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边关将领都手握重兵,却为何不敢轻言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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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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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8 19:47
虽说我国古代地方镇关将领造反的事件不胜枚举，但纵观整个古代史，造反这一举动还是很少，地方军队将领的“不敢造反”是由诸多方面原因构成的，其中包括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集权的稳固加深、边防军队调派管理机制等原因。
思想基础
统治思想在百姓看来好像并非那么重要，但在于国家层面，就是一种管理国家极其重要的工具。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发展壮大至根深蒂固，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施政措施的奠基，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
儒家思想讲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早在夏商时期，就有载君主意志受命于天，到了汉朝，董仲舒提出“天意”、“天志”的概念，进一步神话君主，也有了“君权神授”的概念，而传统儒家学说里的忠义，首当其冲的是忠于君，义于国。这种思想控制手段不是一朝一夕的形成，而是千百年文化积淀的结果，作为封建社会育人慧民的思想基础，但凡受文化教育的人，都会从儒家经典开始学习，这也就更加深了臣民对于忠君爱国的认可。
作为镇守边关的一方将领，也是统治阶级的中高层人物，受到的儒家思想熏陶就更为深刻，守一方安宁，捍卫国家领土是每一个将领心中最初衷的思想，而无论是对于君主还是国家，忠字当头，不敢造次，博取功名，拜将封侯，留名青史才是镇边将领的共同认知。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造反，就连小说里的山贼匪徒宋江，也是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最后招安为臣，才留忠义之名于青史。
*集权
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无论是从思想选择还是施政手段上，最终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就是加上*集权还有皇权，从中国古代发展的历史中明显可见的是，历朝历代都会对前朝灭亡的原因进行总结，而后制定一系列的施政措施以避免前车之鉴的再度发生，而伴随着这种施政措施改变的，亘古不变的就是*集权的强化和地方权力的削弱，皇权的加强和相权的削弱。这种此消彼长间的权力变化，也体现在地方军队与*军队的强弱改变上。
从周天子的诸侯分封制到封建社会的*集权制度，无疑是将地方军队的实力慢慢削弱，汉初景帝冒着地方叛乱的风险，强制削藩，就是朝廷对于地方势力的干预，这种简单粗暴的削藩措施亦见于明朝朱允文、清朝康熙，只不过朱允文败了，康熙胜了。但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改变外强中干的危险局面，而在这种局面下没有做出及时反应的唐朝，就在二百年间一直承受着“节度使”这个尴尬而又麻烦的问题。
在历史的发展中，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制定出一系列的削弱地方军队的措施，比如定期调换地方驻军的高层领导，以避免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又或是直接由*调派监*史等亲信或者皇室宗族成员巡驻各地，监视地方军队高级将领的一言一行；又或是直接改变外镇军队的组织结构，厢兵这种较弱的军队镇边，战斗力更强的禁军收回*管理；这种一系列的军队管理措施的改革，也使得地方将领的造反能力大打折扣。
而诸多朝代所管理边防军队，采取的措施便是军饷粮草由*供给，兵马调动见“虎符”为准，也就是说地方军的所有供给由*统一调配发放，遇战事也要上报朝廷，由朝廷派人送虎符前往战区统一调派战区内的驻军。这两方面来看，一个是控制了地方军队的补给，一个是控制了地方军队的人员调派，这两点对于造反来说缺一不可，因此没有足够的把握，造反无疑是送死。
身败名裂
中国古代手握重兵的地方将领造反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晋国公李渊造反创建了大唐；赵匡胤黄袍加身，名为禅让，实为造反；燕王朱棣造反得了大明江山；吴三桂造反迎来了清军入关。这些造反家是造反成功的杰出案例，所谓成王败寇，成功了就名垂千古，但若没有成功呢？
九江王英布起兵反汉、四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南宋刘苗兵变软禁赵构、宁王朱宸濠起兵反明，均以失败告终，落得身首异处，满门被诛，这种造反的结果是每一个外镇之将都会忌惮的。往往外镇重臣的家人都会被留在京城加以“控制”，名为照顾家人，将军安心征战，实际上就是朝廷的人质。历史上虽有马超这种不顾宗族二百余口人质性命的人，但为少数，镇守一方的将领最终的目的还是博取功名后回到家人身边安度晚年。
而造反所带来的*压力是古人更为难以接受的，不求名垂青史，但求不要遗臭万年。“凌烟阁”这种褒奖虽然不好混，但总比留下骂名的好，死后追个谥号，拜个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而造反带来的只是家族受牵连，自己也被定在不忠不义的耻辱架上，那么为何还要造反呢？
古代镇边将领在没有天下大变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造反，这种由儒家思想主导的统治结构中，外镇将领从内因上就拒绝造反，从国家管理的外因上也缺乏诸多造反的理由和条件，因此，虽拥兵于外，却很少会选择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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