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咏怀诗忧来自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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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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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咏怀》：*抒情组诗的出现 苦闷与旷达 渊永的滋味与隐约曲折的风格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试论阮籍的《咏怀诗》
阮籍（嗣宗）是魏晋交替时期的著名作家，尤以其82首《咏怀诗》享盛名于中国诗坛。然而，也正是这些《咏怀诗》在中国的文艺批评史上引起了颇多的争论。
从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阮旨遥深”以后，后代论者便沿着这个思路而推波助澜。《诗品序》称其“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的《文选注》有“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之说；张溥则谓之“咏怀诸篇，文稳指远”（《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愈往后，论家便更把阮诗内容渲染为神秘莫测，进而连其表现形式也被说得神乎其神了。刘熙载甚至说：“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艺概·诗概》）。黄节和肖涤非二先生也认为：“后之学步邯郸者，既未得其仿佛，而浅见寡闻之士，又以眩于故实，艰于检讨，亦复望而生畏。于是咏怀之作，乃成千古绝响矣”。（《读诗三札记·读阮嗣宗诗札记》）说阮诗遥深、隐晦是对的，但将之视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响”，则与事实不符。
刘勰说“阮旨遥深”是在与“何宴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相对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钟嵘曾经说过：“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诗品上》）。这就把《咏怀诗》放进中国诗歌发展的大结构系统之中，进行纵与横的比较研究。后人步他们的后，只执其一端，恐怕是有违他们的初衷。
其实，阮籍的《咏怀诗》是循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发展逻辑而生长、发展的，它既继承了前代诗歌创作的精华，也是后辈学习的圭臬之一。在中国诗的发展史上，起着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阮诗的“遥深”，是那个时代文学与哲学思潮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他在诗歌中实践魏晋玄学“得意忘言”之文学观的体现。从这个思路出发，阮诗也许会不那么“难以情测”了。
“言不尽意”这个哲学命题，早在周朝就有了雏形。《周易·系辞》中就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见乎”的说法；《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意而忘言”。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崇尚以无为本，哲学家们展开了言、意之辩。集大成者当为王弼。他说：“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言，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象”即物象。王弼在言和意之间加进了一个物象，这不仅表明思辩哲学有了新发展，即认识到表象的存在，认识到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是由表及里的；而且还表明“言不尽意”的哲学观已找到了向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渗透的关节点，由是，“得意忘言”的文学观的呼之欲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得象忘言”和“得意忘言”在魏晋时代俨成时风。王弼在《论语释疑》和《老子注》等著作中一扫汉代经学的繁琐考证，多用假言释意，追求思辩的哲学境界，而不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如他在解释孔子“予欲无言”这句话时说：“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真是地地道道的得意而忘言。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这里讲的是得意而忘音。
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云：“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晤对之神通也。”这实际上道出了魏晋画坛在创作思想上的主线条：“画尽意在”，即王弼说的“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在这样一种推崇“得意忘言”的时风中，生机勃勃的文学怎么会无动于衷呢？四面八方涌来的新思想的信息，必然会在对新思想最敏感的诗坛产生强烈的反应。阮籍率先表了态：“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阮籍集·清思赋》）这充分表明了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将追求什么，又会摒弃什么。后来刘勰将之升华为“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日秀”，提出了“隐秀”说，阮籍实为其开先河者也。
