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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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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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05:15
从经济方面看，在太宗到宣宗的七十年间，通过实 施农民归耕*，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手工业、 工商业的发展，苏州在明初因籍没豪民田产和强迁富户入京所受到的打击，也开始得到恢复。弘治十年(1497) 设太仓州，建立沿海港口，使海外贸易中心从扬州下移 到太仓、松江·一带，又为苏州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创造 了条件。到明中叶，随着农业、手工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土地兼并使社会两极分化，商贾与富豪大量出现， 苏州织造业所出现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万历实录》)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加快了苏州从农业城市向工商城市的转化。唐伯虎曾描绘当时阊门的情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 远方言总不同。”该诗被袁宏道认为是客观的“实录”。 王鏊编修《姑苏志》，也对苏州的经济地位作了如下描 述：“今天下财赋多仰于东南，而苏为甲。”其所缴税粮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超过浙江一省税粮的总量(万历 《大明一统志》)。经济繁荣使苏州成为“各省商贾云集之地”，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苏州“货物 店肆，流溢金阊”，“盖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闾 阗之间，望如绣锦，丰筵华服，竞侈相高，而角利锱铢”， 当时的苏州被称为“奢靡为天下最”。社会繁华富丽刺 激了对书画的需求。据记载，求沈周画者“屦满户外”， 王鏊在《石田墓志铭》中说：“近自京师，远至闽楚川 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其 亦盛矣。”而求文徵明书画的人更多，“接踵于道，户履 常满”，“缣素山积，喧溢里门”。这种求字索画的盛况， 不仅造就了一批书画家，同时，也吸引并云聚了周边的书画家，现见著录的文氏家属与学生就有三十多人。 徐沁在《明画录》中记载，明代八百个画家中，苏州一地有一百五十多人，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文人与书画家的高密度集中，促进了相互间的探讨和交流，从而使书画家的代表人物孕育而生。
从人文环境方面看，由于苏州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和文化的发展，人文蔚起， 科名相继，文风炽盛，苏州由此“名闻天下”。王锖在 《寓圃杂记·苏学之盛》中指出：“吾苏学宫制度宏壮， 为天下第一。人才辈出，岁夺魁首，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所及。”据石守谦统计：1448—1505年间，苏州一 共出了二百七十二名进士，如此密集的人才在一地出 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样，明代苏州一 共出了十三名状元和会元，而有八人集中在1464—1505 年的四十年间。这样的人文环境，带动了苏州当时的刻 书业、古玩业、戏曲业和装裱业等文化行业，艺术氛围浓厚，私人收藏成风，文人交往频繁，书画创作活跃， 各种艺术门类都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总之，经济发展使新的文化风气开始萌动，涌现出异彩纷呈的社会新风尚。
明代中叶的社会风尚和文人的普遍心态转向个性解放，追求人格自由，重建人生态度和理想价值。顾炎武 在《日知录》中对当时士人的心态曾作如下描述：“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其从来。”这一思潮反映在艺术上是求新通变，重在表现自我，注重抒发性灵，体现本真个性。《明史》称： “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一批吴门文 人，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又不受复古派的影响，卓然不群，自由不羁，独树一帜，并对模拟书风持批判态度。 文徵明在《甫田集·跋李少卿帖》中，谈到他的书法老 师李应祯看见他摹仿苏东坡的笔意，大为吃惊地指出： “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踵，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李应祯这种求变的意识是明正德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产物，是推动艺术繁荣和促使代表人物出现的关键因素。王宠正是在吴门书家学古而不泥古，创立自我风格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在历史的积淀和求变新潮中崛起。
明代书法
