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母亲》中反复说“我不记得我的母亲”，为什么又强调自己忘不了母亲的歌调、气息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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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9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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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3 06:02
有学者认为，泰戈尔的世界观是一种进化和谐论，人生观是精神主义的理想，而爱则在其中充当着沟通的桥梁，以及实现的手段和目的。这种分类法其实就是郭沫若观点具体而微的解说，亦即“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的具体化。对于泰戈尔来说，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源泉，也是归宿；既是宁静的港湾，也是进化的动力。爱在泰戈尔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地位可以从泰戈尔下面的话中找到例证：“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是向爱而转动的，人是运行于爱之中的。”另一段话：“爱是一切围绕我们的东西的极端的意义。”“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晴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
泰戈尔爱的哲学非常复杂，概括起来有三种：人之爱（包括男女之间的爱情）、神之爱（梵我合一的追求）与自然之爱。而这三种爱又相互交融，彼此影响，很难截然分开。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种人类之爱中的男女之爱。
泰戈尔小说中频频出现女人，不仅仅是因为女人既是爱的施动者又是爱的受动者，更重要的是，泰戈尔认为女人的本质就是爱，女人最能够体现爱的价值。他说：“上帝派遣妇女来爱这个世界”，他还说，妇女是“种族的母亲、爱之存在的需要和更深的同情和爱的必需的总管。”“她奉上帝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能把残暴的爱，移向美的完全创造。”
泰戈尔著作中对女性的论述颇多，例如《论妇女》、《妇女与家庭》、《浅谈罗玛巴依的演讲》、《穆斯林妇女》、《论东方与西方》、《印度的婚姻》、《妇女》等，游记中也不乏对外国妇女生活状况的观感。泰戈尔把妇女比作一首和谐的诗，认为妇女代表着“韵律”、“完善”、“联合”与“平均发展”，泰戈尔对和谐、统一的哲学理想的追求，使他格外看重妇女对人类世界的意义，因而他才能在其创作中如此热切地关注妇女的现状与未来。
不过，虽然泰戈尔的小说大多与爱情有关，却很难被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尤其是上述5本中篇小说，很少相遇的欣喜、相恋的狂喜、分别的创痛、思念的缠绵，人物之间的感情似乎总是淡淡的。这5篇小说中的故事都以悲剧告终，但造成悲剧的原因，或者阻碍爱情的力量也似乎总是隐身暗处，不经仔细考察难以发现端倪。似乎小说中的男女莫名其妙地相遇，莫名其妙地又分开。然而，如果不把视野局限在爱情的范畴，就会发现小说叙事的深层意味。这5篇小说其实凝结着泰戈尔对人生的深沉思考，不仅涉及男女两性关系，也容纳了对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探讨，家庭与世界关系的挖掘，甚至形而上的沉思。爱情在泰戈尔笔下只是一面镜子，借以折射那些更大更广的命题。小说中的男女置身在种性制度、民族解放、思想碰撞、宗教纷争的洪流漩涡中，他们之间的爱慕和离散既是外界力量破坏的结果，也是自身弱点使然。另外，这5部中篇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对人物性格塑造的重视，因此读者阅读后难免产生人物面孔模糊不清的感觉，但这也正是泰戈尔的匠心所在，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而是把人物充分符号化，借此表达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泰戈尔的中篇小说可以看成社会问题小说，也可当作哲理小说来读。
泰戈尔中篇小说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出走或死亡作为爱情的最后归宿。所谓出走，是指主动地放弃爱情或者选择脱离与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主动”并非指出于自愿，恰好相反，女性的出走有时候恰恰是对压力屈从的结果；“主动”是指相对男性而言，小说中的女性往往首先是率先行动者，把恋爱关系引向终结。如果说，出走是感情的非自然中断，那么死亡则是感情的自然终结，不过，鉴于死亡的不可逆性，它带来的往往是更深的震撼和更打动人的力量。