阮籍的《咏怀诗》就是他实践“得意忘言”思想的杰作。肖涤非先生说：“嗣宗诗之特点：（一）用典变化。（二）命意委曲。（三）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阮步兵咏怀诗注》）可惜肖先生将三者孤立起来，使人不得要津，倘若用“得意忘言”的创作思想来贯穿之，就会顿时柳暗花明。因为诗中用典可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故而是“得意忘言”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咏怀诗》用典极多，往往一个典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如“高鸟翔山岗，燕雀栖下林”（《咏怀诗》四十七）这句诗就含有两个故事。一是《吴越春秋》中范蠡劝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要他见好就收；一是《史记·陈涉世家》所录陈胜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千古绝叹。两个典故一经诠释，言外之意顿时跃然纸上，读者只要忘掉文字的表面含意，顺着诗句的内涵去思索，就可以品味出作者既有不安苟且，欲济世经国的雄心，又害怕成为被烹的“走狗”那种曲曲宛宛的真情。
阮籍的《咏怀诗》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用典时往往信手拈来，掐头去尾，甚是随便。因而读阮诗，不能仅在字面上考究，而是要在释典上多下功夫，才能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如“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五）这首诗，由于将赵、李当成赵夫人和李夫人，连颜延之这样的大学者都弄错了。后人在《汉书·何益传》、《汉书·佞幸传》、《汉书·外戚传》、《汉书·谷永传》中找到四种解释（参见黄节、肖涤非先生的《读诗三札记·读阮嗣宗诗札记》）。论其意，庶族地主出身的阮籍希望能够济世经邦，当以王士祯的解释最烫贴：“《汉书·谷永传》小臣赵、李，从微贱贵宠。成帝常与微行。籍用赵、李正出此。”（《古诗笺·五言诗卷》）由此可见，阮籍写诗的确是只求意会，非给人读的，也许在他看来，意是最可贵的，能表意就行，别人读不读他的诗恐怕就无所谓了。再如“念我平时居，郁然思妖姬”（六十四）这首诗，若非前面曾用过首阳山之典，读者就很难明白诗中的“妖姬”是那位*伯夷、叔齐隐逸饿死的昏君殷纣王。正如阮籍自己所表白的：“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二十二），他既然将心寄于天上的王母娘娘，便不期冀凡夫俗子理解了，既少了这层羁绊，便可以放开手脚地“得意忘言”了。
前代论家谈到阮诗便常称其善用比兴手法。陈沆曾谓阮诗“特寄托至深，立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奥诘达其渺思”（《诗比兴笺》卷二）。“赋颂”偏重于铺陈，而比兴则“文已尽而意有余兴”（《诗品序》），这正符合阮籍的创作原则，故其“比兴多于赋颂”。后人也有责怪阮籍比兴使用不当的而失于隐晦的，这就是由于不明白阮籍之用比兴是为了更好的“得意忘言”，而不是为比兴而比兴的缘故。硬求其比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要么穿凿附会，要么就茫然不知所云了。
阮籍用典还较多地采用了藏词这种修辞手法，这与他那“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如在“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三十）这首诗中，他巧妙地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孔雀东南飞》）和“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毛诗注》）两个典故掐头藏词，这样便使人初读时不能一览无余，大可玩味，几经细品，其意自现。这种能充分调动读者主观能动性和艺术积累的诗作，真是美哉！又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三十一）这句诗，将“仆妾余梁肉，而士不厌糟糠”（《史记·孟尝君列传》）和“原宪君鲁，环诸之室，茨以蒿莱”（《韩诗外传》）两句话藏入诗中，既将作者胸中那突涌澎湃的愤愤不平之情和讥嘲之意淋漓致尽地表现了出来，又增强了作品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令人击节称绝。
阮诗“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这个特点，肖涤非先生谓之为“最为奇特处，亦是文章最难到处。”其实，这不过是阮籍将“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运用到炉火纯青境地时的神来之笔罢了，绝非阮氏有意为之。阮籍这类诗自然流畅，毫无矫柔造作之感。在魏晋易代那样一个矛盾空前的社会环境中，像阮籍这种极为敏感、极度清醒的诗人，自然日日时时都处于喜怒哀乐的熬煎之中；这喜怒哀乐的情感自然也就泊泊流露在那类“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的诗中。阮籍从“得意忘言”的原则出发，将他那亦喜亦哀、亦怒亦乐的情感毫无遮拦地在诗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便写出了“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十三），“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十一），“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嘻”（六十四）等情绪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佳作。