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左传预言探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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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2-26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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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作者：沈毅骅
在中国，历史是用来借鉴兴亡得失的。人们希望能够找到兴亡得失的规律，如此心理反映在人们对政事和生活的预测上。早在春秋时代，这种情形就非常普遍，《春秋左传》记录了当时人的二百多个预言。这些预言，虽然有卜筮和迷信活动，但是也有许多是以理性分析为依据的。研究它们，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一、 研究《左传》预言的意义
《春秋左传》中出现的二百多条预言，主要是由各个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贤明人士提出的。这些贤明人士，有氏族卿大夫，如叔向和子产；有卜者和史官，如卜偃和史嚣；也有学者和文人，如仲尼和子贡。这些人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文化水平。这些预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的理性思维水平，它们包含的许多哲理思想至今还或多或少地保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当中。研究它们，可以考见先人的思想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这是意义之一。
有人认为这些预言是事后诸葛亮，从预言的高精确度和高准确率来看，确实如此。笔者认为，大部分的预言确系编造，但这些编造并非全部由来无据，而很可能是对原来比较含糊的判断进行的艺术加工。（详细见下论述。） 《春秋左传》是根据各国（尤其是鲁国）史料（包括书面的和口头流传的）辑合而成的， 这些预言的雏形也在史料中存在，虽然经过了史家的加工，却不是杜撰的。研究这些预言的内涵，可以了解当时的现象与状况，考据春秋史实，这是意义之二。
按四部分类法，《春秋左传》是经部著作；按今天的分类，《春秋左传》是历史中的编年史。但它又是文学作品，每一部文学史都没有忘记提到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左传》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对史料中的预言雏形进行艺术加工，就是作者的文学手法之一。写作时不平铺直叙，而是先预测，制造悬念，抓住读者心理，烘托文章气氛，这就是对预言进行文学加工的作用。研究这些预言的表现，可探求春秋史家的文学笔法，追溯叙事文学的源头，这是意义之三。
此外，《左传》之真伪及其写作时代，前人多所讨论，讨论中往往引用预言为依据。 因而研究《左传》预言对探讨《左传》成书的年代也至关重要，这是意义之四。
明确了研究《左传》预言的意义，再来看这二百多条预言。先将其分类，并举例说明之，再探讨它的文学价值。
二、《左传》预言分类例举
从内容上分析，这二百多条预言，可以按判断的根据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的根据是社会道德原则和世界客观规律，第二类的根据是事物兆象和迷信法则，第三类则无根据。第一类共有一百六十四条，第二类共七十二条，第三类共六条。前二类又可以各分为若干小类。 因篇幅关系，以下仅按类各举数例加以论述，全部预言则按预言时的年份编次，并对照当年或他年应验的记载，附录于全文之后，以供参照。
（一）根据社会道德原则和世界客观规律所作的预言
在三类预言中第一类占绝大多数，表现出春秋时代人的思维特点，已经基本摆脱了原始迷信的观念，从而走向理性的层面，为战国时代的思想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大类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依据人的品德预言，共二十四条。如桓公十七年记载：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果然，桓公十八年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在这个预言中，史官借公子达之口批评了复恶太甚的高渠弥，又通过高渠弥的报应来表达扬善惩恶的思想，带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又如成公十六年：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即郤至）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晋获胜。