剧院（正是在这里，迪里拜尔以她独特的“小个子”夜后形象征服了观众，乐评说“……她演唱的夜后火辣辣的！”）以及中国国家大剧院等。
无论走到哪里，迪里拜尔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培养的歌唱家。当她从容面对各种荣誉和赞美时，她最大的心愿却是能经常回到祖国歌唱，让国内的观众和她一起分享她认为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那些荣誉和赞美…… 撰文：赵世民 时间：2000年
我拿着作家王蒙传来的书面发言，有点担心，我怕全文照念会让坐我旁边的迪里拜尔吃不住，发言里有对迪里拜尔的批评，说她在昨晚的演出中来回翻谱子，似乎对曲子不熟，令观众伤心。我寻思王蒙和迪里拜尔是朋友，就照直念了。这是《千古名篇音乐朗诵会》第一场之后开的座谈会，我受托主持。没想到我念完之后，迪里拜尔先是笑了，是那种不好意思的笑，脸泛着潮红，倒更映着她眼睛的明亮。接着她就认错，说争取后两场演出弄熟谱子，尽最大可能展现作曲家的意图。
我觉得迪里拜尔有点冤。按照贯例，请她演出需提前一年拿到谱子。可这次从接到谱子到上台演出还不到一周时间，且只有两次排练机会。而作品是莫凡1999年写的交响合唱性的清唱剧《洛神赋》，有40多分钟。排练和演出我都在场，迪里拜尔的作业是最认真而有效的，演出时“乱翻谱子”是帮男高音的忙。在整场演出中，还就是迪里拜尔演唱得最好，如果闭眼听，很难想象这是她首次演唱的新作品，且排练仅两次。难怪会上卞祖善对王蒙的批评不以为然：“你关注音乐吧，干嘛老看她翻不翻谱？”尽管如此，迪里拜尔还是把批评都承受下来。她说：“只要有利于我更好地进步，多尖刻的批评我都接受。”
1999年已经是国际上大名星的迪里拜尔仍跟李晋玮老师上课，“不论是接受新的歌剧演出或准备一场新的音乐会，我都把*请来为我上课，直到我首场演出之后*才离开。”
圈里人都知道*的耳朵尖，但并不一定知道她的嘴更利，让*上课就是要经常听到准确的批评。在国外，好听的话，同行的，评论的，记者的，太多了。“也正是有沈老师——后来仅是*对我20多年的严格要求和尖锐批评，才使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艺术上，永远往上走。”迪里拜尔说。
我追踪迪里拜尔的演出有十五、六年了。听迪里拜尔唱，心踏踏实实地放肚里，你的生命潮水，随她的歌声起伏跌宕，忽高耸入天，让你领略上界迷奇，忽下行荡海，被深蓝的水浸淫。声音纯得像一束激光，纤细、透明、温暖，无所不至。
迪里拜尔回过几次北京，但都是忽忽一见，来不及细聊，直到2000年迪里拜尔春节要探家，被钱程截住，她才突击演这场《千古名篇》音乐会。在临近除夕，由钱程出面，我和她方能深聊一次，那已经是半夜了，整个古钢琴咖啡屋就我们一张桌子还燃着红烛。迪里拜尔喜欢烛光，脸红红的，两个眼睛里映着烛火，水汪汪的。 　我说：“我追踪看你十多场演出，有时正赶上你身体不适。但你丝毫不受影响，照样发挥正常。到今天为止，我还没看过你这种水平的研究生毕业音乐会。我很奇怪，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换了别人，嗓子早潮了。”
迪里拜尔说：“我从前训练自己的时候就要求自己适应各种场合演唱，这包括不同的场地和不同的身体状况。因为你是个演员，你必须要把自己最好的艺术水准呈现给观众。你不能因为今天感冒嗓子不好或时差没倒好犯困就要求观众原谅。其实你在求观众原谅的同时你也在失去观众。20多年来，我参加了上千场演出，从没误过一场演出。当然能让我在任何情况下发挥正常那还得感谢沈湘李晋玮老师教给我一个正确的演唱方法。这么多年来是方法帮了我。”
迪里拜尔没误过一场演出是真，但取消过安排好的演出，那是1993年10月，她的导师沈湘教授去世，悲痛的迪里拜尔得到噩耗的当天就向芬兰歌剧院领导请假，要回北京奔丧。迪里拜尔流着眼泪说：“我是中国的沈湘培养出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更不会有我跟贵院的合作。我要回去，尽一个弟子的孝心。”院领导被迪里拜尔的真情感动，特准她的假，不能参加的演出不按违约处理。要知道，他们的演出都是提前一年订好合同，如违约，要支付一大笔罚金，一般是出场费的数倍。那天我在场，告别室弥漫着威尔弟的《安魂曲》，迪里拜尔缓缓走向沈湘的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出了告别室，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她向《光明日报》记者说：“沈湘夫妇1979年去新疆讲学，发现了我，费劲周折，把我带到北京，先是进修，后转本科生，接着又保送读研究生，我一直跟他学。我跟他不但学到了最好的歌唱方法，他的人品，他的艺术修养也影响着我。他对我这个少数民族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都要好。沈湘是伟大的，他是大师，他的水平是世界级的。”
