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详细介绍和其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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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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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7 22:57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家勤则兴,人勤则健”。
“侍亲以得欢为本”。
家庭三致详：“孝致祥，勤致详，恕致详”。
“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
人德八本：“习勤、崇俭、 谦谨、敬恕 、毋贪、去私 、专一、有恒”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君子之所人不及,在君慧眼善识人”。
“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霹雳手段,方先菩萨心肠”。
“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天下事
在局外呐喊议论
总是无益
必须躬自入局
挺膺负责
乃有成事之可冀"
"人初做事，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
◎ 勿扬人过，反躬默省焉，有或类是，丞思悔而速改也。
◎ 士有三不斗：毋与君子斗名，毋与小人斗利，毋与天地斗巧。
◎ 独立之行，不徇流俗，然怨不可不恤也。高义之事，弗避小嫌，然累不可不虑也。
◎ 吾常见夸己者，以要誉而受嗤也；吾常见媚人者，以求悦而招鄙也。夫士处世，无为可议，勿期人誉，无为可怨，勿期人悦。
◎ 甘苦自得。
◎ 文人富贵，起居便带市井。富贵能诗，吐属便带寒酸。
◎ 忧时勿纵酒，怒时勿作札。
◎ 能食淡饭者方许尝异味，能溷市嚣者方许游名山，能受折磨者方许处功名。
◎ 薄福之人过享其福，必有忽然之祸。贯贫之人不安其贫，必有意外之忧。
◎ 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来，处之以淡，方不为快心所惑。
◎ 素食则气不浊；独宿则神不浊；默坐则心不浊；读书则口不浊。
◎ 甜酸苦竦宜尝遍，是非好恶总由人。出死入生宁不易，各宜努力去修身。
◎ 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
◎ 善观人者观己，善观己者观心。
◎ 轩冕而敬，伪也。匿就而爱，私也。
◎ 多躁者必无沉毅之识，多畏者必无踔越之见，多欲者必无慷慨之节，多言者必无质实之心，多勇者必无文学之雅。
◎ 爵禄可以荣其身，而不可以荣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 功名官爵，货财声色，皆谓之欲，俱可以杀身。
◎ 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
◎ 巧辩者与道多悖，拙讷者涉者必疏，宁疏于世，勿悖于道。
◎ 绮语背道，杂学乱性。
◎ 知足则乐，务贪必忧。
◎ 广积聚者，遗子孙以祸害；多声色者，残性命以斤斧。
◎ 立身之道，内刚外柔；肥家之道，上逊下顺。不和不可以接物，不严不可以驭下。
◎ 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虑不正，杀身之本。
◎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饰己以要誉。所以古人临大节而不夺，今人见小利而易守。
◎ 君子出则忠，入则孝，用则知，舍则愚。
◎ 智大心劳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 善人种德，降祥于天。恶人种祸，贻殃于后。
◎ 沽虚誉于小人，不若听之于天。遗货财于子孙，不若周人之急。
◎ 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独利则败，众谋则泄。
◎ 一念忽略，便有错言错事。
◎ 越自尊大，越见器小。
◎ 好胜人者，必无胜人处，能胜人，自不居胜。
◎ 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
◎ 才智英敏者，宜加浑厚学问。
◎ 恶莫大于毁人之善，德莫大于白人之冤。
◎ 事以急败，思因缓得。
◎ 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
◎ 只是一个见小，便使百事不成，亦致百行尽堕。
◎ 信算命，信风水，皆妄念所致。读书明理人以义命自安，便不信也。
◎ 尖酸语称快一时，当之者终身怨恨。
◎ 聪明外露者德薄，词华太盛者福浅。
◎ 好饰者，作非之渐。偏听者，启争之端。
◎ 傲人不如者必浅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
◎ 姑息必成大忍（过），面誉必至背非。
◎ 甘让君子其志卑，不让小人其量浅。
◎ 人该省事，不该怕事。人该脱俗，不可矫俗。不该顺时，不可趋时。
◎ 因循二事，误尽一生。鼓舞精神，方破此弊。
◎ 与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
◎ 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
◎ 好谈己长只是浅。
◎ 居心平，然后可历世路之险。
◎ 才觉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 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 各安共分而天下平矣。
◎ 法者，天讨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 知天地万物于一体，则能爱矣。
◎ 人伦明，则礼乐兴。
◎ 二十年来治一怒字，尚未清磨得尽，以是知克己最难。
◎ 到老始知气质驳，寻思只是读书粗。
◎ 事事顺吾意而言者，此小人也，急宜远之。
◎ 人之所学，不可为人所容，为人所容则下矣。
◎ 人要为善，先要明善始得。
◎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 凡读无益之书，皆是玩物丧志。
◎ 常沉静，则含蓄义理而应事有力。
◎ 以举世皆可信者，终君子也。以举世皆可疑者，终小人也。
◎ 富贵家宜劝他宽，聪明人宜劝他厚。
◎ 世间极占地位的，是读书一著。然读书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势位上。
◎ 今人计较摆布人，费心心思，却何曾害得人？只是自坏了心术，自损了元气。
◎ 决不可存苟且心，决不可做偷薄事，决不可学轻狂态，决不可做惫赖人。
◎ 当至忙促时，要越加检点。当至急迫时，要越加饬守。当至快竟时，要越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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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7 22:57
关键词： 矛盾关系 忠君 猜忌 演变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 期望清*出现“中兴”局面。
一
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
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吏治*，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
第二阶段：*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
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
第三阶段：“剿捻”时期 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
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 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才使清*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
二
清*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
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