《最后的诗篇》中，兰娃去如黄鹤，离开了一段如流星般突如其来的爱情，选择了从小就暗恋她的另一个男孩。《四个人》中，达米妮离开了自己一度视为精神导师的沙奇士，嫁给了相对温和的斯里比拉斯，享受平静的生活，最后因病逝世。《两姊妹》中，妹妹乌尔密拉爱上了姐夫萨山格，但正当破产后的萨山格准备迎接失败的挑战，同时和两姊妹一起生活，并东山再起的时候，乌尔密拉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花圃》中，妻子病重后找来丈夫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妹来帮忙，但丈夫却发现，自己和表妹之间一直存在着爱情，最后，临死前的妻子恶毒地诅咒夺走自己爱情的情敌，一命呜呼。《人生四幕》中，艾拉的爱情和救国理想把男友厄定带上了死路，就在两人感情达到顶点的时候，远远地响起警笛声，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死亡。为什么女性出走和死亡的主题在这5部小说中如此频繁地出现？
泰戈尔的哲学中，爱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实体，而男女两性的爱却是一种包含着占有、嫉妒、*的排他性的具体感情。同样，妇女作为整体或抽象的符号，对泰戈尔来说是爱的化身或承载，但当一个个具体的女性在泰戈尔的笔下出现，她们又各有各的缺点，甚至成了爱的反面。这种抽象与具体的深刻差异贯穿在泰戈尔的中篇小说创作中，为小说的解读带来了难度。从抽象的角度来说，纷纭而不完美的现实难以容纳完美的女性化身，女性的出走和死亡实属必然；从具体的角度来说，单个女性本身的不完美又是造成自身悲剧的内在根源。
综合起来，女性出走和死亡的主题在泰戈尔中篇小说中频繁出现，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原因。
一、泰戈尔对死亡的关注。
泰戈尔一生中的主要女性有三位：他的母亲、他的嫂子和他的妻子，这三个人都先后离他而去。
泰戈尔的母亲操持着一个上百人的大家庭，因此对泰戈尔单独的爱并不多。13岁时母亲去世，泰戈尔在卧室里睡着了。只有家人送母亲去火葬场时，他才知道母亲不会回来了。
泰戈尔的五嫂在泰戈尔8岁的时候嫁给他的第五个哥哥，当时她只有10岁。五嫂对泰戈尔的影响非常大。她补足了泰戈尔所缺少的母爱，更是他的伙伴，最重要的是，她把泰戈尔从仆人的严酷而刻板的管束中拯救了出来。泰戈尔后来回忆说：“在‘佣人统治’中长大之后，当我突然获得女人抚爱的甘霖滋润的机会时，我不会不欣然领受的……外界的旁观者认为，闺房好像是一座监牢，但对我来说，则是全面解放的寓所。”泰戈尔使用了“全面解放”这样的字眼，可见五嫂对他的人生观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可惜的是，25岁的时候，五嫂离开了人世，而且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自缢身亡。对于泰戈尔五嫂的死因，历来颇多猜测，当时她丈夫面临破产的险境，而她婚后16年始终没有生育，一个尤其值得玩味的事实是，五嫂的自杀恰好是在泰戈尔结婚刚刚6个月的时候。印度教排斥自杀，认为自杀的人丧失了得救的机会，五嫂为何如此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其中的缘由也许只能是个不解之谜。
不管怎样，五嫂的离世给泰戈尔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痛，这种伤痛也反映在他的诗文创作中。按照白开元的说法，泰戈尔有两首诗明显是影射五嫂的：《首次伤悼》和《萨玛》。前一首诗幻想一男一女久别重逢，男人困惑地说：“我仿佛见过你，只是说不出你的芳名了。”女人说：“我属于你远久的往昔，是二十五岁那年的伤悼。”《萨玛》用回忆的语气记述了少男少女初次相见的时候，少女身上洋溢的温柔让男孩激动又窘迫，鼓不起勇气开口，只是在心中暗暗嗟叹：“她离我很远，很远。”
泰戈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段经历：“在我24岁那年，我和死神的相识历久难忘。……那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同我的生活与身心有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却像一个梦一样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
另一个泰戈尔生命中的关键女性是他的妻子。嫁给泰戈尔的时候，她只有11岁，20年后也离开了泰戈尔。
泰戈尔生活中的女性（包括他的女儿）相继离世，在他的心理难免留下波澜，他对死亡不同寻常的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二、世俗力量的阻挠。
《最后的诗篇》中兰娃和阿米德的分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门第不同，当然，两个人始终没有理顺两性关系更为重要。《花圃》中卧病在床的妻子尼尔佳既是世俗力量的代表，也是它的受害者。她本打算接受弟弟的劝告，选择放弃和给予，在临终前祝福丈夫和丈夫的表妹，但当她一看到自己的情敌，嫉妒立刻占领了她的心，用最恶毒的话诅咒她。
裹在一件肥大睡袍里的尼尔佳惨白而干瘪的躯体突然离开病床，直挺挺地站在地上，用一种怪异的声音吼道：“滚，滚！马上滚开！不然我要用矛头刺穿你的胸膛！我要把你的血吸干！”
说完，她扑通一声倒在地上。1
这段文字将尼尔佳描写成一个巫婆甚至恶魔般的形象，她强烈的嫉妒心不仅伤害了别人，也葬送了自己。
泰戈尔的一篇短篇小说《活着还是死了》与此可以互读。女主人公迦冬比妮晕厥后在火葬场复苏，可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她还活着的事实，就连她用心抚养的侄子的父亲也对她说：“你既然已经辞别了人生，就请你中断这虚幻的纽带吧！我们一定会很好的祭奠你。”最后，迦冬比妮喊着“我没有死呀，我没有死……”跳进院内的池塘，她“以死证明，她原来没有死”。2