真是一日师生百年恩。
迪里拜尔说：“一个歌剧演员不但要经常克服身体上的不适，拿出最好的表现。还要经常掩饰自己心里的巨痛，把欢笑带给观众。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出来的。”
我想起列昂卡瓦洛写的一个歌剧《丑角》，主人公内心忍着爱人背叛他的痛苦在舞台上装拌小丑逗观众开心。
迪里拜尔喝了一口茶接着说：“三年前的年除夕，我要参加新年音乐会的演唱。要过年了吗，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个好。但老没人接。到开演前半小时，终于通了，是我嫂子接的，她不说话，只是哭，我追问半天，她才说妈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放声大哭。我爱人听不懂我跟家人说什么，以为我在哈哈大笑。他着急地指指表，说快要演出了，你还跟这打电话笑。直到他看见我的眼泪，才知道事情不妙。等我告诉他这事他也蒙了。怎么办？这时根本找不着人替，观众都进场了，不唱呢，更不行，因为我有40多分钟的节目，几乎占一半，再说观众又多冲着我买票。最后决定我还是去。临开演5分钟我才赶到剧院，上台前只涂了点口红。剧院只有个别领导知道这事。我上台强打精神唱开了。”
我问：“唱的什么曲目？”
迪里拜尔说：“施特劳斯的《春之声》，还有圣诞歌曲《铃儿响叮当》等等，全是欢快幸福的歌曲。我一个音都没唱错，演唱完，兴奋的观众把鲜花抛向舞台，一会，舞台就成了花的海洋，观众的掌声不让我走，我反复谢了十多次幕。演出完剧院的演员又撒香槟又唱又跳，我也必须接受他们的祝贺。过了午夜，我不愿意回家，走在街上，哭一阵，笑一阵，又哭一阵。”
我问：“怎么还笑？”
迪里拜尔说：“那时就觉精神有些错乱。”既然有“喜极而泣”这个成语，相对也该有“痛极而笑”。
迪里拜尔说：“这次我刚好有个较长的假，回来看看，给我妈妈爸爸扫扫墓。我爸爸去世的更早。我非常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从小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尊重我的爱好，支持我学歌唱。另外我这次回来还想看看小学的同学。虽然那些小学和中学都拆了，那我也想到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看看。我是在喀什上完高中才到乌鲁木齐。有人说，老想去小时候的地方看看说明你老了。人是到了一定年龄，才爱叙旧。记得爸爸妈妈挨斗，我就哭。爸爸很早就参加了*，他坐过国民XXX的监狱，*期间，又被关起来。他可是马列的忠实信徒，维语的好多马列著作是他翻译的。当他知道新疆歌舞团不要我，不是因为我条件不够，而是因为他的问题受影响，他很难过。为了让我能够进歌舞团，他让我写决心书，和家里划清界限。”
钱程拿出一张迪里拜尔新出的唱片，让服务员在咖啡屋里放。在她的歌声氛围中跟她聊天，真是少有的，美好而亲切。
我问：“你跟外面那么多歌剧院演戏，有没有受欺负的时候？”
迪里拜尔说：“那次演《塞维利亚理发师》原定我是A组罗西娜，有个芬兰金发女郎演这个角色的B组。排练她老往总监那靠，三混两混，有一天在全体演员大会上，总监宣布罗西娜是金发女郎演A姐，我成了B组。我当即就质问：为什么？是因为我的演唱不如她吗？总监说想要一个金发罗西娜。我说，都是内行，谁都清楚，要什么头发，戴个头套就能解决问题。总监支支唔唔，说总之需要这样的人演A组。总监是个大花贼，我知道定是叫花弹击中了。我说，那我就不演这部戏了。总监又说不行，我非得演。这个总监在欧美名气很大，连院长都怕他几分。院长也劝我，忍着吧，你就改唱B组吧！在一次排练中，当我唱完，总监说：真难为我。迪里拜尔唱得那么好，A组非她莫属，可那个金发女郎又跟我上过床。”
我说：“结果又让你唱A组了啦？”