这些诗有的是“沙欧集翔”转眼“阴风怒号”；有的是“浊浪排空”顷俄“锦鳞游咏”，使我们为阮籍那起伏的心潮所感染；为他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灵痛苦所震摄；为封建社会对人之心灵的折磨而愤怒；为志士们自强不息的奋争精神所折服。要想在这类诗里找到所谓的“内在逻辑”，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读阮诗，除了每每体味到他那因压抑、愤懑而哀怒的心境和因偶尔发泄、避祸得逞而偷悦的情愫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阮籍身兼文学家和哲学家这双重身份，他既然刻意追求“得意忘言”，将“意”视为写诗作文的最高境界，这便使得八十二首《咏怀诗》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很有启迪作用。《咏怀诗》（六十）就是由于作者纵览古今，悟得了人生的渺小和宇宙的宏大，故而“愤懑从此舒”；“少年学击刺，妙使过曲城”（六十一）则表达了他对封建社会大彻大悟的灵感。这类诗，我们更只可意会，不能穿凿。
《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诗作，影响极为深远。远的不说，在南北朝就有支遁、张君祖、江淹、庾信等人。但由于后人多对阮诗的创作原则不甚明了，只追求其“遥深”、“难测”的一面，使得咏怀诗这种艺术形式多用于表达玄理，失却了阮诗思想的真率和情感的热烈。像支循的“踟蹰观象物，未始见全牛。毛麟有所贵，所贵在忘鉴”（《广弘明集》）之类的玄言诗，故弄玄虚、空洞无物，读后如同嚼蜡。又比如张君祖写的“何必玩幽间，青衿表离俗。百龄苛末遐，昨辰亦非促”（《广弘明集》）这首诗，消积颓废，失却了阮诗的深沉和执着。江淹虽深明嗣宗之心，但终因功力有限，而难与阮籍比肩，如之所作《效阮公诗》多明白如话，径不得品味。只是到了陶潜和李白的诗中，我们才又看到了阮诗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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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咏怀》：*抒情组诗的出现 苦闷与旷达 渊永的滋味与隐约曲折的风格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试论阮籍的《咏怀诗》
阮籍（嗣宗）是魏晋交替时期的著名作家，尤以其82首《咏怀诗》享盛名于中国诗坛。然而，也正是这些《咏怀诗》在中国的文艺批评史上引起了颇多的争论。
从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阮旨遥深”以后，后代论者便沿着这个思路而推波助澜。《诗品序》称其“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的《文选注》有“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之说；张溥则谓之“咏怀诸篇，文稳指远”（《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愈往后，论家便更把阮诗内容渲染为神秘莫测，进而连其表现形式也被说得神乎其神了。刘熙载甚至说：“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艺概·诗概》）。黄节和肖涤非二先生也认为：“后之学步邯郸者，既未得其仿佛，而浅见寡闻之士，又以眩于故实，艰于检讨，亦复望而生畏。于是咏怀之作，乃成千古绝响矣”。（《读诗三札记·读阮嗣宗诗札记》）说阮诗遥深、隐晦是对的，但将之视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响”，则与事实不符。
刘勰说“阮旨遥深”是在与“何宴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相对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钟嵘曾经说过：“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诗品上》）。这就把《咏怀诗》放进中国诗歌发展的大结构系统之中，进行纵与横的比较研究。后人步他们的后，只执其一端，恐怕是有违他们的初衷。
其实，阮籍的《咏怀诗》是循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发展逻辑而生长、发展的，它既继承了前代诗歌创作的精华，也是后辈学习的圭臬之一。在中国诗的发展史上，起着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阮诗的“遥深”，是那个时代文学与哲学思潮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他在诗歌中实践魏晋玄学“得意忘言”之文学观的体现。从这个思路出发，阮诗也许会不那么“难以情测”了。
“言不尽意”这个哲学命题，早在周朝就有了雏形。《周易·系辞》中就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见乎”的说法；《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意而忘言”。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崇尚以无为本，哲学家们展开了言、意之辩。集大成者当为王弼。他说：“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言，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象”即物象。王弼在言和意之间加进了一个物象，这不仅表明思辩哲学有了新发展，即认识到表象的存在，认识到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是由表及里的；而且还表明“言不尽意”的哲学观已找到了向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渗透的关节点，由是，“得意忘言”的文学观的呼之欲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得象忘言”和“得意忘言”在魏晋时代俨成时风。王弼在《论语释疑》和《老子注》等著作中一扫汉代经学的繁琐考证，多用假言释意，追求思辩的哲学境界，而不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如他在解释孔子“予欲无言”这句话时说：“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真是地地道道的得意而忘言。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这里讲的是得意而忘音。
