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2 08:38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8 19:20
人生起伏难测,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时,不要怨天尤人徒做无用功。人生的禅机,不再荣华富贵时,而在艰难困苦后。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刘墉奉旨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以后刘墉长期兼任此职,即使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三月发生诸师傅旷工七日事件、刘墉受到严重处分之时,他仍被留在总师傅任上,成为他一生兼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职务。
上书房亦称尚书房,为清代皇子读书处。清朝家法相承,极重皇子教育。
历代皇帝无不慎选天下英才,以教辅元良,即皇太子。清朝则因秘密立储之制,皇太子从诸皇子中密定,因此,皇子、皇孙年满六岁一律入上书房读书,皇帝亲自挑选学识一流的京堂、翰林为师傅,分别教授经史策问、诗赋古文,又指派大学士、尚书等几位重臣为总师傅,稽察督饬,同时,还简选满洲、蒙古大臣和侍卫等教授“国语”(满语)骑射。
雍正以前,上书房地点并不固定,雍正以后始定于乾清门左侧,俗称“三天”,固有“前天垂贶”、“中天景运”、“后天不老”三室故。由于皇帝每年都有三分之二时间不住宫内,皇子们也要随驾前往,故畅春园韵松轩、圆明园勤政殿东侧等处也设上书房,都与皇帝日常办公之处近在咫尺。这样的安排为的是皇帝可以随时亲临检查。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为了加强对上书房的管理,又于授读师傅之上增设管理督课之总师傅,例由皇帝以大学士、尚书等大员内选取品学兼优、德高望重者担任,或只设一人,或同时设二三人。他们多是兼职,故不像其他师傅们那样亲自授课,有事则至,但每月必须至书房数次,检查教学情况,正月开学之际或有新师傅入值必须到场。
不仅如此,皇帝也时常亲自入房过问授课情况和效果,稽查师傅、皇子的出勤情况。清代将上书房设在皇帝御政殿堂附近,目的也无非是便于亲自监督。乾隆就曾有《每御乾清官辄闻尚书房诸皇子诵读声欣然会心兼忆旧况》,表达了他对皇子学习的关心和期望:
占毕达璇除,居稽切讲庐。
为声何朗朗,毓得想鱼鱼。
乐志四时敏,研经值岁余。
明窗情旭暖,忽忆十年初。
由于入值上书房责任重大,又和诸皇子有特殊的师生关系,故任这一职务者往往能受到皇帝宠信和优待。雍正年间内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徐元梦,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张延玉,都是教授三朝皇子的师傅出身;乾隆年问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梁诗正,及刘墉的父亲、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刘统勋,都曾在雍正乾隆两朝为师傅。他们之所以获得很多的恩荣,除了自身的因素外,曾多次入值上书房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因此,刘墉能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也就是他自地方调入*后不足一年的时间,便以尚书身份和资深大学士三宝、嵇璜等出任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可见乾隆对其品行的信任以及以后仕途发展的厚望。
按照上书房的作息时间,师傅必须坚持到申时(下午三四点)退值下班,而且离开时必须告知管门太监登记,以备查核。皇子们更要遵守时间,有事离开也必须征得师傅的同意。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五月,皇八子永璇因事从圆明园回城,既未告知乾隆,也未告诉师傅。乾隆知道后立予训斥,并令将谕旨抄录一通贴于上书房,使皇子等朝夕观省,知所劝戒。同年十二月初三日,皇四子永城借清晨参加祀神典礼为由不入书房学习。乾隆知道后说:
“祀神行礼,原在清晨,祀毕仍可照常进内。而四阿哥藉此为名,一整天不进书房,殊属非是。但较之夏间八阿哥自圆明园擅行入城者,甚过错稍轻,此次姑从宽免责,此后如再不知省改,一经查出,不能再为曲恕。其师傅、谙达等所管何事?令即行查参议处。”可见管理之严。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六日,上书房诸师傅因连雨天未能入值。次日,乾隆检查内左门登记的师傅入值门单时发现了这件事,非常愤怒,立即召见皇十七子永磷、军机大臣和总师傅刘墉,询问是否因阿哥们不到书房而致诸师傅散去。结果,永磷说是阿哥等每日都到书房,而师傅们往往有不到者,曾经阿哥们面告其入值,而他们连日仍未进内等。因此乾隆当日下谕说:
皇子等年龄俱长,学问已成,或可无须按日督课。至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正在年幼勤学之时,岂可稍有间断?师傅等俱由朕特派之人,l刍应各矢勤慎,即或本衙门有应办之事,也应当以书房为重。况且各师傅内多系阁学、翰林,事务清简,并无不能兼顾者,何得旷职误功,懈弛如此。皇子为皇孙辈的父叔行辈,与师傅等又有主宾之谊,师傅等如此怠玩,不能训其子侄,皇子等自当正词劝谕,如劝之不听,也应奏闻于朕,却竟听任他们任意旷职,故诸皇子等也不能无责任。