迪里拜尔说：“你往下听。他还是决定让她唱A组。这一次排练，我和他顶得更厉害，其它演员都挺担心，因为这个总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没人敢跟他叫板。最后正式演，让我看A组的第一场。我提前到了剧场，正往座位上走，被剧院领导叫住，让我赶紧上妆。我说今天不是A组吗？我明天演。领导说观众是冲着你买票的，最后决定还是你唱A组。演出结束，总监又当着全体演员的面说：“让我到他的歌剧院唱去。他私下里对别人说：“这个小东西特厉害，别看她人小，容量特别大。”
我说：“你是一个中国人，在洋人堆里抢他们的饭吃，他们不跟你急吗？”
迪里拜尔说：“在心里早盼着我死呢！虽然表面上他们又送我鲜花又夸我。但不管同行多恨我，盼着我生病不能演出，他们私底下总要向我打听，我是跟谁学的？在哪留的学？我说我是在中国学的，我的老师是沈湘李晋玮，他们特别羡慕我有这么好的老师。有一次萨瑟兰的丈夫见我，他是非常好的声乐教育家，萨瑟兰就是他教出来的。他说我的老师太棒了。他跟剧院的头说：迪里拜尔当代最好的花腔女高音，别用她太很。歌剧院有的是，迪里拜尔只有一个。”
我说：“你最早的恋爱被压制下去了，后来你到了北京，我想说你的婚恋又挺曲折，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迪里拜尔说：“有的人结婚是一种手段，为达到一种目的，当你能实现我的目的时，我跟你结婚，而且一旦达到或不可能后，马上就要寻找下一个结婚的人。这在国外，唱歌剧的，有一些人是这样。我结婚是为爱，为有一个温暖的家。我的第一次婚姻之所以历尽曲折，还不是因为我把爱看得太重了？后来我们出去了，我们走着走着又走叉了，我们没吵没闹，好说好散。我觉得我们缘份尽了，我劝他重新找一个爱他关心他的人，而我的生活也要重新开始，我也需要一个丈夫，我又不能一个人过。后来，我一个人到瑞典歌剧院演出，碰见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们已经结婚6年了。他很喜欢中国文化，吃饭用筷子，还会做中国菜。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满世界飞来飞去，演歌剧唱音乐会，他又不可能整日陪着我，他是剧院的领导，工作也特忙。经常我在家时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他才回来。我们在艺术追求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当然，我每次演出下来，只要他看了，自然先要听听他的意见。因为他是我丈夫，不会像同行或歌迷光跟我说好听的，他会如实地评论我的演出。1996年，他跟我一道去了新疆，他能上能下，深入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回来，他很有感慨，说：我们有的，你们没有。你们有的，我们没有。倒是公平。”
我说：“我一个朋友一次去芬兰，在飞机上看电视介绍芬兰国宝，其中就有你。你怎么成了芬兰的国宝？”
迪里拜尔说：“芬兰特别重视歌剧，我在他们那演歌剧，他们认为这是芬兰的骄傲。我此时拿的是芬兰护照，是总统特批的，我这是为了世界巡回演出方便。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2000年，我住在瑞典。有一次节日，瑞典一个名人办了一个招待会，有各国的使节出席。芬兰大使拉着我走向众人面前说：“迪里拜尔是我们芬兰的国宝，那个人马上接着说她也是我们瑞典的国宝。听到这，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我是中国的，我是中国几代声乐教育家创造的一个成品。所以，只要有机会，国内邀请，我都回来演出。像这次，唱《洛神赋》，尽管排练时间不够，我也要尽力唱好。下面，我要和钱程策划下台我的个人演唱会，除了歌剧咏叹调，我还要唱中国艺术歌曲、各种风味的民歌。”
我对钱程说：“不光在北京，还要去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新疆。”
钱程说：“正在筹划。顺利的话，今年就成行。”
