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为权威 以前质疑老师会是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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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1-01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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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0 01:36
30年代，在北大当众指责师长所讲“都是外行话”，结局会怎样?
近日，*某新入学硕士，因在私人交际空间“嘲讽学界前辈”的学术水平，而被导师以“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宣布断绝师生关系，理由是“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那么，诞生于*初期的中国近代大学，在师生关系方面，究竟留下了怎样的“规矩与尊严”呢?且看下面这些曾公开批评乃至责备师长的*学子们的“下场”。
学者张中行30年代在北大求学。据他回忆，当时风气，师长及校方很宽容来自学生的质疑和批评。张举了三个例子：
例一，公开质疑。“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
例二，公开批评。“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
例三，师生因学术问题发生利害冲突，校方维护学生。“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互不相让……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校方)算及了格，(教授)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胡适，曾任北大校长。其从政从学的感慨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40年代，在西南联大责备导师太热衷现实*，下场又会如何?
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为闻一多的学生。虽然闻很看重汪，但二人对*的态度截然不同。闻自1940年后，*热情高涨，参与度很高;汪则对*基本不闻不问，且对闻的积极介入的做法很有些不以为然。二人遂因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据汪的后人披露，一次，在闻一多居所：
“闲聊之中，闻先生对爸爸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爸爸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爸爸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先生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先生很快写了回信，说爸爸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先生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先生找到了爸爸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先生。”
闻以“俯冲”的姿态“痛斥”汪，汪转以“高射”的姿态顶撞、反责闻;且当面交锋之后“意犹未尽”，又有信件往还，可见冲突的剧烈程度。但闻一多对此事的处理很宽容，并没有要将汪逐出门墙。
国立西南联大校门。虽然该校师生高度*化，但仍不失自由与宽容的传统
其实，青年人目空一切本是常事， 季羡林求学时也多“污语狂言”
少年人意气风发目无余子，本是常事，完全没有必要以“告学界与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处理。以季羡林为例。其在清华求学时，不但认为胡适“浅薄”、轻蔑留美教授、不服导师吴宓的阅卷、觉得朱光潜学问“牵强附会”……其日记中，更有“妈的”、“混蛋”、“考他娘”这类词汇穿插其间：
“听胡适之先生演讲。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演讲)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自从看了林语堂一篇文章，我对教授(尤其是美国留学生)总感到轻蔑。他们穿的是虎皮，皮里是狗是猫，那有谁知道呢?”“吴宓把中西诗文比较paper发还，居然给我I，真混天下之大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晚上朱光潜讲‘笑与喜剧’，所引的许多大哲学家的关于笑的理论，我没一个赞成的。我觉得都不免牵强附会……我以前总以为哲学家多么艰深，其实不然。我自己有一个很滑稽的念头，我未必就不能成一个大哲学家。”
而且，这种少年意气，也未必尽是坏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者张信回忆求学往事，曾感慨：“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我又面临着另一重大考验。西方所倡导的是标新立异，每个学生所注重的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西方文科传统的重心在于批评。学生批评老师，新手批评专家是屡见不鲜的事。而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按我曾师从过的李欧梵教授的说法)都存在严重心理障碍。因为我们不善于批评，尤其是对那些权威学者。”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也曾求学海外，感受大致相同：“像西方，……就是学生批评了老师，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在*，熟人之间如果批评的话，可能感到不高兴，甚至压力很大。”
真正有必要动用到“告学界及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来处理者，往往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且师、生在学术圈乃至社会上的影响力相当。譬如，梁启超曾求学于康有为之万木草堂。1917年，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帝制，梁启超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斥责康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有为则怒骂“梁贼启超”，写诗说他是食父食母的“枭”和“獍”。再如，徐复观曾求学于熊十力。四九鼎革，熊十力写信劝弟子与自己一并留在*，遭到拒绝。徐复观甚至认为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一书乃是刻意为巴结新政权而作。*取向各异，熊亦不堪此辱，遂致信学界及门人弟子，不再以徐复观为弟子，而改称“徐长者复观先生”。
略言之，自*以来，学界确实“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但这“规矩与尊严”，是自由、宽容与不失原则;而非动辄写“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断绝师生关系，使甫入学之新生学业受阻，乃至有可能因此被整个学界拒之门外——其实，学生可自由选择导师，导师亦可自由选择学生。导师不认可学生人品，自可按正规程序与之“分道扬镳”，而反以“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的非正规程序，针对一新入学硕士，对之造成不必要的法外伤害，个中所牵涉的当下学界生态，实在引人深思。
熊十力(左)与徐复观(右)因政见不同，而在1949年断绝师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