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云：“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晤对之神通也。”这实际上道出了魏晋画坛在创作思想上的主线条：“画尽意在”，即王弼说的“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在这样一种推崇“得意忘言”的时风中，生机勃勃的文学怎么会无动于衷呢？四面八方涌来的新思想的信息，必然会在对新思想最敏感的诗坛产生强烈的反应。阮籍率先表了态：“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阮籍集·清思赋》）这充分表明了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将追求什么，又会摒弃什么。后来刘勰将之升华为“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日秀”，提出了“隐秀”说，阮籍实为其开先河者也。
阮籍的《咏怀诗》就是他实践“得意忘言”思想的杰作。肖涤非先生说：“嗣宗诗之特点：（一）用典变化。（二）命意委曲。（三）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阮步兵咏怀诗注》）可惜肖先生将三者孤立起来，使人不得要津，倘若用“得意忘言”的创作思想来贯穿之，就会顿时柳暗花明。因为诗中用典可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故而是“得意忘言”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咏怀诗》用典极多，往往一个典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如“高鸟翔山岗，燕雀栖下林”（《咏怀诗》四十七）这句诗就含有两个故事。一是《吴越春秋》中范蠡劝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要他见好就收；一是《史记·陈涉世家》所录陈胜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千古绝叹。两个典故一经诠释，言外之意顿时跃然纸上，读者只要忘掉文字的表面含意，顺着诗句的内涵去思索，就可以品味出作者既有不安苟且，欲济世经国的雄心，又害怕成为被烹的“走狗”那种曲曲宛宛的真情。
阮籍的《咏怀诗》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用典时往往信手拈来，掐头去尾，甚是随便。因而读阮诗，不能仅在字面上考究，而是要在释典上多下功夫，才能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如“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五）这首诗，由于将赵、李当成赵夫人和李夫人，连颜延之这样的大学者都弄错了。后人在《汉书·何益传》、《汉书·佞幸传》、《汉书·外戚传》、《汉书·谷永传》中找到四种解释（参见黄节、肖涤非先生的《读诗三札记·读阮嗣宗诗札记》）。论其意，庶族地主出身的阮籍希望能够济世经邦，当以王士祯的解释最烫贴：“《汉书·谷永传》小臣赵、李，从微贱贵宠。成帝常与微行。籍用赵、李正出此。”（《古诗笺·五言诗卷》）由此可见，阮籍写诗的确是只求意会，非给人读的，也许在他看来，意是最可贵的，能表意就行，别人读不读他的诗恐怕就无所谓了。再如“念我平时居，郁然思妖姬”（六十四）这首诗，若非前面曾用过首阳山之典，读者就很难明白诗中的“妖姬”是那位*伯夷、叔齐隐逸饿死的昏君殷纣王。正如阮籍自己所表白的：“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二十二），他既然将心寄于天上的王母娘娘，便不期冀凡夫俗子理解了，既少了这层羁绊，便可以放开手脚地“得意忘言”了。
前代论家谈到阮诗便常称其善用比兴手法。陈沆曾谓阮诗“特寄托至深，立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奥诘达其渺思”（《诗比兴笺》卷二）。“赋颂”偏重于铺陈，而比兴则“文已尽而意有余兴”（《诗品序》），这正符合阮籍的创作原则，故其“比兴多于赋颂”。后人也有责怪阮籍比兴使用不当的而失于隐晦的，这就是由于不明白阮籍之用比兴是为了更好的“得意忘言”，而不是为比兴而比兴的缘故。硬求其比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要么穿凿附会，要么就茫然不知所云了。
阮籍用典还较多地采用了藏词这种修辞手法，这与他那“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如在“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三十）这首诗中，他巧妙地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孔雀东南飞》）和“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毛诗注》）两个典故掐头藏词，这样便使人初读时不能一览无余，大可玩味，几经细品，其意自现。这种能充分调动读者主观能动性和艺术积累的诗作，真是美哉！又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三十一）这句诗，将“仆妾余梁肉，而士不厌糟糠”（《史记·孟尝君列传》）和“原宪君鲁，环诸之室，茨以蒿莱”（《韩诗外传》）两句话藏入诗中，既将作者胸中那突涌澎湃的愤愤不平之情和讥嘲之意淋漓致尽地表现了出来，又增强了作品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令人击节称绝。