我问：“迪里拜尔，我知道你跟王蒙关系很好，在新疆你们就认识吗？”迪里拜尔说：“在新疆时我们不认识。那是在北京，开全国青联会，休会时，王蒙冲我走来说维吾尔语，说得可棒了。说以后让我找他。当时他是文化*，我对他敬而远之。等他不当*了，我们的关系就特别好。他特别能讲笑话，用维语讲，尽是土话，每次听得我都肚子疼——笑的。有一次我不知有什么烦恼跟他说，他告诉我对这种人不能认真。他给我讲个故事，说两个人看《水浒》，一个说里面有个李逵，另一个非说叫李达，两人争执不下，找了一个先生评断。那个说是李达。先生说，你是对的，你走吧。说李逵的人急了，你怎么这么傻？明明是李逵，你为什么说他对？先生说：你知道是李逵，你还有救，那个非念李达的人没救了，就让他错一辈子吧！我特别爱看王蒙的小说，看完了一遍，又从头再看，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生活的智慧。那次他到德国，正好我有演出，歌剧《军队的女儿》，我请他看了，他说：‘没想到你还能演喜剧，活泼得跟四岁孩子似的，我的巴掌都拍肿了。下次你演悲剧，我一定要带手绢。“” 《东方之子》—我来自中国—迪里拜尔
专访时间：2002年8月27日
几天前，迪里拜尔利用回国的机会，再一次来到母校——*音乐学院。1984年，她就是从这里直接走向世界歌坛的，当年在芬兰国际声乐大赛上一举成名，迪里拜尔有了“中国夜莺”的荣誉，在世界歌坛闯荡的十几年时间里，迪里拜尔的歌声遍及世界顶级歌剧院，如今在很多芬兰歌迷眼里，她的知名度甚至比总统还高。
迪里拜尔：我曾经快毕业，不是快毕业了，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这个上面是个阳台，我在这边也有个琴房。
记者：1984年的时候，您参加芬兰的国际声乐比赛，他们把您称作国宝。
迪里拜尔：我觉得像歌剧，应该是西洋艺术了，这感觉就像一个洋人到中国来唱京剧，然后被中国人当做一个国宝和当家花旦来看待。
记者：我觉得这个，这么反过来一想，好像几乎是不可能的。
迪里拜尔：是，所以从小的来说，从来没有给自己丢过脸，从大的来说，也没有给我们自己的国家丢过脸。这个代价是很大很大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就是说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到底为了某一时的辉煌，还是艺术青春常在，这就要看你怎么去看它的价值。
记者：您在这个过程中面临过这样的取舍吗？
迪里拜尔：肯定啊，随时都有啊，比方说这个挺复杂的，真的很复杂，但是我还是这句话，之所以我到此时还能被人承认，还能到处走，这唯一一点就是因为你强。
记者：是什么强，是艺术上的造诣强，还是意志强。
迪里拜尔：意志强，对。
记者：还有呢？
迪里拜尔：个性，还有你的为人正直。所以这样的话，给比较有文化的人唱，和给真的最基层的农民去唱，一样鸦雀无声，照样能打动人心。所以说什么叫美声唱法，它是美好的歌唱嘛，那肯定应该是漂亮的声音了，但是咱们用这漂亮的声音，别忘了最后是去唱艺术。
迪里拜尔在世界歌坛闯荡了十几年，是多家国际一流歌剧院的终身独唱演员。她的抒情花腔演唱技巧娴熟，可以把别人看来遥不可及的高音表达的轻盈、华丽。有人评价迪里拜尔的歌声纯净的像水晶一样明亮。
记者：作为音乐家，通常比方说，在一个很够世界水准的剧院演出，可以基本上像一种资格认证一样，或者说能够担任一个重要剧目当中的著名角色也很重要，但这时候，有可能这个角色并不适合你，那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
迪里拜尔：没有，我从来不选，不适合我的曲目，你比如说明明我不是茶花女，人家也不会说能不能给我们唱个茶花女，人家不会找你，你知道吗。偶然觉得可唱可不唱，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做选择。那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选择，因为我要说个不字，可能下回再也不请我了，我这又没活干了，很多人也做自己不适合自己声部的角色都去唱，但我没有这个困难，这是艺术上。从这个做人的感觉上，比方说他有可能一到那个环境，马上自己陷入一种自卑，或者说也有可能就是完全觉得对方就是好的，完全的全盘接受，不是这样，我们还是有点盲目崇拜，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们这就认识三大男高音，这都说错误的概念，在外面叫意思是说三个男高音，不叫三大男高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些人在外面已经没钱可挣了，就可以到中国来，去挣中国人的钱，我们还在这傻乎乎的，哎哟，欢呼的不得了，要什么给什么，我觉得挺可悲的。
