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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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6-14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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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8 22:26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清代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年五十四岁。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敬梓生平最恶举业,所著《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一本作五十六回,又一本作六十回,均非原本)专写熬中于此者之*,幽默诙谐,读之捧腹。又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世。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儒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参考资料:http://bk.baidu.com/view/63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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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8 22:26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扛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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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8 22:27
吴敬梓(1710~1754),字敏轩,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生于1701年,死于1754年,出身于官宦家庭。著有《儒林外史》和《文木山房集》等。他的父亲为人清正耿直,不以功名为重,对吴敬梓有着深刻影响,吴敬梓自幼聪颖异常,20岁时中秀才。父亲死后,因其不善经营,家产在他手里斥卖殆尽。后又屡试不第。33岁,他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36岁时,安徽巡抚荐以应博学鸿词科,以病不赴。40岁后生活陷入窘境,靠友人接济度日。有富转贫的生活经历使其饱尝世态炎凉,对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长篇名著《儒林外史》就是作者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为素材写成的。
作品评论
中国的白话长篇小说,自《水浒》、《三国演义》等不朽巨著问世以后,在知识分子及市民阶层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小说铺陈历史,演述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成为明清二代普遍的文化现象,小说家的地位因此而得到奠定。但后世作品,除了不多几部能与《水浒》、《三国》并驾齐驱外,大多数在反映社会的深度上或在人物的刻划上没有很令人满意的成就。直到清代康、乾时,才出现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在小说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红楼梦》把笔触瞄准封建豪门大院;而《儒林外史》则把锋芒射向社会,??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细民,而且是客观的、写实的,这在中国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康、乾年间名人吴敬梓。吴敬梓(1701一1754),字敏轩,一字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历代显宦之家,十八岁中秀才,乾隆元年(1735)安徽巡抚荐应博学鸿词,他托病不就。生平除著有《儒林外史》外,尚有《文木山房集》。《儒林外史》所表现的正是吴敬梓亲身所历所闻,也寄托了他看重文行出处、鄙视功名富贵的高尚情操。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正如惺园退士所说,它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魃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腑,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卧闹草堂刻本评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以生动形象的笔墨,*真地反映了社会。正因为如此,考据家们曾经把书中的人物一一与历史上真人真事相比照,推断出书中人物的艺术原形。还有人特地跑到茶馆中去体验现实,名之为“温习《儒林外史》”。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儒林外史》的成功与伟大。
由于吴敬梓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把那个时代写深写透。他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无不恰到好处,谑而不苛,不堕落暴露小说的恶趣之中。在艺术结构上,它没有贯穿到底的人物,而是分阶段地展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这种*,对清晚期小说有很大影响,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均模拟《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刊本。此后有清汪浦礼阁本、艺古堂本、苏州群玉斋本、申报馆排印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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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8 22:28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的罪恶与社会的*。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儒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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