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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18 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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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8 13:32
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的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力主划清科学与玄学(人生观)的界限;第二,反对科学万能,而不反对科学;第三,“欲提倡宋学”。毋庸置疑,这三点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就科学与哲学的划界问题而言。自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凸现了科学与玄学(哲学)的划界问题之后,这一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现代新儒家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现代新儒家中心开启性人物熊十力来看,要发展科学和哲学,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划界,区分两者各自的对象,确定两者不同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熊十力对科学和哲学的划界,是对“科玄论战”的总结。此后,冯友兰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套真际与实际的理论,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贺麟提出了哲学思考文化就是要研究价值问题的主张,从而在科学研究自然、哲学研究人生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哲学所应采取的文化——历史方法,使现代新儒家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次,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来说,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主要的精力用来理清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接续了“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批判的话题,从而迎合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潮流,他们力图区分“科学”与“科学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极力反对“科学一层论”和“泛科学主义”。在他看来,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事实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复观与牟宗三一样,也十分强调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在他看来,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因此,从根本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最后,就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的致思倾向来看,可以说,“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中的一
件大事,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论战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塑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方向。 在“科玄论战”中,尽管陈独秀、瞿秋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但事实上却充当了科学派的同路人。在科玄两派之间,他们显然更同情并接近科学派的立场和观点。在论战中,陈独秀坚决反对张君劢、
梁启超的观点,同时也不同意范寿康的先天的形式说和任叔永的“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说法。陈独秀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这次论战中也暴露出了对唯物史观作科学主*释的倾向,如他把实用主义和唯物史观都说成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他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有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倾向,他对科学之威权的强调,对科学万能论的护卫,等等。瞿秋白在“科玄论战”中基本上也是持科学主义的立场。通观瞿秋白的论述,他的科学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否定了历史中的偶然因素,走向了机械决定论;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因果解释模式的泛化。同科学派一样,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认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这显然是把科学理性独断化了,从而与科学派宣称的“科学万能”没有原则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