阮诗“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这个特点，肖涤非先生谓之为“最为奇特处，亦是文章最难到处。”其实，这不过是阮籍将“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运用到炉火纯青境地时的神来之笔罢了，绝非阮氏有意为之。阮籍这类诗自然流畅，毫无矫柔造作之感。在魏晋易代那样一个矛盾空前的社会环境中，像阮籍这种极为敏感、极度清醒的诗人，自然日日时时都处于喜怒哀乐的熬煎之中；这喜怒哀乐的情感自然也就泊泊流露在那类“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的诗中。阮籍从“得意忘言”的原则出发，将他那亦喜亦哀、亦怒亦乐的情感毫无遮拦地在诗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便写出了“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十三），“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十一），“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嘻”（六十四）等情绪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佳作。这些诗有的是“沙欧集翔”转眼“阴风怒号”；有的是“浊浪排空”顷俄“锦鳞游咏”，使我们为阮籍那起伏的心潮所感染；为他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灵痛苦所震摄；为封建社会对人之心灵的折磨而愤怒；为志士们自强不息的奋争精神所折服。要想在这类诗里找到所谓的“内在逻辑”，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读阮诗，除了每每体味到他那因压抑、愤懑而哀怒的心境和因偶尔发泄、避祸得逞而偷悦的情愫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阮籍身兼文学家和哲学家这双重身份，他既然刻意追求“得意忘言”，将“意”视为写诗作文的最高境界，这便使得八十二首《咏怀诗》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很有启迪作用。《咏怀诗》（六十）就是由于作者纵览古今，悟得了人生的渺小和宇宙的宏大，故而“愤懑从此舒”；“少年学击刺，妙使过曲城”（六十一）则表达了他对封建社会大彻大悟的灵感。这类诗，我们更只可意会，不能穿凿。
《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诗作，影响极为深远。远的不说，在南北朝就有支遁、张君祖、江淹、庾信等人。但由于后人多对阮诗的创作原则不甚明了，只追求其“遥深”、“难测”的一面，使得咏怀诗这种艺术形式多用于表达玄理，失却了阮诗思想的真率和情感的热烈。像支循的“踟蹰观象物，未始见全牛。毛麟有所贵，所贵在忘鉴”（《广弘明集》）之类的玄言诗，故弄玄虚、空洞无物，读后如同嚼蜡。又比如张君祖写的“何必玩幽间，青衿表离俗。百龄苛末遐，昨辰亦非促”（《广弘明集》）这首诗，消积颓废，失却了阮诗的深沉和执着。江淹虽深明嗣宗之心，但终因功力有限，而难与阮籍比肩，如之所作《效阮公诗》多明白如话，径不得品味。只是到了陶潜和李白的诗中，我们才又看到了阮诗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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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咏怀》：*抒情组诗的出现 苦闷与旷达 渊永的滋味与隐约曲折的风格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试论阮籍的《咏怀诗》
阮籍（嗣宗）是魏晋交替时期的著名作家，尤以其82首《咏怀诗》享盛名于中国诗坛。然而，也正是这些《咏怀诗》在中国的文艺批评史上引起了颇多的争论。
从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阮旨遥深”以后，后代论者便沿着这个思路而推波助澜。《诗品序》称其“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的《文选注》有“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之说；张溥则谓之“咏怀诸篇，文稳指远”（《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愈往后，论家便更把阮诗内容渲染为神秘莫测，进而连其表现形式也被说得神乎其神了。刘熙载甚至说：“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艺概·诗概》）。黄节和肖涤非二先生也认为：“后之学步邯郸者，既未得其仿佛，而浅见寡闻之士，又以眩于故实，艰于检讨，亦复望而生畏。于是咏怀之作，乃成千古绝响矣”。（《读诗三札记·读阮嗣宗诗札记》）说阮诗遥深、隐晦是对的，但将之视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响”，则与事实不符。
刘勰说“阮旨遥深”是在与“何宴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相对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钟嵘曾经说过：“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诗品上》）。这就把《咏怀诗》放进中国诗歌发展的大结构系统之中，进行纵与横的比较研究。后人步他们的后，只执其一端，恐怕是有违他们的初衷。