如果说《简爱》中的世俗力量把女性*成阁楼上的疯女人，《活着还是死了》中的世俗力量则把女人消解为没有身份、没有生命的活死人，从这个角度说，泰戈尔比一些女权主义者走得更远。迦冬比妮是纯粹的受害者，尼尔佳则既是帮凶也是牺牲品，她“扑通一声”倒地的死状让人深思。
三、两性关系的摩擦。
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对两性关系探讨得非常深入，毗玛拉的丈夫尼基尔不给妻子一点崇拜他的机会，而是带领她学习知识，接触外面的社会，但这样做却无形中助长了毗玛拉的骄傲。“这种过分的殷勤，使我骄傲得以为自己本来就拥有这一切财富，才把你吸引到我的门前……因为当我坐在皇后的宝座上要求人家的敬礼，这种要求必然继续不断地升高，永远也不会满足。”3丈夫已经不能满足她的虚荣，于是一段出轨的恋情产生了，虽然对方是一个打着爱国旗号的自私鬼，但由于他把毗玛拉捧到了民族女神般的高度，她仍旧深受迷惑。最终她才幡然醒悟，“在虔诚的侍奉中捐弃她的骄傲，这是女人唯一的超生的道路”。
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泰戈尔当然不是一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不过他的确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他认为，在男女的关系中，男人应该占主导，女人应对男人保持适当的崇拜和尊敬，不过，这种崇拜不能过度，否则就会招致危险。《家庭与世界》中的尼基尔不满意妻子总是在自己的照片前供奉鲜花，因为他认为这是妻子在向一个虚幻的理想化的他表示尊敬，因此让他嫉妒。同样，在《四个人》中，达米妮对沙奇士的爱恋是深沉而炽热的，因为她前夫曾热情侍奉的“*”并不能满足她的精神渴望，她把沙奇士当作了自己的精神导师。但是，沙奇士本人就是一个尚且在暗昧中摸索的寻路者，不可能为她带来坚实的精神依靠，只有对这段感情采取回避的态度。当他明确地表示了对她的拒绝，她只好选择离开：“好吧，我走开。” 达米妮后来选择了相对平和的斯里比拉斯，似乎泰戈尔认为，女性理想的伴侣应该是高于朋友而又低于导师一类的角色。
与此不同，《最后的诗篇》里兰娃的出走，不仅有门第不当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她不愿去当阿米德的对象物，这和《家庭与世界》中的尼基尔非常相似。阿米德一直把她想象成一个不同于她本人的形象，而他爱的其实是自己头脑中的幻象，兰娃只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是个不真实的影子，正像兰娃所说的，“泰姬陵竣工的那天，国王沙杰汗正为慕姆泰姬的去世而高兴，她的死是对爱情的最大奉献。泰姬陵并没有表达国王沙杰汗的哀思，只是体现了他的欢乐。”
《两姊妹》中的萨山格事业成功后，喜欢上活泼的小姨子，但也正因为这段爱情，他忽略了自己的事业，走上了破产的道路。这恰恰说明，具体的女人无法作为抽象的爱的化身而存在，她们往往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从这里可以看出，泰戈尔对女性和爱情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
四、家庭与世界的关系。
把爱情引向毁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女性盲目地投身所谓的正义事业，为民族解放或国家独立等“大业”忽略了爱情和家庭。《家庭与世界》中的毗玛拉是如此，《人生四幕》中的艾拉也是如此。艾拉在轮船上对厄丁一见钟情，当时就打定了主意要把他争取到“*队伍”里来，结果却是，所谓的*者都是些草寇，厄丁收到牵连，*逃亡，但终归落入警方的追捕圈中。正是艾拉盲目的爱国热情毁灭了爱人，也毁灭了自己。这里泰戈尔格外强调了艾拉的白皙的皮肤，有趣的是，泰戈尔笔下一般传统的女子都是黧黑的，多为正面形象，新派女子都是白皙的，如《人生四幕》里的艾拉，《最后的诗篇》里的塞西“天生白皙的脸上涂了一层有色的油膏”。有的时候白皙的皮肤是贬义，比如《戈拉》中戈拉的白皮肤暗示他的真正出身，是对他一度固守的种性制度的嘲讽。《家庭与世界》的名字其实是对女性地位的暗示，泰戈尔并不赞成男女平等，他说，“如果人类世界思想上成为完全男性的，那么要不了多久它将降为毫无意义。因为生活感到它的真和美，不在于相同性的夸张，而在于协调一致。”在泰戈尔看来，家庭就是女人的第一世界，如果女人脱离家庭盲目地去像男人一样企图征服世界，那么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她们得不到世界，连家庭也要失去。
泰戈尔在爱情中寄寓了太多的理想，赋予了爱情太多的意义，而现实又往往是严酷无情的，连他本人都不敢相信这些爱情能得到完满的结局，或者理想能够得到彻底的实现。所以，泰戈尔笔下的爱情往往以幻灭告终，女主人公或者出走，或者死亡。这5部中篇里几乎每一个都是出走或死亡的结局。正像泰戈尔从来不交待清楚男女主人公为什么相爱一样，他也很少揭示两个人*分离的过程，爱情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淡淡的。与泰戈尔的人生经历有关，他笔下的爱情也总是朦胧的，若即若离的，并大多以伤感的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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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3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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