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皇帝的称呼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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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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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2 04:25
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自以为功业千古无匹，天下也从此大定。面对如此重大的胜利，“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他命令群臣商议给自己加一个尊号。习惯于谄媚奉承的臣僚们都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王，泰王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为皇帝。他如议。”从此，中国历史上便开始有了皇帝这一尊称。
由此可见，“皇帝”一词，原是合三皇与五帝的尊称而成的。三皇、五帝是传说中中国远古时代的明君，据说都是圣哲而大有功德于人的。但他们到底是谁？说法就很不一样了。上文《史记》列天皇、地皇、泰皇。《索引》谓泰皇当即人皇。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吴、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又有说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还有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而五帝却是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六人，原因是“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不同的说法还有好些。赵翼在《陔余丛考》里曾广为考证，结论是“去占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卷十六《三皇五帝》）其实，正因为他们都是理想的人物，所以能任凭人们臆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极为神圣的王者，是后世人君功业道德的典范与楷模。从皇帝这一尊称的字义上看，“皇”，《说文解字》说是大之意。《白虎通》说：“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帝，《说文解字》说：“谛也，王天下之号也。”郑玄注《周礼·月令·大雩帝》说：“帝，上帝也，乃天之别号。”《白虎通》说：“德象天地称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郑玄注《中候敕省》说：“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又《坤灵》说：“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谛也，言天荡然无心，忘于物我，公平通远，举事审谛，故谓之帝也。”（卷七）其实，帝原是殷人所崇拜的最高神祗。据郭沫若考证：“卜辞中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而殷人也同时把祖神或氏族神称为帝；死去的先王也称帝，与上帝相对而称为下帝。“因为上下本是相对的文字，有上帝，理所当然的也可以有下帝。”（《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发展》）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引苏辙《古史》说：“《商纪》有曰：‘自夏、殷以来，天子杂称帝。至夏，去帝号称王，与殷、周为三王。’按《礼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则自商以前，生曰王，立之主曰帝，非是生称帝也。”（卷二）可知帝原只限于祖神。这种习惯，至少到战国时已发生变化。公元前228年，已日渐强大的秦昭；襄王野心勃勃，自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欲约与共同伐赵。齐澹王接受力、代的意见，在称帝二日后又自行取消。秦王感到孤立，也只好取消帝号，复称王。这时的帝，已明显地不限于祖神。所以《史记集解》引蔡邕的说法：“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其次称王。秦承三王之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为号。”从此，“皇帝”就成了中国封建最高统治者独有的尊号。
