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性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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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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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08 21:40
[书法专栏]简论书品和人品
古今论书，往往兼论人品。在“书品”和“人品”的关系上，历来就有“书如其人”，“书品即人品”之说。因此，提倡书家重书亦重人，立品为先。
书如其人
由于一个人的书法作品，其中既包含着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也包含着作者的个性和情操。“如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所便。”（唐 张怀瓘《六体书论》）所以，书家的艺术风格是各不一致的。唐代诸家都是学王的，但欧、虞、褚、薛、许、李、颜、柳各自成体。北宋四家都是学颜的，而蔡胜于度，苏胜于趣，黄胜于韵，米度胜于姿，风格各不相同。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个性有差别，虽处于同一个时代，学宗一家，而他们的书法艺术，却有着不同的面貌。其实，书法的气质、神韵，总是要渗透着书家的思想感情，总是要在书家的作品之中顽强地表现出来，谁想抑制也抑制不住的。
我国书法艺术历来注重字的气质、神韵。因为书法艺术是能够寄托和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早在西汉晚期扬雄就说过：“书，心画也。”（《扬子法言》）这一论断，揭示了书法与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关系这一方面。至东汉晚期，赵壹正式提出：“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的观点。把“书如其人”进一步具体化了。后来，明人 项穆又阐发了这个道理。“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 ，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但人心不同，诚如其面，由中发外，书亦云然。（《书法雅言。辨体》）这里又谈到书法还能表现人的性格和气质特征。他又说：“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书法雅言·心相》）到了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写道：“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里则进一步指出书法不仅表现人的性情，而且表现学识、才能和志向。也就是指一个书法家的人品道德。刘熙载还将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的书法特点作了概括：“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事实正是如此。历史上垂昭千古的书法大家几乎都是忠正廉洁、品质高尚的人。他们的道德、情操、人格、气节和他们的书法作品并传后世，使人赞颂不已。比如，王羲之的那种高雅闲逸的风致；颜真卿那种刚毅正直的气节；苏东坡那种旷达豪放的气概；祝允明的风流潇洒；郑板桥的不同流俗；邓石如的朴质敦厚等等，都可以从他们书法作品中体会到他们这些高尚品德。所以说，“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艺概·书概》）这就更透辟地指出了书法艺术展示着人的精神面貌问题。
然而同是一位作者，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操之下却是“涉乐方笑”，“言衷已叹”，写出的字也各具特色，有所差异。如颜真卿写的著名楷书《多宝塔感应碑》和素称“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稿》，就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情下书写而成的。前者颜氏怀着对多宝塔的虔诚之情，创造出一笔不苟，端庄浑厚的颜楷艺术风格；后者颜氏怀着对叛将叛臣的无比愤怒，对侄子的深沉悲伤的哀思，创作出纵笔豪放，一泻千里，涂涂改改悲愤之情跃然纸上的颜行艺术风格。正如陈绎曾所说，情之“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翰林要诀》）唐孙过庭谈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书谱》）正由于书法是一种富有感情的艺术形式，所以扬雄谓之“心画”，王羲之谓之“书意”，徐文长谓之“书神”，都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书法艺术的精神实质。一言以蔽之，“如其人而已。”
重书亦重人，立品为先
我国书法史上有一个传统观念，即重书亦重人，强调学书先学做人----立品为先。宋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论书》）封建时代的君子小人标准，固然不足为今日凭，但从苏轼的见解里，仍有可借我们摘取的合理内容，这就是在艺术创作中，人品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明代遗民傅山论书，也着重指出了人品与书品的关系。他在《作字示儿孙》诗中，一开头就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他又说：“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他钦慕王羲之的为人，对王羲之“至今徒以书法传”表示惋惜。他敬佩颜真卿：“作字先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生死不可回，岂为乱逆要！”