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的文化论战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10-18 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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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1-08 13:32

第一次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其时，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寻求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那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阶层很容易地就发现，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接受中国文化所缺少的科学精神。这一观念之所以流行，显见的原因就在于时人认识到，西方列强的确是依靠他们运用科学发明的坚船利炮完成了对近代中国的*，中国要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必须依靠科学强壮自身。这一认识由于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的来华讲演而得到了加强。杜威在中国讲学时指出，“科学”游离于社会主体文化之外，是中国文化的短处所在。有鉴于此，杜威因此强烈地主张中国知识界把移植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的观念扩大成为整个文化领域内的一场思想*，从个人道德、人生观直到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一大批杜威思想在中国的追随者为此欢欣鼓舞。
然而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欧洲列强由于争夺世界殖民地而产生矛盾时，最终把他们自己的科学成就用于了自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欧洲变成了人间地狱。这种悲剧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反思，他们开始反思凡是科学的就是美好的迷梦，英国哲学家罗素是这一思潮的代表。1920年来中国的罗素极力赞赏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人生观与伦理观与西方的大异之处，是不求个人神化或来世的解脱，而求达到现世的和平繁荣的生活。相比之下，西方最突出的优点是科学方法和实践效率。他希望两者在未来能够得以结合，以生发出一种既尊重人的价值又能肯定科学技术功能的新的文明价值体系。在罗素讲学的过程中，张东荪是陪同者，罗素的转向仿佛印证了张东荪的先见之明。
杜威和罗素的态度体现了对科学功能的信任和怀疑的两种不同态度，由于它直接关涉到还未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前途和方向，因此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刻反思。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作“人生观”演讲。他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有其自身之界限，力陈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别，并强调指出，唯其有此区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的演讲激起了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地质学家丁文江的猛烈反击。丁文江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识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从这一核心理论出发，丁文江认为：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欧洲文化“破产”责任不在科学，而在某些“不科学的*家和教育家”。 “科玄论战”由是展开，张东荪站在了玄学家的一边。1923年6月9日张东荪发表《劳而无功》一文，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他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
这里我们不评论科玄论战的功过得失，只需指出，这一次论战虽然的确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当时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他以这个思想体系为武器，对流布于当时的各种思潮展开了批评。
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挑起了30年代唯物辩证*战（又称“哲学论战”）。这一论战持续了两年多，期间，张东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唯物辩证法，1934年1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唯物辩证*战》一书。在该书“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主义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战推向*，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同样，这里我们不便评论这场论战的得失，但没有疑问的是，这场争论为张东荪了解中国*党的主张，并最终接受和她的合作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