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遂使少年心,日日砵倘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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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9-15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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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0 11:53
复次，是以一种以“平常心”对待社会、他人与自我。佛教首倡“众生平等”说，佛家以悲悯众生、救拔他人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自利利他”“自救救人”、“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缘于此，在禅宗灯录中，禅师总是一再告诉学人不可只当一个但救自己个人解脱的“自了汉”，那种舍弃社会舍弃众生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质言之，其所以提出以“平常心”为法要，也正是包括了悲悯众生、救助众生的菩萨心肠在内。
正是因着这种原由，是“平常心”就不能不关心平民百姓，就不能不关心平凡的小事。这种“平常心”在白居易那里常常表现为一种对于社会民生的关心。文学史上一般认为，白居易以诗歌反映社会民生以及所表现出的通俗化倾向，是继承了杜甫的传统，但就白居易本人而言，他似乎觉得杜甫在关心社会民生方面做得还不够。在《与元九书》中，他说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当然他大开风气，致力于乐府诗的写作，主要是出于“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补察时政的儒家心理，但也无疑包含了对于众生陷于深重苦难中的哀怜悲悯，体现出一颗至诚至善的“平常心”。他的《卖炭翁》《杜陵叟》《歌舞》《西凉伎》《缭绫》《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所写都是一些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几乎所有芸芸众生，皆是他目光之所及。后期的白居易虽以独善人生为主，但也始终未忘记过人民，这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亦不失其心其情的真实自然之表现，充分显示出一位融儒家的仁民
爱物之宽厚胸怀与佛家的悲天悯人之菩萨心肠为一体，既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推己及人的忠厚长者风范。在他的诗集中，有许多涉及亲朋至爱的诗篇，古今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与充分论析，毫无疑问，那确实是十分感人的篇章。当然，因着各个时期之“缘”的不同，这种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爱，也会有所偏重。比如前期因仕途顺畅，思想中亦以兼济天下为主时，会更多地关注于社会民生；而中期则因着仕途受挫，思想上转为以独善其身为主时，就会更多地关注于亲情、友情、爱情、物情等；而到了晚期因着自己官位安稳、生活富足并且在个人情感方面也越来越少欲知足等“缘”，于是就将这种关注放在广修功德、广结善缘方面。在《欢喜二偈》中，他记述了两件事，其一是：“得老加年诚可喜，当春对酒亦宜欢。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其二是：“眼暗头旋耳重听，唯余心口尚醒醒，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除了开龙门八节滩，他还出资修洛阳香山寺，并经常斋僧、刻经、赠经、结香火社拜佛、率领社中成员为超度众生脱拔苦海、往生西方净土而唱经念佛等。晚年的白居易对于修功德方面可以说是从不吝惜钱财也不辞劳苦的。如果说早期的积累功德还是为了自己的消灾祈福的话，晚年的白居易多做善事也不仅只为了个人了，而是推广到关心众生的生命，解脱大众的痛苦。在《开龙门八节滩诗二首》的《序言》中，他说自己此举乃是“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当然，象这种从“一切众生皆平等”、“以救拔普度众生为己任为解脱”的佛禅义理出发的以“平常心”平等待人待社会之举，也如同杜甫当年之推己及人一样，是与诗人自己的人生经历体会分不开的。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⑨，即是看出了这种以“平常事”写“平常心”的创作方式所表达的对人的深切关怀。
以“平常心”对待自我的内心世界，是马祖道一禅法的核心所在。道一在辨析“道”与“心”这两者的关系时曾提出“触类是道而任心”命题，正是启示学禅人应当认识到自我心识与“道”乃是一体二用的，“任心”即“平常心”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关键处。正是出于“平常心是道”这种禅宗特有的心性修养，白居易在诗中言及自己如何对待外部世界与自我内心之冲突时，常常表现出以自我的“心识”来化解矛盾冲突、排遣忧愁烦恼的从容裕如之态。在《百日假满
少傅官停自喜言怀》诗中，他有一句颇具概括性的名言：“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了事人。”通过自己的“平常心”来平衡情感冲突、调整内在心态、化解世事矛盾。这就是所谓“中心一调伏，外累尽空虚”（《岁暮》）。其实，生活在官场倾轧争斗十分激烈、时局风波变幻无常的中晚唐时代，白居易一生中遇到的不顺心不如意事可谓是接二连三，从无间断。荣与辱、祸与福、冷与热、得与失、富与贫等诸多矛盾总是不曾停息围绕着他，但他总是通过内心的自我调节，以一颗平常心将矛盾淡化或排开，让心灵得到宽解，而不是缠结或深陷于内心的矛盾苦恼中不可拔脱。