清代朱和羹在其《临池心解》中也指出：“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然则士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为世所羞，可不为殷鉴哉！”凡此，都是从人品上立论。这就是说，欣赏某人的书法，要兼顾到写字的为人，欣赏书法也就是欣赏其人品。如果书家的道德品质高尚，他的书法也就会有奇古的格调，其作品才能为世人所珍爱。如果书家的道德败坏，字写得再好也不被人们重视。想用书法艺术的成就来掩盖或弥补其人品的缺陷，那是不行的。在此问题上从古代书迹流传的情况看，大概也是如此。如被尊称为书圣的王羲之，被叹为书法观止的颜真卿，不仅因为他们字写的好，也因为他们的人品高尚。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林则徐，他们的书法比之历史上一些书法名家，也许并不十分突出，但他们的字却特别受到保护和爱戴。相反，有的人也许些的不错，但人品不好，其书亦被排斥。如宋代秦桧的字，若论技术也有相当的功力，但其字流传很少；传说宋代四家“苏、黄、米、蔡”的“蔡”原指蔡京，后因他人品不好，改为蔡襄。又为明末的张瑞图以及清代的曾国藩、郑孝胥等人，书技极熟，书名很大，但受到人品的影响，在历史上不为人所重，或受人厌弃，书随人而逝，泯灭不传，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例。
苏东坡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苏轼《东坡集》）他的论书观点很明确，善书还必须人品高，其作品才能为世所珍。那些大节有亏，道德败坏的人，纵能写一笔好字，也不为识者所欣赏。这种观点，如从艺术角度看，似乎有些偏颇，然而我认为重书品亦重人品是对书法家德行修养的一般要求。书品人品不可能绝对化的分开对待。书品和人品不可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认定的。从《宣和书谱》的记载来看，就是从杜牧的为人并结合他的诗文这一高度来品评他的书法的。他说：“牧刚正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时务。于诗情致豪迈……其作《阿宫赋》辞彩尤丽，有诗人规谏之风，至今学者称之。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由此可知，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无论是做诗、作文、写字或绘画，它们之间在风格上就其大的方面来说，则总是统一的。
总之，无论作者是好是坏，其精神面貌总要反映到其书法作品中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结论。
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有其深厚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本质上的原因。首先，我国有个传统，即总喜欢把美的事物同伦理道德观念起来，认为只有该事物同时具有较高尚的道德精神意义时才值得特别崇敬或才算较高级的美。其次，书法艺术是一种欣赏品，从艺书心理学讲，人们在创作或欣赏艺术作品时都伴有一种使人愉悦的美感情绪。在欣赏作品时自然要联想到创作者其人。假如作者是一位为人们所敬仰的英雄，或是一位人品很好的人，在欣赏其作品时，得到美的享受之外，也受到其高尚道德情操的感染。事实正是这样：颜真卿为国 忠心耿耿，处世刚正不阿。他的书法也是刚劲雄健，气度轩昂，结构严谨，一笔不苟。尤其是《祭侄稿》，真把他的人品、感情、艺术融合在一起，确是笔笔血，字字泪。英风烈气，见于笔端。其感情通过书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恩来总理为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沉着稳健，气郁而字敛，表现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烈士们的哀悼，使人越看越爱，心往神驰。欣赏这样的作品，就会得到思想和美感的双丰收，兴致也就会更高，如上文所列举，作者人品不好，甚至很坏，看他的字时必然想到他的为人，不免兴味索然，甚至产生厌恶或反感，还有多少美感享受可言！因此，人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所以说，书如其人，不仅体现于“善”和“恶”这类原则性的问题上，也包含着一个人的心胸、学养、性格、情趣等方面。“自来书品，视其人品。故无学不足以言书，无品尤不足以言书。此书道之理也。”（李健《书道》清代李瑞清在《清道人遗集逸稿》中说的好：“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非胸怀比卑污而书能佳，以可断言也。”）
这就是书品人品并重，立品为先的辩证关系和历史事实。这就是我国书法史上所形成的一种审美观念和评论书品和人品关系的根本观点，不是任何人所能改变的。
加强修养，全面提高
在书法艺术本质中，体现着人的道德、学问、人品。书法作为艺术，它能够而且必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知识水平、文化素养、性格好尚，甚至思想倾向和道德风貌。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欣赏品的书法艺术，它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表现；书法作品则是物质形态化了的审美意识；书法作品是书家的产品，而书家本身又受特定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特定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所制约的。同时，一切艺术都离不开作者的人格与个性，而创作十分注意个人风格。风格是什么？说：“风格就是人”。凡是一种成功的作品，必定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的。如果千人一面的话，那就失掉了个性，失掉了人格和个性，就失去了风格。没有个性的书法作品，就不是真正的艺术。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能否创立个人风格，是决定一个书家艺术成败的关键所在。