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人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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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0-08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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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4 08:50
人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一个国家要长久持续发展，人的教育是重中之重。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加重务实的品德教育和劳动教育，要研究品德教育和劳动教育如何与基础文化教育相结合的、不以考试而以真正提高素质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系。现在的高中三年教育，学校师生两年加班加点学完三年课程，再埋头一年摆弄各种各样的试题。这些新时代的儒生，平时“吾日三省吾身，高否？帅否？富否？否！滚去学习”，最后高举“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大旗火拼高考考场，争雄龙虎榜。如此教育，只能又喜又悲。
中国古代很早就对人的本性进行研究。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提出性善论，性善论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提出性恶论，性恶论以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战国告子（告不害）主张“无善无恶论”。战国世硕主张“有善有恶论”，东汉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在《论衡》记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人之善恶，从何而来？古猿向原始人进化，人类继承群居哺乳动物之食欲、*、群体欲、权威欲、表现欲、求生欲等本性，这些本性是本能，本无善恶之分。人之初，亦无善恶之意识。人类在由古猿向原始人进化的漫长岁月中，大脑不断发达，随着大脑不断发达产生了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高级思维能力，高级思维能力产生了对自然界的理性认识。于是人类靠着发达的大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创造了民族精神、社会道德规范、*、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等，这就是人类社会。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在一定社会环境成长和劳动的过程中，就在头脑中产生了意识。人的意识受民族精神、社会道德规范、*、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说，善与恶的心理观念和道德品质，是伴随人类发展而来的。个人的善恶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是榜样、环境、文化、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
人之本性本无善恶之分，但如任其随意发展则有可能产生恶念恶行。群体欲会产生亲情和保护弱者的善行，表现欲产生模仿和自由表达之意愿，这些都可以鼓励或正向引导。权威欲产生竞争也产生妒嫉，求生欲会产生反抗、暴力、自私、欺骗、猜疑、渴望休息等，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或多面，特别需要作正面引导以及对恶念恶行的禁止教化。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人都能养成善良的品性。一个人在儿童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影响对其个性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既要用良好的道德规范教育儿童少年，同时大人们又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为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环境。家长要多了解人性的本质，根据实际情况对孩子作出鼓励、引导、禁止等决定。俗话说，要想除掉旷野里的杂草，最好的办法就是种上庄稼，并且勤奋地拔除掉庄稼里的杂草。人心就像一亩田，种上庄稼才能去杂草。每人都有颗“宝石”，最好办法就是种满善良，让恶之杂草没有土壤生长。“宝石”善良满满，偶有杂草尘污也能自我除去。良好的教育是去恶增善，自我*也是去恶增善。在《佛教的*》章节曾说过，“这颗‘宝石’，你见与未见，他就在那里；这颗‘宝石’，你知与不知，他就在那里；他等着你去拂拭上面的尘垢，他等着你去注入新的善性，重现原来像钻石一样的纯真的光芒，他让你安宁快乐，他让你精神自足”。一个人处于安宁快乐精神自足的状态，就是最具创造力的时候。儿童少年要加强品德教育，成年人更要加强自我品德*，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应加强道德规范教育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去世不久的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1944年-2020年9月18日）有部有名的小说《阿甘正传》，小说虽然荒诞，但却说明一个道理：哪怕智商七十，只要善良真诚，专注努力做事，老天不会亏待。
现代也对人性进行研究，建立了多种管理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年-1970年）在1943年发表《人类动机的理论》，此书中提出了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的需要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五个等级构成。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被行为科学所吸取，成为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需要占主导地位，而其他需要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点对于管理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美国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1906年-1964年）于1957年在《企业中人的方面》一文中提出“X理论”和“Y理论”。X理论是人性本恶论，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性好逸恶劳，主张采取命令、强制的管理方式，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和惩罚手段。Y理论是人性本善论，基于“自动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性喜爱工作、愿意承担责任，主张采取激励、授权、信任的管理方式，重视员工的各种需要和内在激励，并尽可能在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予以最大的满足。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约翰·莫尔斯和杰伊·洛希根据“复杂人”的假定，在1970年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超Y理论”，有“权变理论”的别称，认为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佳的管理方式，要求将工作、组织、个人、环境等因素作最佳的配合，反对抑制人的创造精神的僵死的组织结构。
日裔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于1981年在其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中提出“Z理论”，形成一种新的、兼有美、日企业管理方式中积极方面的管理方法。主要内容包括：长期雇佣；鼓励职工参与管理；实行个人负责制，进行创造性管理；管理者应全面关心职工，建立融洽的关系；对职工进行全面知识和技术培训；对职工给予长期全面的考核和评价，采取稳步提升制度；正规的检测手段和不正规的控制机制等。
马钧和梅朝荣在合著的《铁幕战略》提出“C理论”（选择塑造理论）：严格的甄别聘用员工；部门间产生竞争和制衡关系；为员工提供高于行业平均25%-50%报酬；旋转考核，同级员工形成相互监督机制；价值观纳入对员工的硬约束；对业绩考核和价值观考核中出现的问题，人力资源直接明确告诉员工；提出公司使命，提升员工的崇高感；员工业绩分为五个等级，最后一个等级的前10%要辅导和训诫，最后的10%可以视为塑造失败，予以淘汰，公司要妥善处理，从优辞退。
人才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保障。人才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国家和各种组织均需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构建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让人才能够培养出来，让人才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