中国明代书法继宋、元帖学而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 明初书法仅沿袭元代传统,尚未形成特色,当时著名书法家有三宋，即宋克、宋璲和宋广，及在宫廷供职的詹希元、杜环等。
宋克在明初书法艺术成就最高。他兼善章草、楷、行和草书。章草笔画瘦劲挺拔,以健美见长;行、草书也吸收了章草的波势。他的书法古雅遒劲，技艺娴熟。宋璲工篆、隶、楷、草书,字画遒媚。宋广善行、草书,其字熟媚。詹希元善榜书,出于唐代楷书,当时宫殿、城门的匾额等均出自他手。宋璲、杜环曾任中书舍人，詹希元任铸印副使，都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御用书法家。三宋及詹希元等人书法的平正、娴熟，为台阁体开了先路。
宋克：《书张怀瓘论用笔十法》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征召天下善书人，授中书舍人官职。分别值武英、文华殿，缮写内阁拟定的诏令、典册、文书等。其书法有着统一的要求和体格，人称台阁体。台阁体的代表书家有二沈。即沈度、沈粲兄弟。此外还有滕用亨、陈登等。
沈度,善楷、隶书,师虞世南，而更加圆熟遒媚。以后姜立纲，变二沈体为方整，结法圆熟端劲，亦颇为世重。
中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文坛上出现了大量反映市民生活的文艺作品，文人书法也重新抬头。书法家们将兴趣转到古代书法上，他们试图从中汲取营养。如李东阳学颜真卿、李阳冰，吴宽学苏轼，沈周学黄庭坚，张弼、张骏学张旭、怀素等。经过多方的摸索，加之他们都具有较深的文艺修养，因而他们的书法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更讲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终于在苏州出现了吴门派书法。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
沈粲：《梁武帝草书状》
祝允明小楷师锺繇、王羲之，狂草师怀素、黄庭坚。他潜心研究古法，出入变化，自成面貌。文徵明楷书师锺繇，行草出于《圣教序》，并兼蓄唐、宋、元诸家之长,大字专法黄庭坚,小楷取法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成就最高。其书以功力取胜,风格娟美和雅；子弟、门生最多,影响很大。王宠精小楷,亦善行草书，师王献之、虞世南，书风朴拙疏秀。此期书法，以小楷书最为著名。台阁体书家因有书典册的职事，亦都擅小楷。吴门三家也以小楷成就最为突出。但他们为了纠正台阁体整齐划一、缺乏艺术意蕴的弊病，取法魏晋，强调表现书法的天籁之美。有意使点画的长短曲直，各随字态，笔画繁者令大、简者令小，斜正疏密，方圆□纤，一任自然。 草书是3家传世作品最多的一体。文徵明得其法度谨严，王宠得其疏拓遒美。他们都绝少三、五字相连属的现象。偶有两字相连者，也都顺笔势轻轻引带而过。即便是跌宕奇特、纵笔飞书的祝允明的狂草，也莫不如此。他们继承以真作草的古代传统，点画分明、出规入矩，同时保留了狂草变化多端的艺术特点。祝、文、王
三人的书风又有所不同：祝允明才华横溢,书学广博,生活上不拘小节，其书法也不拘一格，纵横散乱，时出病笔。但只要是他的用心之作，其精采之处，又常为别人所不能企及。文徵明则与之大相径庭：他生活检束，恬静清淡。一生书风严谨,老而弥笃。其书亦法度有余,遒劲和雅。王宠少负才华，仪表轩昂。随意赋诗作书，不务功名利禄，大有晋人遗风。其书出自王献之，疏拓萧散，于朴拙中流露出爽爽风神。另外，在祝、文、王等周围，还云集着一批书法家。如陈淳、文彭、文嘉、周天球、王□登等人，都是属于吴门派的书法家。所以当时有“天下书法尽归吴门”的说法。
晚期 隆庆、万历以后，书坛还出现了许多风格独特和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如徐渭、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
米万钟：《草书诗》
徐渭以他纵横驰聘的行草书来抒发胸中的郁愤。继之而起的是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等四人。邢侗广师晋、唐、宋诸名家书法，留有许多临摹古帖作品。其书法笔力矫健、沉着圆浑，得力于锺繇、王羲之。张瑞图书风奇逸，于晋、唐书法外另辟蹊径，用笔体势多方侧,给人以古怪奇特之感。米万钟与宋代米芾同宗,专学米字，笔法沉着浑厚，在北方以书法擅名达40年之久。此外，还有创草篆的赵宦光，专工隶书的宋珏等。但在晚明书坛，影响最大，开一代书风的应推董其昌。
董其昌兼工楷、行、草书。他从17岁开始学颜真卿《多宝塔》，进而师法晋、唐、宋名家。一生取王羲之的姿媚风神、颜真卿的粗拙朴茂、宋人书法的率意自然，形成生拙秀雅的书法风格。在书法理论上，他强调书法贵有古意，认为书法必须熟后能生，即以生拙之态来掩饰技法的娴熟，借以表现书法的“士气”。他重视书法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主张多阅、多临古人真迹，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提高艺术的悟性。这些，与他在绘画理论上提出的南北宗论是相通的。董其昌创造了一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秀雅风格。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他的书法没有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而在清初社会安定后，很快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另外，明晚期黄道周的□侧倔强，倪元璐的异理新态，王铎、傅山的
沉着雄深，都反映了明王朝覆灭前10～20年间书坛的巨大变化，这变化一直延续到清代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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