在习惯上，皇帝又称天子，即天帝之子。这不单表明了其政权是神授的，同时又表明了他是神种，原是不同于凡民的。周人已把王称为天子。《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礼记·曲礼》：“居天下曰天子。”这一称呼一直为后世所承用，但解释却又有所不同。高承《事物纪原》卷一释“天子”一词说：“《说文》曰：‘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元命苞阳：‘安登生子，人面龙颜，始为天子。’《帝王世纪》曰：‘神农氏之母有峤氏，名安登，则帝王之称天子，自炎帝始也。”’这是从感生说的角度来进行解释的，大概多盛行于民间的传说。另一种就是汉儒的天命有德说。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认为：“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祜而子之号称天子。”皇帝执行天之所命，以至德而君天下，故天祜而子之。这里强调了皇帝的德行和职责。《吕氏春秋》说得更明显：“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樱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本生》）王莽也说过：“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这种解释自然留下来一个大漏洞，因为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皇帝并无德行和功业可言。所以《白虎通》就干脆武断地声言：“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诀》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卷一）一句话，只要是作了皇帝，就不管他是多大的一个混蛋、白痴、匪徒、无赖，他便都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人民的，人民对他便只有俯首服从，至诚叩拜的权利，否则就是违犯天意。获罪于天，无可待也，谁还敢有半点不恭呢？
如上所述，皇帝是盛德的美称，天子是对皇帝其人的神化。所以习惯上也把“圣人”作为皇帝的尊称。他的命令称圣旨，他的指示称圣谕、圣训。其他如圣衷、圣虑、圣德、圣恩、圣览等，表明他的一切思想、行动，无不是神明至圣的。尽管尊贵到了极点，但他还是并不满足，还要给自己加上许多荣誉词藻堆砌起来的所谓尊号。“人主尊号，自汉哀帝用士之说始有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三·甲集《尊号》）唐朝、宋朝的皇帝每逢庆典大礼时，在有意无意的导演下，群臣都争先恐后地请给皇帝上尊号，或称徽号。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帝，上尊号为“圣母神圣皇帝”，以后又陆续加“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唐玄宗演的这种闹剧就越加无聊。他所受的尊号之一是“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多达十六个字。宋太祖的遵号之一：“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多达二十个字。宋高宗更多达二十四个字。这完全是虚伪的自我吹嘘，也是无聊的自我安慰。宋神宗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得比较清醒。他曾下诏：“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业层时制名，用配其实，何必加崇以自饰哉！秦汉以来，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他指出，上尊号这类作法，都是虚文烦礼讲宜罢去，“自是终身不受尊号”（《挥麈录》卷一）。这样的例子是很少见的。
尊号之外，每一个皇帝又有各自的谥号、庙号和年号。
谥号是老皇帝死后，继位者赠送给他的称号。《白虎通》说：“谥者，何也？谥之为言弓池，引列行之迹也。所以进劝成德，使上务节也。”《通典》引《五经通义》说：“谥者，死后之称，累生时之行而谥之。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所以为劝善戒恶也。谥之言列，陈列其行，身虽死，名常存也。”所以，《乐记》说：“闻其谥，知其人。”可见其意原是根据死者生前的行谊，作出一个高度概括和简练的盖棺论定，以彰有德而劝善，贬失道而戒恶。老皇帝死了，除了营丧葬之外，加谥就是一桩大事情。先由“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还，素服称天命以谥之”。之所以特别去南郊，因为那里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群臣给死去的皇帝上谥号，从人臣之义来说，无疑应该尽可能地掩恶扬善，以褒美死者。但是，据说谥法又是关乎礼制的*：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必须谨守客观公正的原则。到祭天必去的南郊，就是要特别表明谥号的公正性，“明不得欺天也”。