又次，“平常心是道”这一理念也表现在白居易诗歌创作的表现形式方面。其突出表现就是写诗行文皆一任自然，娓娓道来，素朴如叙家常，不尚雕饰，不务奇险。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这不仅表现在叙事抒情的浅切平易、素朴自然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对题材的不加选择与对语言的不但不修饰甚至也不注意提炼方面。其实他写诗并非不善于修饰，比如“元和体”中的不少篇章就修饰得十分华艳，那些写艳遇艳情的作品就更不必说了。但他的闲适诗、杂律诗，大多都是“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与元九书》），也即是“即事而真”、以此悟道的产物。因此，以寻常语表现平常心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创作趋尚了。正如周裕锴先生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一书中所指出的，元白诗派以“闲吟”的方式直吐诗情，即兴吟咏，任意表达，便形成了唐代习禅诗人们中所流行的一种与“思与境偕”的澄澹精致派及“狂搜险觅”的苦吟派相鼎立的第三种势力。首先，这种任性自然的语言表达多半都是很直白的，由于作者心境的平淡冲和，因此它很少显现出韩愈、孟郊、李贺等人那种因跳跃式思维造成的乱杂无章之语言流序。而是娓娓道来，絮絮如述家常，不但极为坦易，而且十分周全。如前引早在初入仕途时所作的《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晚年所作的《赠梦得》诗：“前日君家饮，昨日王家宴。今日过我庐，三日三会面。当歌聊自放，对酒交相劝。为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皆是作者心中凡有所想，笔下即有所书，一切都是原原本本，完全照实说来，形同口语，略无余意。这正如许总先生在《唐诗史》中所指出的那样，白居易诗歌的这种语言风格，虽然在晚年显得比较集中突出，但实际上从早年起就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追求表现在
其作品中了。我认为，其所以如此，正是与他所受禅门之“平常心是道”这一理念有关的。再者是语言浅近，极少用典使事，虽然不似前面所举之诗那样直白如同口语，但句句明白易懂，毫不复杂深奥，更无险涩怪僻之处。如《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取材虽然十分平常普通，用语虽然十分平易浅近，但寄情却极其深厚，正是所谓“语浅情深”，“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宋人张锚《读乐天诗》说道：“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目前能转物，笔下尽逢源。学博才兼裕，心平气自温。随人称白俗，真是小儿言。”(11)这是较早将白居易平易浅俗诗风与作家所具备的思想修养联系起来的认识，堪称别具慧眼。总之，创作主体在精神上的随运委顺，心态上平和闲淡，也就自然会在包括语言艺术在内的各种外在形式上显现出来。这正如余恕诚先生在《唐诗风貌》中所指出的那样：“韩孟诗派中所常见的那些怵心棘目的意象，诘屈聱牙的语言，变怪不测的结构，本身就是心灵扭曲、情感不能理顺的反映，与白居易的心性难以相合。通达和易的个性，放逸的情趣，只能用顺适惬当的语言，流畅的音节，任其自然的结构来表现。”余先生还认为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这一类诗，能够以“真实的、无所隐慝的情感，见之于诗，自然显得洞彻表里，平平易易，让读者如同面对坦率平易的朋友。”(11)这也是颇为中的之论。 总之，我们认为，正是因为白居易怀着一颗极其普通的“平常心”来写平常事，抒平常情，所以才能在当时即产生出“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走马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与元九书》）的影响极为广远之效果。概言之，正如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中所言：“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12)务言人所共欲言，乃是通过对人人皆可见之寻常事、人人皆具有之寻常情来体悟契证“平常心”这一“天地人心之至道”。从而“触类是道”“即事而真”，将现实人心的一切平常日用视作佛性的呈现，在随缘任运的同时感知禅不离生活，道不远人，一任自然平常，即是解脱，即是圆融自在。当然，就白居易而
言，因着生平所遭遇的机缘不同，这种平常心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前期“兼济”阶段，“平常心”就更多地表现为关心社会民生；在后期“独善”阶段，“平常心”就更多着眼于身边琐事。另外，在白居易的思想中所存在的一些平庸甚至庸俗的成分，恐怕也与他所信奉的“平常心是道”思想分不开，这也是无庸讳言的。
（本文为“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佛教与中国文人心路历程》（编号：04BZW034）”之阶段成果） 注释：
①普济：《五灯会元》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赜藏主：《古尊宿语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李贽：《焚书·答邓石阳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⑤李贺：《苦昼短》，《李贺诗歌集注》卷三，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
⑥孟郊：《吊卢殷》，《孟东野诗集》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⑦⑧元稹：《寄隐客》，《元稹集》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⑨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全宋诗》第5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余恕诚：《唐诗风貌》第五章第四节，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