郤至当时任晋国的新军佐，地位低于上中下三军将佐和新军将，故曰位于七人之下。 按照当时的道德传统，为人臣下，应该把功劳归于长上，而不能归于己有。如成公二年晋在鞌之战胜齐后，郤克、范燮、栾书在晋君面前互相推让战功，就是一例。而现在郤至连这点起码的道德规范也做不到，这是把积怨挑明了，怨在暗处尚且危险，何况挑明了呢？预言者由此推出郤至的处境危险。虽然与前一例一样主要是根据当事者的品德下判断，但明显增加了逻辑推理的成分，体现了预言者的高度理性思维能力。这一预言也是应验的，第二年，也就是成公十七年晋侯就杀了三郤。
第一大类的第二类是依据人的行为是否合乎礼来预言：合礼的能够善终，而不合礼的则终究要受到报应。这条线索始终贯穿在这一类的三*当中。如隐公八年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针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配，指同床共寝；祖，指返国时告祭祖庙。按礼，应先告祭祖庙而后夫妇同寝。公子忽先同寝后告祭祖庙，虽然不是什么品行恶劣，但违反了当时人们普遍遵守的礼法，也是当时人们所忌讳的。送新娘的陈针子看到了这一点，就断言公子忽不能生育。 关于公子忽后来是否生育，《左传》没有提及，但桓公十七年高渠弥弑昭公（公子忽），公子忽在郑国无后，亦是事实。从这个预言也可以看出，《左传》中的预言并非完全由史家捏造，如果是捏造的话，陈针子完全可以预言公子忽被杀或不得善终。而预言公子忽不能生育，恰恰是符合当时先配而后祖的具体情况的，重在就事论事地批评公子忽的做法，以引起后人的警戒，而不是重在预测未知事件。此是昏礼之例，以下再举一丧礼之例。襄公三十一年，鲁襄公去世，季武子立了鲁昭公做继承人。到了襄公下葬的那一天，鲁昭公已经换了三次衰服，可衰服的衣襟仍然脏得像旧的一样，由此可见他嬉戏过度。“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按当时的礼法，守丧从天子至于庶民，都应三年不言，话都不能说了（可见哀伤的程度），怎么还能嬉戏到把衣服都弄脏呢？居丧期间游戏过度，也是一种不守礼的表现，所以君子断言昭公不能善终。果然，昭公二十五年出奔在外，三十二年卒于晋地乾侯。这则预言的原因——不守丧礼与结果——不能善终关系不如上一则预言来得自然，且预言者是君子（未有特指）。很可能是后来史家有感于昭公前后这两事的联系，所以在前面加上了“知其不能善终”的评语（预言），以引起后人的警戒。
第一大类的第三类是根据其他社会标准来对事物进行预测，共有一百十条。其中有按形势预言（22条），通过历史比较预言（11条），按人物神色预言（10条），按人物语言预言（18条），按*预言（31条）和按照当时人一般观念预言（18条）。
按形势预言的著名例子是在襄公二十二年：当时晋国的卿大夫栾盈被晋君逐出，逃亡在楚。秋天，栾盈从楚国来到齐国。冬天，栾盈仍然在齐国。这时齐卿晏子就说：“祸将作矣。齐将伐晋，不可以不惧。”为什么晏子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呢？因为栾氏是晋国的大族，栾盈和晋国的执政卿范匄不和，被驱逐出境，后来晋国两次与诸侯会盟，要求诸侯国不要收留栾氏，一次在商任，一次在沙随，齐国参加了会盟却不驱逐栾盈，势必要用兵护送栾盈回国，而晋国不肯接纳栾盈的态度已相当明确，由此，两国必然要交兵。结果，襄公二十三年，栾盈入晋失败，齐侯遂伐晋，取朝歌，在回国途中，晏子的族人晏氂被晋将赵胜掳去，证实晏子的预言并非杞人忧天。这一类预言往往只从形势出发，不包含对某事物批评的感情因素在内，因此预言的理由最充分，原因和结果关系密切，史家杜撰的可能性最小。
通过历史比较预言常常是将本事与上古史比较，但也有援引春秋时代的事实来说明问题的。以下各举一例。庄公十一年秋，宋大水。鲁公派人去慰问，宋公对答道：“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鲁臣）听到了之后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臧文仲通过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夏商历史的比较，得出宋兴的结论。果然，后来宋襄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援引春秋时代的历史（当时的当代史）来说明问题的例子有：昭公十一年楚灵王问申无宇，公子弃疾（楚灵王弟）在蔡怎么样（蔡昭公十一年被楚灭，其时蔡为楚一边邑重镇），申无宇提醒灵王防范弃疾夺位，即预言弃疾将要成为国君，这在昭公十三年应验。而当时楚灵王不以为然，说：“国家有高大坚固之城，他拿我们怎么办？”申无宇当时就例举了五大（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 ）在边防叛乱的实例，这些事都发生在春秋时期。