这样作的潜台词就是说，南郊告天的谥号是无可怀疑名副其实，可以质证于天的。谥，始于周代湘传是周公的定制。《史记·周本纪》：“西伯崩，谥为文王。”秦始皇即位，发布制书说：“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辞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省得后人对自己说三道四，这种作法很合乎秦始皇的性格。汉代又恢复了这一制度，以后一直为历代所沿用。在正常的皇位继承情况下，嗣皇帝对死去的父兄奉谥，肯定是谥美的颂词，所谓的公正，明是骗人的。如果是亡国之君，或者继位的人原是政敌，必得恶谥，这也便是情理中的事了。皇帝的谥号一般是一个字，也有两个字的。据《谥法解》：“经纬天地、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者皆曰“文”，如汉文帝、唐文宗者是。“刚强直理、威强敌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者皆曰“武”，如汉武帝、唐武宗者是。“在国遭忧、在国逢祸乱方作、使民悲伤”者皆曰“憋”，如晋愍帝者是。“好内远礼、去礼远众“者皆曰”“炀”隋炀帝、金炀王者是。这里面确实微合褒贬。得到一个恶谥在历史上便留下千古臭名，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对皇帝也有警戒的意思。
和谥号相近的还有一个庙号，即皇帝祖庙——太庙里的灵牌号。《事物纪原》谓“盖其事原于虞舜，而备于商人”。“汉世因之，西京有太宗、世宗；东京有显宗、肃宗”（卷二）。古者称祖有恭而宗有德。《史记·孝文本纪》集解引应劭曰：“始取天下者为祖，高帝取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则指应说为非是，而认为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唐高祖的庙号是“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帝”。唐太宗的庙号是“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帝”。宋神宗的庙号多达二十个字。习惯上，人们仅取前二字，称高祖、太宗。明朝人于慎行说：“本朝庙号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为过谥。惟年号不更；及主上御临，不上尊号。此唐、宋所不及也。”（《毂山笔麈》卷二）
年号则是皇帝在位的纪年号。这是汉武帝时候创行的。不过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却存在疑问。《资治通鉴》在公元前140年始系“建元元年”。胡三省注引贡父曰：“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实年号之起在元鼎（前116），故无封既元则始有诏书也。”（卷十七）赵翼则认为“帝至元狩（前122）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记其岁月也。”（《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武帝以后，皇帝皆有各自的年号。年号通常为两个字，如“贞观”、“洪武”、“康熙”。也有三个字的，如王莽的“始建国”，梁武帝的“中大同”。还有四个字的，如武则天的“万岁通天”、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古人言数不说“一”肥“一”说成“元”。所以建年号称建元，改年号称改元。按古礼，“君薨，世子即位，既逾年而后改称元年”。《白虎通》的解释是：“缘终始之义，一年不可有二君，故逾年即位，所以系民臣之心也。”（卷一《爵》）当年改元就带有对其前任皇帝的否定之意，所以是非礼的。一个皇帝可以有好多个年号，随他的心意，一改再改三改。武则天就是玩弄改元游戏的惯手，有一年内三次改元的。年号所取，或来自儒经、佛典，或出于迷信、祥瑞和喜庆；也有的具有鲜明的*含义。“贞观”、“至元”，都是出典有据。“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就是“元鼎”改元所自。老耄的武则天，齿落更生，于是改“天授”为“长寿”。宋高宗建元“建炎”，是因为相信火德中微，他希望余烬重燃。宋哲宗改元“绍圣”，“圣”指的是神宗，“绍圣”就是表明自己亲政后要绍奉神宗的变法路线。徽宗即位之初，调和党争，以求得政局的稳定，故建元为“建中靖国”。第二年，蔡京用事，政局又发生变化，改元“崇宁”，“宁”者，神宗的年号“熙宁”也，等于公开宣布再要按变法的路线办事，大兴党狱。宋孝宗受掸，建元“隆兴”，其意为“务隆绍兴”，“绍兴”即高宗的年号，以此来表示他对高宗的孝敬与感激。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建元年号是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二册，第47页）总体讲，这是不错的。
这样，每一个皇帝既有生时的尊号，又有各自的年号，死后还有谥号、庙号、陵号，称呼相当复杂。习惯上，在唐以前，我们对他们都以谥号相称，如汉武帝、隋文帝。唐、宋、元、明时期，通以庙号相称，如唐太宗、宋太祖、明成祖。到了清朝，又以其年号相称，如康熙、乾隆。约定俗成，已没一定的标准可循了。