其实，阮籍的《咏怀诗》是循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发展逻辑而生长、发展的，它既继承了前代诗歌创作的精华，也是后辈学习的圭臬之一。在中国诗的发展史上，起着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阮诗的“遥深”，是那个时代文学与哲学思潮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他在诗歌中实践魏晋玄学“得意忘言”之文学观的体现。从这个思路出发，阮诗也许会不那么“难以情测”了。
“言不尽意”这个哲学命题，早在周朝就有了雏形。《周易·系辞》中就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见乎”的说法；《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意而忘言”。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崇尚以无为本，哲学家们展开了言、意之辩。集大成者当为王弼。他说：“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言，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象”即物象。王弼在言和意之间加进了一个物象，这不仅表明思辩哲学有了新发展，即认识到表象的存在，认识到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是由表及里的；而且还表明“言不尽意”的哲学观已找到了向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渗透的关节点，由是，“得意忘言”的文学观的呼之欲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得象忘言”和“得意忘言”在魏晋时代俨成时风。王弼在《论语释疑》和《老子注》等著作中一扫汉代经学的繁琐考证，多用假言释意，追求思辩的哲学境界，而不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如他在解释孔子“予欲无言”这句话时说：“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真是地地道道的得意而忘言。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这里讲的是得意而忘音。
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云：“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晤对之神通也。”这实际上道出了魏晋画坛在创作思想上的主线条：“画尽意在”，即王弼说的“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在这样一种推崇“得意忘言”的时风中，生机勃勃的文学怎么会无动于衷呢？四面八方涌来的新思想的信息，必然会在对新思想最敏感的诗坛产生强烈的反应。阮籍率先表了态：“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阮籍集·清思赋》）这充分表明了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将追求什么，又会摒弃什么。后来刘勰将之升华为“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日秀”，提出了“隐秀”说，阮籍实为其开先河者也。
阮籍的《咏怀诗》就是他实践“得意忘言”思想的杰作。肖涤非先生说：“嗣宗诗之特点：（一）用典变化。（二）命意委曲。（三）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阮步兵咏怀诗注》）可惜肖先生将三者孤立起来，使人不得要津，倘若用“得意忘言”的创作思想来贯穿之，就会顿时柳暗花明。因为诗中用典可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故而是“得意忘言”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咏怀诗》用典极多，往往一个典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如“高鸟翔山岗，燕雀栖下林”（《咏怀诗》四十七）这句诗就含有两个故事。一是《吴越春秋》中范蠡劝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要他见好就收；一是《史记·陈涉世家》所录陈胜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千古绝叹。两个典故一经诠释，言外之意顿时跃然纸上，读者只要忘掉文字的表面含意，顺着诗句的内涵去思索，就可以品味出作者既有不安苟且，欲济世经国的雄心，又害怕成为被烹的“走狗”那种曲曲宛宛的真情。
阮籍的《咏怀诗》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因此，用典时往往信手拈来，掐头去尾，甚是随便。因而读阮诗，不能仅在字面上考究，而是要在释典上多下功夫，才能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如“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五）这首诗，由于将赵、李当成赵夫人和李夫人，连颜延之这样的大学者都弄错了。后人在《汉书·何益传》、《汉书·佞幸传》、《汉书·外戚传》、《汉书·谷永传》中找到四种解释（参见黄节、肖涤非先生的《读诗三札记·读阮嗣宗诗札记》）。论其意，庶族地主出身的阮籍希望能够济世经邦，当以王士祯的解释最烫贴：“《汉书·谷永传》小臣赵、李，从微贱贵宠。成帝常与微行。籍用赵、李正出此。”（《古诗笺·五言诗卷》）由此可见，阮籍写诗的确是只求意会，非给人读的，也许在他看来，意是最可贵的，能表意就行，别人读不读他的诗恐怕就无所谓了。再如“念我平时居，郁然思妖姬”（六十四）这首诗，若非前面曾用过首阳山之典，读者就很难明白诗中的“妖姬”是那位*伯夷、叔齐隐逸饿死的昏君殷纣王。正如阮籍自己所表白的：“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二十二），他既然将心寄于天上的王母娘娘，便不期冀凡夫俗子理解了，既少了这层羁绊，便可以放开手脚地“得意忘言”了。
