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从宋元第一大港陨落为三线城市，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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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3-06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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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3-06 03:30
泉州位于东南沿海，人杰地灵，物阜民丰。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它赞誉为“世界最大之港”。2017年，被联合国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如今沦为三线城市，其中原由，值得深思。
硬件可靠
泉州的崛起离不开硬件和软件协调配合。从硬件来看，泉州海岸线曲折交错，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隆庆府志》坦言：“泉居八闽之南，山势蜿蜒，不见刻削；海港透逸，不至波扬。”众多港口离主航道并不远，域宽水深，能够容纳上百条大船。晋江打通了泉州和内地的物流联系，此外，港口深入海湾和河口，“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航道”，提高了泉州和船只的安全系数。
上图_ 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实力的增长推动了泉州港的兴起。由唐至宋，泉州大兴水利，围海造田，经济实力由上郡晋升至望郡。更为重要的是泉州实行农耕和手工业并重的*。步入唐宋，泉州出产的丝织品有“绮罗不减蜀吴春”之称。而当地烧制的青瓷和青白瓷以质优、价廉、量足著称，仅考古发现的宋元窑址就有133处。此外，泉州的茶叶、蔗糖、铁鼎、生铁、银等商品，均蜚声海内，享有盛誉。
造船业为当地的航运业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唐宋时期，泉州出产的鸟船和福船，载重量大，结构坚固，抗风力强，代表了泉州造船业的高超水平。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称赞：“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在元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记述：中国商船“皆造于刺桐 (泉州)及兴克兰(广州) 二埠。”从南海至印度洋，中国商船往来频繁，比比皆是。进入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大部分船只来自于泉州。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了泉州港崛起的必备条件。
上图_ 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软件过硬
泉州的软件也有与众不同的优势。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自南安郡（今福建泉州）乘船前往棱伽修国（今马来半岛），拉开了泉州和南洋诸国通航的序幕。相较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杭州等贸易港口，泉州航程适中，设施完备，得到了朝廷和南洋诸国的认可。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宋高宗在任命李庄提举福建市舶的诏令中说：“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庄可发来赴阙禀议，然后上任。”从中体现出通过加强市舶管理、促进外贸活动的指导方针。
各个时期的官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对外贸易。唐朝要求地方官对待外商“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泉州推出“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的招商*，同时，尊重外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热情款待外国贡使。元朝时，其他海港“番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这些措施的实施，无形中扩大了泉州港在对外贸易竞争中的优势。
上图_ 海交馆陈列的宋代泉州海船
除此以外，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船工还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中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描述泉州船工在泉州到海南岛的航线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之”。
南宋后期，泉州赶超广州，达到极盛。1226年编写的《诸番志》中，与泉州通航的南洋诸国多达57国。学者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若欲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配套的软硬件，是泉州港兴盛的主要因素。
上图_ 15世纪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泉州
衰亡抓内因
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明朝的泉州港进入了发展拐点。据经济学家冀朝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地带与灌溉事业》统计，有关两宋期间兴修水利的记载中，浙江有302次，广东44次，福建多达402次，首居全国首位。至元朝，浙江和广东成为第一和第二，福建退居第五，再到明朝，浙、粤仍居前列，福建位列第六。
水利设施的落后，造成明末“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至清初，这种情况仍未改观，水利设施“今存者不能十之三矣”。人地矛盾直接影响了植棉丝织业，致使停留在农家副业的泉州产丝绸和棉布，无法和江浙等地集中式作坊的产品匹敌。
另外，泉州农业结构也不合理。当地“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 因占用农田过多，导致“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泉州失去了制糖中心的地位。而当地“铁矿渐竭”，冶铁从业人员只能“往他郡开之”。而福建出产的建宁腊茶、探春、先春等茶叶享有盛誉，因明末官府盘剥，种茶业也萎靡不前。农业和手工业的裹足不前，无形中破坏了泉州港的经济基础。
上图_ 明代泉州府
下滑找外因
诸多外因也加速了泉州港的没落。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泉州发生万户赛甫丁阿迷里可和“总诸番互市至泉”的那兀纳之间内斗。这场纷争十年后才被陈友定平复，“泉民先经回寇涂炭，继为友定茶毒”。在此经商的*徒和穆斯林纷纷回国，泉州元气大伤。
明朝建国后，朝廷一方面严禁国人出海贸易，下令：“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甚至禁用舶来品，“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蔫，其见有者，限于三月销尽”。另一方面拒绝外商来华经商，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礼部奏诸蕃国使臣客旅不通”，泉州断绝了与南洋诸国的贸易往来。
上图_ 明人绘《倭寇图卷》
嘉靖年间，泉州遭倭乱波及，下辖的安溪、永春、南安、安海等地均遭攻陷，倭寇所到之处“无不焚毁屠戮，财物罄掠无遗”，海船尽数被掳。倭乱最盛时，都御史朱纨曾一次性杀死90余名违反海禁的“漳泉商人”。在争斗、海禁和倭乱的三连击之下，泉州港每况愈下，彻底沦落。
《元史》中南洋诸国均以泉州为起点。《明史》中，占城航线“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泉州门可罗雀。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福建*中心迁往福州，泉州陷入百年孤独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