有的皇帝在百无聊赖之中，还喜欢玩点别号、雅号之类。汉灵帝喜欢擐甲驰马，行阵三匝，自称为“无上将军”。刘来后废帝喜欢微行，自号“李将军”。陈后主自称“无愁天子”。唐玄宗号“三郎”。宋徽宗迷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王晨明皇大道君”、“都天教主”。宋高宗署其室曰“损斋”。明武宗自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别号“锦堂老人”。他还取个回回名字叫“沙吉敖A”，藏名“领占班丹”，蒙古名“忽必烈”。明世宗自号“天地钓叟”，又号“尧斋”，穆宗号“舜斋”，神宗号“禹斋”。清康熙帝号“体元主人”，乾隆帝号“十全老人”、“信天主人”、“古稀天子”等。这也算是趣闻，可供谈助。
皇帝的自称也有专用的词，叫“朕”。“朕”，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屈原《离*》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秦始皇始规定“天子自称曰朕”。这个字开始成了皇帝的禁脔。
臣民对皇帝有很多称法，曰陛下、曰万岁、曰乘舆、曰上、曰至尊等等。蔡邕《独断》说：“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用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卷上）《事物纪原》渭此自秦始，“《史记》秦李斯议事始呼之耳”。（卷一）“上”，蔡邕说：“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但言上，不敢渫读言尊号，尊王之义也。”（《独断》卷上）“乘舆”，蔡邕说：“乘舆出于律。《律》曰：敢盗乘舆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官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独断》卷上）“万岁”则原是一种庆贺时的欢呼。春秋时，有一位梁康王，自以为武功可称霸主，每天“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资治通鉴》卷四），卒至于国破身亡。这个宋王可算得上爱听臣民万岁不离口的昏君。据赵翼考证，这个词，“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则莫敢用也”。（《陔余丛考》卷二一）以上称呼多用于书面或比较正式的场合。至于百姓口语之间，西汉人称皇帝为“县家”、“大家”，东汉人称“国家”，魏晋间称“官”、“官家”；皇帝也往往以之自称。晋人又称之为“天”；北朝称“家家”。唐时称“圣人”、“大家”、“天家”、“宅家”、“官”。宋人称“官家”、“官里”。“大家”。辽、金称“郎主”。元人称“皇上”。《水浒传》里直呼“皇帝老倌”，明时径称“老头”，则已带有一点愤懑不平之气，看来恐涉不恭了。
皇帝既享有至高无尚的尊贵，他的名字也便是同样尊贵的。大概从东周时代开始，社会上开始有了避讳的礼俗。《礼·曲礼》：“入门而问讳。”《疏》：“讳，主人祖先君名。”（卷三）所谓生曰名，死曰讳。尊卑有序，以讳为首，因此受到特别的重视。最初避讳原本只限于死去的祖先名讳，而且，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讲究原是有限度的（《陔余丛考》卷三一《避讳》）。后来却益形泛滥。不单生人之名称讳，甚至同音也讳，偏旁也讳，形近也讳。南朝时的士人特别讲究这一套。如果有人在言谈中触及他祖先的名字，他便要像挖了他祖坟一样，痛哭流涕而起。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沣著为律文。《唐律》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答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卷十）官僚的名字如果与官称相犯，*还可以特为他改任别职。官场如此，私家亦然。李贺名晋肃，致人们认为他不应该应进士考试，因为“晋”与“进”同音。在所有文书之中，皇帝的名讳都用改字来避免。汉高祖名邦，旧史中凡邦字都以国字来替换。汉文帝名恒，于是恒山被改名曰常山。汉宣帝名询，因此，战国时的大思想家苟卿也大触霉头，被改作孙卿。汉光武名秀，秀才便改称为茂才。晋憋帝名业，建业（今南京）从此改称为建康。隋文帝的父亲名忠，朝中的一大批官名也因此改订：郎中去中字，但作郎；侍中改恃内；中书改内史；殿中御史改殿内御史；御史中丞也被撤消。唐太宗名世民，故凡言“世”皆改“代”，“民”改“人”，民部改称为吏部。老百姓的名字如果有犯御讳的都必须更改，甚至姓也得改。石晋的高祖名敬瑭，于是令将姓敬的都改为姓荀或是姓文。宋高宗名构，于是连姓勾的人，或仍其字而更其音，或增加金旁作钩，或增加丝旁作，或加草头作苟，甚至改作近形的句字，还有便是在勾后加一个字，改作复姓勾龙，也有干脆把勾龙的勾去掉，成了单姓龙；更有改龙为缑，弄得面目全非。宋钦宗名桓，与“丸”音近，举子应考作诗，韵脚用了丸字的，都遭到黜落。唐人修史，对前代人名有同御讳的，便不书其名而改书其字；或者便径将所犯的字删除，成了单名；或者以文义来改用另一个字。元、明以后，其禁稍宽，讳字往往以缺笔划来表示。在那个时候，要记住并注意这一大批讳字确是不容易。一些常用的字，这也讳，那也讳．文字上会产生很多麻烦。皇帝们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所以皇子取名时多用生僻的难字。汉宣帝原名病已，他发布诏书改名，说：“闻古天子之名，虽难知易讳也。其更伟询。”试看康熙的一大群儿子：胤裎、胤礽、胤祉、胤禛，等等，都是难认少用的僻字。民问文书行用，省去了许多避讳的麻烦，这样命名，也算是皇家的功德。