记者：您在国外摸爬滚打十几年，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在西方的环境里面求发展，或者说求生存的话，在心态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迪里拜尔：非常重要一点，我们出去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方方面面得充实了，因为我们比较起来，我们有非常好的嗓子，唱得比较好，但是特别白，你的文化又不够，知识面不广，完了以后语言非常的重要，出去最吃亏的就是语言，真的，所以我觉得最好学好了，别盲目的就跑出去了。
2002年四月份，迪里拜尔在北京举办的独唱音乐会，现场观众一次次被身高1米5的迪里拜尔感动。
记者：通常我们看到的美声唱法的歌唱家，都是身材偏高大，像个音箱一样比较有优势，而你身材这么娇小，这对你来讲是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吗？迪里拜尔：没有啊，我的音箱用得很好啊。因为你再高大，你把所有的该用的音箱，都没用上，你照样没用啊。所以我这么小，但是我把我该用的部位全用上了，这就说明我学方法学的还是比较全面，我碰上一个好老师，而且我在各个阶段的老师们，他们真是挖掘了我所有的可能性。
迪里拜尔的导师是*音乐学院教授李晋玮，每次回国，师生俩都要聚到一起。
记者：对您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哪一位呢？
迪里拜尔：我一共就有过3个老师，一个是郭凌弼老师，他也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我在他那学了三年以后，他把我就交给沈湘老师跟李晋玮老师，沈先生跟李晋玮他们是一家人，他们俩一直教我，到沈先生去世。
记者：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老师还在帮你做修正？
迪里拜尔：对，因为什么呢，再好的唱家，因为我们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人自己比较主观，你觉得你好像怎么怎么着，实际上它出来的效果不一定就是您想像的那样，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个第三只耳朵。
记者：您曾经说您的老师对您产生极大的影响，我想这个影响肯定是除了艺术范畴之外，还有其他的。
迪里拜尔：对啊，做人，做人。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小的例子，有一天我到系里去，我进来之后我就看见沈湘老师在往黑板上写什么东西，我也没介意，这时电话铃响了，接了个电话，找谁谁，不在，我把电话挂了。沈湘说这不像我的学生，他说，你看我在干什么呢，我才看见他在黑板上给人留言，他也接了个电话找什么人，他说如果要是有别人来找你，真的有个急事儿什么的，不就误了吗，你说是不是，所以做人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记者：这样最后，这些东西都是您艺术上发展成长的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因素，做一个正派的人。
无论在音乐会上，还是自己的专辑里，迪里拜尔总要把中国民歌作为保留曲目演唱和收录。
记者：所以说当别人知道，您完全是在中国学出来的感觉吃惊的时候，您肯定觉得很可笑。
迪里拜尔：是啊，因为我从来腰板子都很直，走到哪儿还是这么说，我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中国人打造的一个产品，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个歌唱家。所以我在外面走到哪儿，人家都问，哪儿学的，我总是说在中国，在北京，那后来呢，我说没后来，我说后来还是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