一、“京栎实杀曼伯”。杜预据桓公十五年《传》“郑伯因栎人杀檀伯”，注云：“曼伯，檀伯也。厉公得栎又并京。” 阮芝生《杜注拾遗》据庄公十四年《传》谓曼伯即子仪。 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以为曼伯即郑昭公。按，高渠弥于桓公十七年杀郑昭公立子亹，已见上文，曼伯非昭公。惠栋《春秋左传补注》曰：“《楚语》范无宇曰：‘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封；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明京属叔段，栎属厉公。左氏约旧史而为传，取其文势之便，兼举京、栎而单举曼伯。” 惠说是。“厉公得栎又并京”，于史无据。公叔段据京，见隐公元年《传》。举栎指郑厉公。郑昭公当政，母弟郑厉公在外，于桓公十五年杀了栎人檀伯，并以栎为据点，终于在庄公十四年杀子仪而复国得位。二、“宋萧、亳实杀子游”。庄公十二年南宫万弑宋闵公，立子游，公子御说奔亳。萧叔大心与故族杀子游于宋，立桓公（公子御说）。三、“齐渠丘实杀无知”。庄公八年连称弑襄公，立无知为君，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纠奔鲁。庄公九年雍禀杀无知，迎接公子小白和公子纠。杜注：“渠丘，齐大夫雍禀邑。” 四、“卫蒲、戚实出献公”。襄公十四年卫孙林父、宁殖将卫献公*出卫国，立当时在边的公孙剽为国君。杜注：“蒲，宁殖邑；戚，孙林父邑。”通过上述四个春秋时代的实例说明贵公子处在边地，大臣容易起叛心（弑君或出君迎贵公子为君），由此提醒灵王注意提防公子弃疾，实际上也就是预言如果灵王不加小心，公子弃疾可能弑灵王为君。后公子弃疾果然*死灵王，即位，也就是楚平王。
按人物神色预言是非常带有传奇色彩的，有点像古代史书中“后梦龙据屋上”，“后初孕每夜有青光照室”之类，不过它根据的是人物的神态、举止、相貌、声音等等，应该讲还有一些科学的成分，后来的史书为了突出君命神授，便讲得越来越玄。以下是两个很相近的例子。一个记载在宣公四年。起先，子文为楚国的令尹，他的弟弟司马子良生了儿子鬭越椒，子文说：“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子文、子良所在的宗族）矣。”子良没有杀这个儿子。后来，鬭越椒率领若敖氏的人发动叛乱，被楚庄王族灭，只剩下鬭克黄一人。另一个记载在昭公二十八年。当初，晋国的叔向生了儿子伯石，叔向的母亲听见伯石的哭声，说：“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果然，昭公二十八年伯石助祁盈之党为乱，被国人族灭。这两个例子都是根据小孩子的相貌、声音预言他们会闯下灭族的大祸。有些例子不是根据幼时的神色预测他的一生，而是根据即时的神色来预测最近的祸福吉凶。如桓公九年曹国太子来鲁朝聘，奏乐的时候叹了口气，这一点被鲁臣施父抓住，说：“曹太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果然桓公十年太子的父亲曹伯终生亡故。服虔云：“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摄而朝。” 曹伯终生即位于春秋前，其三十五年为鲁隐公元年，至鲁桓公九年已在位五十余年，年老而弱，故命太子朝鲁。太子忧心形于色，故叹非其所。这则预测以心理为线索，抓住心理活动的微弱变化预言，比按幼时相貌、声音预言更富有现实意义。从文学的角度看，采用九年的预言正为十年的曹伯亡作了铺垫。
按人物语言预言是《左传》中很典型的一种预言方式。它通过语言，挖掘出语言背后的人物心理、意识形态以及*背景，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代表着春秋时代人们较高的思维水平。预言者一般为内史或贤明人物，他们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具有较高的分析推理能力。因为古人说话时往往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即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所以，按人物语言预言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按人物所赋的诗预言。如襄公二十七年郑君设宴招待晋臣赵武，郑臣们分别向赵武赋诗咏志， 赵武也一一回答。 其中郑臣伯有赋了《鹑之贲贲》这首诗。 这首诗原是卫人用来讽刺其君淫乱，连鹑、鹊都不如的，伯有赋此诗显然取义“人之无良，我以为兄，我以为君”，表示对君的怨恨。对此，赵武回答道：“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他代表晋君出使宋国而途经郑国）之所得闻也。”享宴完毕，赵武对晋国另一个贤臣叔向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同意他的观点，认为伯有骄奢太过，活不过五年了。