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吕氏春秋》的说理方式和艺术成就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3-03-23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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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并把它公布于咸阳市门，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即赏给千金。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也许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一天下而进行理论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所以《汉书 ·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但“杂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相比较而言，在该书所取的各家学说中，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更多些，因而有的人说它是新道家，有的人说它是新儒家，还有的人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阴阳家。但是它与纯粹的儒道阴阳各家学说都有不同，在杂取各家为己所用的过程中，也对各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吕氏春秋》一书的重要创造；同时也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也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编者在兼收并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章学观念已超出了先秦诸子。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如《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