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和保障依法治国的文章结合念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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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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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6-26 03:45
“好多人误解重申一下：1、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此宣判只表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念斌是凶手；2、疑罪从无本身就是正义，不需要用疑罪即无，所谓“冤案昭雪”来论述；3、即便将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念斌就是凶手，今日的宣判也是对的，而且念斌也不该再受到司法追诉。认识到这三点，才算理解了程序正义。”
再解释一下：
第一、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事实上，我们人类根本无法完全认知客观事实，尤其是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只能通过证据和诉讼制度，在法律框架下，寻找或者确认法律事实，而非真的在客观事实层面确认是谁干的。所谓的判决，是指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换言之，*宣判念斌无罪，只是在法律事实上确认了念斌无罪，而非在客观事实上确认了不是念斌投的毒。这就是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的含义。
念斌是*门走访排查之后确定的最大嫌疑人，许多网友有意无意无视了这个前提。本案的终审宣判意味着，现有的证据到这种程度，不管念斌是不是凶手，在法律层面上，只能认定为不是。“疑罪从无”，“超越合理怀疑”的刑事定案标准，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尽可能不受国家机关侵害。但“疑罪从无”只是指法律上无罪，而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疑罪从无”本身就蕴藏着独立的公正价值，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一般刑事犯罪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较之于国家司法机器对无辜者的侵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它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从而体现了对*的保障。念斌案宣判后，很多媒体人欢呼“冤案昭雪”，我认为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念斌案不是佘祥林案，也不是赵作海案，那两个案子都是因为死者死而复生，而确凿无疑地属于冤案。但念斌案，仅仅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定的无罪案件，并不一定就是事实上的“冤案”。如果读过本案的终审判决书就知道，念斌案大量的证据存疑，很多是当年*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瑕疵，有的是技术问题，有的是程序问题，导致这些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最终没有被*采信。如果当初这些证据在取证过程中严格合规合法，本案的结论并不一定就是如此。
破破的桥说本案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因为此前念斌的供述都是刑讯*供的产物，而非“疑罪从无”。这个说法不对。非法证据排除，只是审判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念斌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未只有口供，物证也一大堆。法庭不可能仅仅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就来定案，还是要根据检方提供的证据，究竟能否“超于合理怀疑”的标准来判决。
破破的桥还提供了另外一些“证据”，比如警方威胁念斌的妻子，还有念斌本人没有作案时间、和律师的之间的有罪供述有*在场等等，自我看来，这些证据也并非拥有不证自明的权利，同样需要法庭的质证方能现实其证明力。不能凭借这些没有经过质证的单方“证据”，就简单认定警方在罗织证据有意“陷害”念斌。
第三条不太好理解，刑诉法上叫“禁止双重危险”。在刑诉法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参与修法的专家，权衡再三，这一条都没敢提出来，因为感觉太超越中国的国情了。从微博上的骂声上看，也差不多的确如此。但那些法学大家们都知道，这是争取的目标，没有这一条，刑诉法距离保障*的目标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禁止双重危险，“即指当一件事情已经完全地和公平地经过了诉讼,其决定应当是对该问题永久性的解决。”此亦提示我们，刑事审判的正义，体现在程序的正当和公平，而非结果。只要一个人经过了正当公平的审判，这个结果就该被尊重。而国家没有权利无休止地将个人置于追诉的危险之下。
所以，对于念斌案而言，有了今日之判决，即便明日就发现新证据，念斌也不该再受到追诉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还不是中国的司法现实。中国的所谓错案追究制度本身很有问题，它将结果正义至于程序正义之上。用结果来评判法官的审判行为对错，将导致无人敢从事司法审判。同时也是违背“禁止双重危险”的*保障原则。
最后，我想说说媒体该如何报道念斌案。不出意外，大量的报道都是从事实层面，采用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模式报道。我只能说，这种报道模式很业余。看过前面三点解释的，应该能部分理解我的观点了。需要补充的是，事实层面的叙述风险很高，因为法律并没有认定念斌在客观事实层面不是凶手，如果你言之凿凿确认这一点，万一将来有了新证据，你今日的报道如何回望？我一直认为，好的报道，即便将来事实大反转，都不影响别人对你报道的评价。新闻尽管是历史的草稿，但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媒体从法律层面上关注念斌案，才可能将本案的个案价值上升到整个司法制度以及*保障层面的分析和反思，这比念斌个人到底是不是凶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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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多。例如，本案中*机关在取证中存在大量的不规范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如何避免？这一判决对*机关未来在侦查中有什么影响？再比如，本案中明显存在一些非法证据，但判决书中并没有采用证据排除，而采取了不采信的司法逻辑，为什么会这样？
需要补充的是，防止刑讯*供，国外并非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是通过不得自证其罪这一条款保护的。我们国家新的刑诉法虽然有类似的规定，但同时留下了如实供述义务的条款。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不得自证其罪的落实，需要讯问时律师在场，但我们的刑诉法在修订时并没有加入这一条款。而是规定如果取证不合法，口供可以被排除的条款来试图杜绝刑讯*供。但念斌案发生在新的刑诉法之前，警方也还没有如此明确的约束。有多条证据证明念斌遭受了刑讯*供。但法庭在判决过程中，却并没有认定，更不用说排除了。
如果我是采访本案的记者，我会问主审法官，为什么不排除非法证据，而是选择了不采信的审判逻辑。是怕认定非法证据后办案人员面临追诉？还是有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压力？我们的审判什么时候可以将证据审和实体审分开？
还比如，本案的终审判决同时宣判念斌的民事责任也无需承担了，这等于用刑事审判的标准，覆盖了民事审判。这种刑事优于民事的原则，事实上导致了刑事审判主导民事审判的现实，如果严格实施疑罪从无的原则，有可能导致某些受害人家庭，无法通过民事审判赢得另一种正义的可能。随着刑诉法逐渐向*保障的方向行进，这一制度有必要重新检视。
在我看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远远超越在事实层面上冤案昭雪模式的价值，但是，它们不够吸引人，无法迎合微博上那些只会骂娘的人。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媒体人，大多数还分不清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更不用说如何在个案基础上，分析法律的内在价值了。他们认为死磕就是法治，反对*就是正义。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杨乃武的时代，但却自认为在将中国带往法治之国。
这真是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