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更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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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02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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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5 17:21
宋理宗纠正了宋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宋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郑清之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配合理宗改革。端平三年，宋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诏，他也罢去相位，但理宗对他仍眷顾不衰。
端平二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郑清罢去相位以后，理宗让乔行简独相三年，嘉熙三年，乔行简因老病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史称他“历练老成”，参与更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并任左右相。李宗勉任相仅两年，即死于任上，史称他“守法度”，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其人，不是贤相，却是能臣。他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史嵩之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后人对他也没有好感。他与乔行简、李宗勉先后并相，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大哗，不断有人上书以儒家伦理抨击他，太学生、武学生与临安的府学生也轮番上书。宋理宗便让史嵩之守丧，除服以后，也没有再起用他。
其后，范锺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锺为相“清正守法”；杜范任相，民众“载道欢呼”，都有美好的声誉。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游似与范锺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和，但都能克制和配合。
1247年（淳祐七年），边疆战事紧急，理宗再启用郑清之为宰相。但郑清之并无贡献，而且他的儿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1251年淳祐十一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但在位仅一年；谢方叔直到1255年（宝祐三年）才罢相，宋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 宋光宗、宋宁宗以后，吏治大坏，及至宋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官吏冗滥是吏治*的又一现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个候补官缺，即消耗国家财政，又影响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贿。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规。堂除是权臣专政下的*陋规，也为内降恩泽滥授美差留下了后门。
二是减少官吏权摄。所谓权摄就是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队伍因而膨胀。理宗规定，内地如缺州县官，必须由现任官出阙；出任两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须到两广四川等偏远地区任职，确保那里官缺不再权摄。
三是控制取士人数。从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取士约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宝祐以后七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约六百人来，大约少取四分之一，也应是减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严格升迁制度。为了抑制侥幸得官和越级提升，理宗规定：在朝的宰执、台谏、侍从以及在外的监司、帅守不得徇私荐举；未历州县官者不得入朝为郎官，已经在朝为郎官者必须补上这一任。 韩侂胄倒台后，理学地位逐渐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郑清之学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让真德秀讲授朱熹的《四书集注》，1227年（宝庆三年），进封朱熹为信国公，凡此都表明他对理学十分热衷。端平亲政，理学家们掀起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热潮，理宗也成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的建议，享受入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汝南伯、河南伯、伊阳伯、郿伯，与原先所封的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令学官列入孔庙入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瑗、孙复、苏轼、欧阳修、司马光也被迁出， 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对朝野影响最大。真、魏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当时并称二贤。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民生憔悴，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民谚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民谚失望的说：“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也出朝督视京湖江淮兵马，不久自求罢官归里。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