至于书房所设总师傅,并不专门负责训课,其责专在稽查、管理,与总谙达之与众谙达等无异。师傅等有怠惰不到者,总师傅自应随时纠劾,方为尽职尽责。今该师傅等竟相率不到七日之久,无一人入书房,其过甚大。而总师傅却竟然置若罔闻,如此的话又任用你们作什么?此而不严加惩创,又如何能够以儆效尤?嵇璜年已衰迈,王杰兼军机处行走,情节还有可原谅之处,著从宽交部议处。刘墉、胡高望、谢墉、吉梦熊、茅元铭、钱菜、钱樾、严福、程昌期、秦承业、邵玉清、万承风,俱交部严加议处。至阿肃、达椿,身系满洲,而且现为内阁学士,毫无所事,其责任更大,均著革职,仍各责四十板,留在书房效力行走,以赎前罪而观后效。
三月八日,乾隆在将刘墉等人交部议处后,仍然感觉到义愤难平,专门就刘墉的责任及处罚下了一道上谕,上谕中说:
昨因尚书房等师傅,自二月三十曰至本月初六七日之久,无一人入书房,殊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将总师傅嵇璜、王杰交部议处,刘墉与胡高望等交部严加议处。刘墉系大学士刘统勋之子,朕念及他父亲为朝廷宣力年久,特加恩擢用。他在府道任内,也颇觉勤勉敬业,及至出任学政,即不肯认真办事;后升授湖南巡抚,声名亦属平常。及内用尚书,其办理部务,更复一味模棱两可,朕尚曲赐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知道感激朕恩,知道惭愧,发奋努力,更加勤慎任事。而今阿哥师傅等不到书房至七日之久,刘墉身为总师傅,又非嵇璜年老、王杰兼军机处行走者比,却竟然置若罔闻。似此事事辜负圣恩,不能尽职,于国家则为不忠,于其父则为不孝,其过甚大,岂可再邀宽宥?而且他属方面大员,不必再等部议处理,刘墉现即降为侍郎衔,仍在总师傅上行走,不必再兼职南书房,以观其以后是否知道惭愧奋勉。
三月十四日,吏部复议对失职各师傅的处理意见,经乾隆核准,嵇璜、王杰降*从宽留任;胡高望、吉梦熊、茅元铭、钱棨、钱樾、严福、程昌期、秦承业、邵玉清、万承风革职从宽留任。其中胡高望、吉梦熊系专司训课师傅,“其旷职误公非寻常玩误可比”,其处分以八年为期,“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这次事故,刘墉所受处分最重,协办大学士被取消,吏兵二部尚书衔转与彭元瑞和孙士毅,他不得不从头开始他的仕途登攀。这次变故,无疑是刘墉一生仕途中遭受的重大挫折。他由原来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一下子被贬到侍郎衔,并在同年六月的京察中获革职留任的处分(革职留任为无俸供职),这使他从前奋斗的成果又化为乌有。更为令人痛苦的是,事件发生后,刘墉被剥夺了入值南书房的资格。他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被排除在皇上近臣的圈子之外,成为文武百宫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也正因为这次事件,此后多次赏赐群臣刘墉均被排除在外,甚至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二日赏赐山东在籍人员,也同样没有刘墉。直到同年八月乾隆八旬大庆,刘墉始获赐《春雏得饲图》、《重排石鼓文》和《泾清渭浊诗图》等品。这种阴影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始散去。
刘墉的这次磨难越加说明了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的君臣关系。当然,这样的例子并不仅仅发生在刘墉身上。皇帝的喜怒哀乐往往是决定一个人宦海沉浮至关重要的因素。无独有偶,同样的一件事也发生在嘉庆十五年(1900年)七月五日。嘉庆在查阅内左门的登记门单时,得知师傅周系英、果齐斯欢、秦承业三人未到书房值班,立即传询诸阿哥及军机大臣其中的原因。原来是诸阿哥等都是按时入学,又是按规定午时二刻放的学,而且是久等师傅不到,不知什么原因。
次日,嘉庆令军机大臣传询周系英等,称说因澄怀园门外积雨水深,因而未能入值。嘉庆知道后下谕说:
儒臣入值尚书房,职司训课,责任极重,理应克勤克慎,无旷其职。昨日早间,宫门左近虽间有积水,各部院衙门仍照常奏事,召见时,大臣中年老者亦均未误班。尚书房翰林寓居澄怀园,距宫门咫尺,何至不能入值?明系他们怠惰偷安,有旷职守。从前乾隆年间,因尚书房师傅旷工,曾经皇考高宗纯皇帝降旨,将刘墉等分别严惩,并将阿肃、达椿加以责处。今周系英等藉端旷误,不可不加以惩治。
结果,周系英降一级调用,罚俸一年;果齐斯欢因系宗室,免责处,降为左庶子,罚俸一年,二人仍留尚书房行走。秦承业原系伴读绵傧、载铨师傅,责任较轻,罚俸一年,退出尚书房,免绵傧、载铨伴读;总师傅王懿修因年力已迈,加恩宽免议处,退出尚书房,改振董诰充任。
嘉庆帝在二十年后仍然记得刘墉被惩的事情,可见此事在当时影响之大。
当然,在嘉庆旧事重提,并又有一批*重蹈刘墉的覆辙的时候,刘墉已经作古六年了。
刘墉在自己被罚之后并没有丧失斗志,自怨自艾。他和以前一样抱着自己的理想,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被流放也从未想过放弃自己。这也是他能为后世所敬佩的原因之一。人生的禅机,不再荣华富贵时,而在艰难困苦后。刘墉的表面糊涂,心如明镜让他对这般人生哲学有了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