前代论家谈到阮诗便常称其善用比兴手法。陈沆曾谓阮诗“特寄托至深，立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奥诘达其渺思”（《诗比兴笺》卷二）。“赋颂”偏重于铺陈，而比兴则“文已尽而意有余兴”（《诗品序》），这正符合阮籍的创作原则，故其“比兴多于赋颂”。后人也有责怪阮籍比兴使用不当的而失于隐晦的，这就是由于不明白阮籍之用比兴是为了更好的“得意忘言”，而不是为比兴而比兴的缘故。硬求其比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要么穿凿附会，要么就茫然不知所云了。
阮籍用典还较多地采用了藏词这种修辞手法，这与他那“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如在“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三十）这首诗中，他巧妙地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孔雀东南飞》）和“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毛诗注》）两个典故掐头藏词，这样便使人初读时不能一览无余，大可玩味，几经细品，其意自现。这种能充分调动读者主观能动性和艺术积累的诗作，真是美哉！又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三十一）这句诗，将“仆妾余梁肉，而士不厌糟糠”（《史记·孟尝君列传》）和“原宪君鲁，环诸之室，茨以蒿莱”（《韩诗外传》）两句话藏入诗中，既将作者胸中那突涌澎湃的愤愤不平之情和讥嘲之意淋漓致尽地表现了出来，又增强了作品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令人击节称绝。
阮诗“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这个特点，肖涤非先生谓之为“最为奇特处，亦是文章最难到处。”其实，这不过是阮籍将“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运用到炉火纯青境地时的神来之笔罢了，绝非阮氏有意为之。阮籍这类诗自然流畅，毫无矫柔造作之感。在魏晋易代那样一个矛盾空前的社会环境中，像阮籍这种极为敏感、极度清醒的诗人，自然日日时时都处于喜怒哀乐的熬煎之中；这喜怒哀乐的情感自然也就泊泊流露在那类“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的诗中。阮籍从“得意忘言”的原则出发，将他那亦喜亦哀、亦怒亦乐的情感毫无遮拦地在诗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便写出了“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十三），“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十一），“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嘻”（六十四）等情绪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佳作。这些诗有的是“沙欧集翔”转眼“阴风怒号”；有的是“浊浪排空”顷俄“锦鳞游咏”，使我们为阮籍那起伏的心潮所感染；为他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灵痛苦所震摄；为封建社会对人之心灵的折磨而愤怒；为志士们自强不息的奋争精神所折服。要想在这类诗里找到所谓的“内在逻辑”，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读阮诗，除了每每体味到他那因压抑、愤懑而哀怒的心境和因偶尔发泄、避祸得逞而偷悦的情愫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阮籍身兼文学家和哲学家这双重身份，他既然刻意追求“得意忘言”，将“意”视为写诗作文的最高境界，这便使得八十二首《咏怀诗》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很有启迪作用。《咏怀诗》（六十）就是由于作者纵览古今，悟得了人生的渺小和宇宙的宏大，故而“愤懑从此舒”；“少年学击刺，妙使过曲城”（六十一）则表达了他对封建社会大彻大悟的灵感。这类诗，我们更只可意会，不能穿凿。
《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诗作，影响极为深远。远的不说，在南北朝就有支遁、张君祖、江淹、庾信等人。但由于后人多对阮诗的创作原则不甚明了，只追求其“遥深”、“难测”的一面，使得咏怀诗这种艺术形式多用于表达玄理，失却了阮诗思想的真率和情感的热烈。像支循的“踟蹰观象物，未始见全牛。毛麟有所贵，所贵在忘鉴”（《广弘明集》）之类的玄言诗，故弄玄虚、空洞无物，读后如同嚼蜡。又比如张君祖写的“何必玩幽间，青衿表离俗。百龄苛末遐，昨辰亦非促”（《广弘明集》）这首诗，消积颓废，失却了阮诗的深沉和执着。江淹虽深明嗣宗之心，但终因功力有限，而难与阮籍比肩，如之所作《效阮公诗》多明白如话，径不得品味。只是到了陶潜和李白的诗中，我们才又看到了阮诗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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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2-10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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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2-10 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