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语拼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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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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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7:56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是古人在“直音”、“读若”之后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又称“反”、“切”、“翻”、“反语”等。反切的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
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应用他和另外几位传教士拟订的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写了4篇文章,送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 由程君房编入所著墨谱《程氏墨苑》中。4篇文章的前3篇都宣传天主教教义，由教会单独合成一卷，取名《西字奇迹》，复制本现存罗马梵蒂冈教皇图书馆（在中国，习惯上把上述 4篇文章称作是《西字奇迹》
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又名“小儿经”、“小儿锦”）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中国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欲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
在1951年，*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扩展资料：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
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2008年9月，中国台湾地区确定中文译音*由“通用拼音”改为采用“汉语拼音”，涉及中文音译的部分，都将要求采用汉语拼音，自2009年开始执行。
汉语拼音是一种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根据这套规范写出的符号叫做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也是国际普遍承认的现代标准汉语拉丁转写标准。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撰写者按中文字的普通话读法记录其读音。”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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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7:56
汉语拼音是在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制定出来的。制定方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
我国古代是没有拼音字母的，而是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
扩展资料:
汉语拼音是一种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根据这套规范写出的符号叫做汉语拼音。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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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7:57
学习和记忆文字发音的方法：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
历史：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
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应用他和另外几位传教士拟订的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写了4篇文章，送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由程君房编入所著墨谱《程氏墨苑》中。
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代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中国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拓展资料：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2008年9月，中国台湾地区确定中文译音*由“通用拼音”改为采用“汉语拼音”，涉及中文音译的部分，都将要求采用汉语拼音，自2009年开始执行。
汉语拼音-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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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7:57
百年探索，凝聚数代人智慧的结晶
新中国成立之时，多年的战乱令社会满目疮痍。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国5亿多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回忆起当年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初衷，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之孙吴本渊说：“其实当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用一个好方法来扫除文盲。”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摆在吴玉章及专家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来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最早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后来，英国人创制的“威氏拼音”一度盛行。不过，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认为，这些外国人给汉字注音只能算是“外国人为外国人而拼音化”，“是他们自己为了便于学习中文而创造的权宜之计”。
中国人对拼音的探索，始于卢戆章1892年所著《一目了然初阶》，创造了57个音节双拼的符号。在此之后，相继出现了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章太炎的注音符号、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瞿秋白的拉丁化新文字等。但这些汉语拼音方案都因为无法准确适应汉语的特点，最终没能推广下去。
在当时，拼音方案的选择也引起了社会群众的广泛参与。周有光先生曾在文章中记载，从1949年协会成立至1955年，共收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的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数番讨论、几易其稿，《汉语拼音方案》终于在1958年2月11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正式批准通过。方案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实行音素化的拼音方法。从当年秋季起，全国的小学一年级开始教学拼音字母。华夏五千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语同音”从梦想照进现实。
教育部副*、国家语委主任杜占元在《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表示，方案既承继历史，又发展创新，既是许多代人智慧的结晶，又充分发挥了现代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
60年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与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三大语言文字工作任务，在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的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以上下降到4.08%，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以上。
融入时代，古老汉字驶入信息化快车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深刻变革，汉语拼音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扫盲工具。在推动汉语现代化和信息化、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手语和盲文研制、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汉语拼音彰显出强大而持续的生命力，远远超出了制订者们的最初构想。
现如今，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汉字输入法已经被普遍应用到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起到了奠基作用。得益于当年方案所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们输入汉字时，无需改造就可以直接使用国际标准键盘。
在人名地名拼写、图书排序检索、旗语灯语设计、产品型号编制、人事档案、户籍管理等领域，汉语拼音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半个多世纪来，《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让古老的汉字走上了服务社会的“快车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李蓝说，“在壮、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黎、纳西、白、土、瑶等少数民族研制新文字时，汉语拼音方案是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据了解，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依据，国家帮助12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了16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民族文字。
汉语拼音同样深刻影响了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盲文出版社**、社长张伟表示，“《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使手语、盲文和汉字、普通话有了密切联系，为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研制、推广和使用创造了条件，为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的快速发展，也直接得益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广。“由于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殊性,外国人无法从汉字字形上获得读音，所以初级阶段一般都采取拼音先行的方法来帮助汉语初学者快速入门。”国家汉办副主任赵国成说。目前，在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526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中，汉语拼音是重要的教学手段和工具，大大推动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
面向未来，搭建国际交流的文化津梁
周有光先生在《汉语拼音方案》行世五十周年时曾撰文：“五十年来，汉语拼音的应用扩大，快速惊人。原来主要应用于教育领域，现在显著地应用于工商领域。原来主要是小学的识字工具，现在广泛地发展为信息传输的媒介。原来是国内的文化钥匙，现在延伸成为国际的文化桥梁。”
作为中国代表，周有光在1979年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的建议。1982年，《ISO 7098 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第19届会议上正式通过，汉语拼音从中国的国家规范成为国际标准，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北京的城市译名从“Peking”变为“Beijing” 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译名由“Friendlies”改为拼音“Fuwa”……时至今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标准，已成为国际共识。
87岁高龄的国家语委原副主任陈章太用“前后两个30年”来评价《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六十年来的实践。在他看来，前30年主要是为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扫除文盲，普及学前教育，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后30年则主要体现在为满足国家改革开放和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在信息网络化、智能化、国际化等方面作用的充分呈现。
“造福社会，联结古今，融通中外，影响深远。”在纪念座谈会上，杜占元谈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功绩时说。他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赋予了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新内涵，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在农村和民族地区等教育薄弱区域的基础工具作用，为实现“语同音”的千年梦想打通“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在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加强汉语拼音理论和实际应用研究，加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文化工具和国际标准的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六十载沧桑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从识字工具到文化津梁，汉语拼音身披荣光，再踏征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文字先行“开路”，唤起民心相通，一幅共同发展繁荣的时代画卷正徐徐展开。面向未来，汉语拼音与千年汉字双翼齐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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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17:58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与注音字母两相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一些读物，如《国语留声片读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它的影响远不如注音字母。
国语罗马字一直在台湾使用，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称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改用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示声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