从这个高度来认识问题，作为一个书家来说，那就必须去完美自己的人格，保持自己的个性，力争作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当然，有文化修养的人，不一定是书法家；但是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而且要有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这是关系到作者的气质书风能不能脱俗和获得更高成就的问题。由此可见，书法美的实质就是通过形象而对抽象线条所表现出来的书法家的人格美或情性美。因此，只是在笔法与结构上的追求是远远不够的。一位有所作为的书法家总是注重自身的学识素养和胸襟气质，总是注意陶冶自己的心灵，开拓自己的视野，也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怨融入笔端，总要在书法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所以，善于书法的人，总是力求把传统和创新、技巧和意境妍美和质朴等完美的结合起来，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力求达到人品与书品的统一。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人品与书品的统一呢？
这就是：书家不仅要有书内功夫，而且要有书外功夫。
我国书法历来重传统、重视师承、重技法，既重书内功夫，也重书外功夫。然而，当前，在书法界特别是青年中，有些人却只热衷于学习技法，对于书法理论、书法史、文学知识等书外功的修养却问津不够，甚至厌烦。至于道德、情操、气质的修养则更不重视了。这是一种重书不重人的倾向，实质也是资产阶级化在书法界里的一种反映。宋 陆游说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学书也是这样，要想学有成就，书外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老书法家司徒越先生曾经说过：“多读帖有助于学书，多读书也有助于学书”，“除从古代的名家、大家的书法中汲取营养外，可以多学点诗文。古人说诗书可以化气质，气质变了，书卷气也就出来了。”已故书法家陆维钊教授临终前谆谆告诫他的学生：“不能光埋头写字刻印，首先要紧的是道德学问，少了这个就立不住。古今没有无学问的大书家。我们浙江就有个传统，从徐青藤、赵 叔到近代诸家，他们的艺术造诣都是扎根于学问基础之上的。……要淡于名利，追求名利就不能静心做学问。”（见《书法》年第）
从以上论述，我们认识到，要做一个真正的书家，必须加强各方面的修养，实现全面提高。除了习作和学习技法理论外，必须学习和掌握各个层次的知识。如书法史和历代书论，文字学、古代汉语、历史、文学、文艺理论、现代汉语以及美学和中外美学史、哲学等；同时还必须努力和加强道德、情操的修养，并善于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化入气质、化为技能，才能在书体中能动地表现出来。书体应是书家渊博的知识，高深的思想艺术修养，娴熟深厚的技法、功力的结晶体，而书夫浑厚达到一定水准时，所谓神采、气韵才会不期而至。书法艺术要达到高层次阶段，不是比功力的深厚，比点画，章法的精巧，而是比作者的精神、胸襟、气质的修养。所以，要想学有成就，书以成家，就必须构建起自己完整的书法知识结构，必须加强并具备书法上的全面修养。这就是：书法的功夫与修养，文化的悟性与修养，个人的气质与修养。这三个方面的提高，是缺一不可的。如此，才能在书法创作的意境与风格上有所开拓，从而获得成功。正如项穆所说：“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师，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故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故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书法雅言》）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书家，要创作出具有新时代精神的书法优秀作品，就要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以促使自己的艺术作品更趋成熟和走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则应坚持重书亦重人，立品为先的原则，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新时代开拓、创新、进步思想的，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化，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品与书品统一的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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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与书品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上文所论确有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牵制的方面，不可否认。然而还有不可忽视的则是书法技巧本身有其性。在笔画、章法、布白、风格、境界诸方面都有着深厚的继承渊源，这种继承的作用比自身所在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品影响要来的大。有时面对一幅作品，很难断定作者的忠奸善恶。其实，有的人品好，不见得写出好的书法作品；反之，也不一定写不好。因此，“书如其人”，不可绝对化，对书品人品两者关系，决不可做等量齐观。倘专以人品论书，学书，我们的书学发展就要走向单调、断裂和畸形。所以，不应因人而废书、废论。我们应当这样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书法家，应促自身朝着人品、书品俱佳的方向发展，成为“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人格”的人，对其历史人物人品的欠缺，亦不可概而否定其艺术成就，更不须讳莫如深。
谨供参考！
祝您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