名讳之外，拥有无上权威的皇帝，往往出于个人的、难于索解的避性与迷信，又任意规定出一些可笑而且荒唐的禁忌。前秦的越厉王苻生，长相颇滑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他对这个生理缺憾怀着阿Q式的敏感，在言淡文书里，“残”也讳，“缺”也’韦，“偏”、“只”、“少”、“无”、“不具”等都成了大讳，误犯而致死的人不可胜数。北周宣帝字文赘让儿子作皇帝，自己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不许臣民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涉及这些字眼的都改掉，姓高的人改姓姜，高祖父改称长祖父。南朝的宋明帝刘，晚年更加猜忌残虐，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字为“”，以其似祸字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宋徽宗迷信道教，明令禁止天下百姓以君、玉、圣天、上、龙、皇等字命名，凡有的或删或改。臣僚的表章中，对危、乱、倾、覆等类字眼也必须回避。“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句，本是语出儒典，但是因为“哉”与“灾”同音，所以也不准引用。他曾御笔亲诏：“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宇伯阳，及谥聃。见今士庶多以此为名字，甚为读侮，自今并为禁止。”（《能改斋漫录》卷十三）元朝*明令在奏章中有一百七十多个字必须回避，其中除病、苦、凶、祸、灾、危、乱等不吉祥的字眼外，亡、妄、望、忘，司、四、死、斯，誓与逝，都因同音关系在回避之例。元仁宗延祐元年始规定“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元典章·礼部·礼制一进表》）。明太祖在字音、字义上胡牵乱扯，大兴*，是大家所常道的。笔儒徐一夔进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句，他看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一位姓张的学正上表，中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句，他也大怒，说“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与强盗音近）：二字拟之。”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张从容申辩说：“臣有一言，说毕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臣谓‘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太祖听了无言以对，良久，曰：“此老还嘴强，”竟令去，不问。左右相谓曰：“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立斋门录》卷一）清朝的*则多带一些民族仇视的成份，其手法之极尽牵强附会，任意罗织，上纲上线，则是与明太祖没有二致的。
历史上的皇帝还有一些更荒诞莫名的禁忌。唐朝皇帝姓李，所以，连鲤鱼也禁止捕食。宋徽宗时，谏官赵致虚上书说：皇上的生辰为壬戌。戌属狗，所以不应该杀狗。徽宗立即准允，公告全国，屠狗者有厉禁。明武宗生肖属猪，又朱、猪音同。正德十四年，止式下诏：“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野获编》卷一；《癸已类稿》卷八）此诏一出，城乡民众赶紧将所养的猪贱价出卖，成为千古一大奇闻。明世宗忌讳也很多。当时北方鞑靼为患，他每写“夷狄”两字必极小；会试卷中见到有“夷”字就大为震怒，欲置重典。还有，北齐文宣帝禁取虾蟹蚬蛤之类，唯许私家捕鱼。这只能认为是一种怪避，无法令人索解。人各有喜好与恶忌，甚至是某种迷信与怪避，这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顶多只是一个笑话，而一旦发生在皇帝身上，就可能成为殃及万民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皇权*下的一种特有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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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2 0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