果然，襄公三十年郑臣子皙率领驷氏的兵丁攻打伯有，伯有出奔又返回，最后战死在羊肆。伯有在赋诗时透露出的骄奢的情绪被赵武和叔向捕捉住，并结合当时郑国形势较乱、公卿大夫多怨的*背景，理性地推导出伯有必然不能在郑国的历史舞台上长久的结论，表现出赵武和叔向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厚的*修养。当然，除了赋诗，其他外交辞令亦是*敏感度很高的。上所引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了大水，鲁君使人吊问，宋君对答道：“我实在不能敬重从事，上天降下灾祸，又给贵国国君添了忧虑，再次拜谢贵国的关照。”鲁臣臧文仲听见这句话，认为有礼。后来又听说这是宋公子御说替宋君想的说辞，臧孙达 断定公子御说将成为宋国国君。果然，庄公十二年宋臣南宫万杀死闵公立子游，萧叔大心又杀死子游立公子御说，是为宋桓公。这句对答吊问的说辞反映出公子御说善于抚恤下民，臧孙达据此认为他必得民心。当时宋庄公儿子众多，且宋卿大夫势力膨大，宋政多门，宋庄公死后必定要出乱子。到时，一定是贤能的人受到强族的支持，在角逐中得位为君。臧孙达正是通过这一说辞，观察到了说者内心的道德世界，并结合当时的*形势作出了这一正确判断。
与透过人物语言结合*形势作判断相比，更直截了当的根据*预言的方式因果性更强，理性色彩更浓烈，借鉴*得失的作用也更明显。这些预言一般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如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请求神赐给他土田，使太祝应、宗人区、太史嚚享祭神。太史嚚由此而发出感叹：“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果然，虢国非但没有增加土地，还在僖公五年被晋国灭掉。由此可见，预言者比当时社会上普遍的迷信神力的人们更向前跨了一大步，提出了朴素唯物的民本思想。预言者已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在历史中的力量。如果说这种预言是决定论的话，那是民众的历史决定论。应该说，与依照神力来预言相比，这种分析事物内部规律的预言在春秋预言中占绝大部分，它体现了春秋时代人的理性力量的闪光。
按照当时一般观念预言，其实是和按形势预言相对的。比方说，一个国家强大了，按形势预言者将预言它将如何强大，而按一般观念则预言者将预言它衰落的过程。因为，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是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有这种观念的预言在此类中占绝大多数，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时普遍兴盛的观点。“盈必毁”并非老子的独创，《道德经》中的这一深刻思想，在春秋时代有它的群众社会心理基础，只不过《道德经》将它系统化了而已。如宣公九年郑败楚师于柳棼，国人皆喜，惟子良忧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果然宣公十二年有楚入郑之祸。子良在看到表面现象——胜利的同时，也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小国战胜大国，会激怒大国，引发更大的战祸。这也可以说是“物极必反”这一观念的反映，预言者善于从反面发现问题，很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味道。又如闵公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将下军，为太子城曲沃。按理说申生被宠幸至极，必立无疑。而士蒍从“物极必反”的观念出发，认为太子不得立。即：“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只有卿才可以将一军），先为之极，又焉得立？”后果然申生缢死于新城。“物极必反”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涵盖面甚广，而有的观念比较狭隘。如襄公二十四年楚臣薳启疆如齐，齐人检阅兵甲器械，让薳启疆观看。齐臣陈文子说：“齐将有寇，吾闻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果然，同年秋天鲁公与诸侯会于夷仪，准备伐齐。这里的“兵不戢，必取其族”（兵器不加隐藏，必自害其同类）也是一种固有观念，隐公四年鲁大夫众仲也说过：“夫兵，犹火也。弗戢，将*也。”过分夸耀武力必将自取灭亡是一种正确的思想，只不过它的适用范围、涵盖面比“物极必反”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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