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明朝土木堡之变前后的三大谜题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3-05-01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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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帝国南迁，则会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

出警入跸图卷局部。

土木堡之战，要先从明军荒唐的战前准备开始说起。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领着不到十六万的明军正式踏上了亲征的道路。此前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明军“奇迹般”地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粮草、军械一系列准备工作。此后明军行军途中也毫无纪律，甚至在大军行进两天以后，明英宗不得不诏谕随行文武*，晓以行军纪律。

土木堡之战布局与较量

王振导致惨败？

不久后，明军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到达了大同。结果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地告诉王振，如果明军继续出师，将正中也先的诡计。这一记载说明明英宗本来的亲征计划是以大同为中途站，继续北上寻求与也先在明帝国边境之外进行主力决战。亲征军在进驻大同以后，便派遣前军从大同出击主动攻击，瓦剌军队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明英宗的这个计划。但是郭敬的密报可不是虚张声势的恐吓，因为在明英宗进军的过程中，之前势如破竹般横扫明国边城和守军的瓦剌军队，竟然全部退出到了塞外。同时，也先及阿剌知院所部的游骑也开始在宣大一路袭扰。在这种态势下，再结合郭敬的密报，只能说明在明英宗的亲征军进军的时候，也先就已经在塞外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亲征军的深入。最终明军自大同回师，大军东返。

但是在此时，明军的指挥层又因为回师路线问题发生了分歧。当时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向大学士曹鼐建议，亲征军宜自紫荆关返回京师，曹鼐向皇帝汇报以后，明英宗并没有采纳，而是最终决定往东行进，自居庸关入关，这一决定也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战惨剧的发生。由大同入紫荆关，则必经过王振的家乡蔚州。《明实录》称，明军最终不由紫荆关返回的原因是王振害怕大军踩踏了家乡的稼禾。但是这种说法其实略为牵强，在清修的《明史》中，也认为此记载并不符合史实，于是不采纳。《明史》进而认为，是明英宗自己不采纳自紫荆关返回的建议，执意要走居庸关。无独有偶，在《宣府镇志》中也记载是郭登奏请以后，王振也邀请明英宗回师，并丝毫没提及怕毁损家乡庄稼的事情。那么整件事情的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在郭登奏请亲征军自紫荆关回师以后，王振也请求明英宗自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并未听取，执意从居庸关回师。《明实录》为了避尊者讳，就将不从紫荆关回师的责任，推给了王振。

另一方面，自蔚州入紫荆关回师，其实也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虽然土木堡之战以后，论者多将明军战败的原因归罪到明军自居庸关回师的这一错误决定上。因为根据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大同地区的地图来看，当时大同至蔚州城途中有聚落城、许家庄堡、广灵城、顺圣川东城、灵丘城、浑源城等多个城堡可以作为庇护。

但是实际上，明朝九边地区的城堡，有七成以上都是在正统年以后才逐渐筑成的。在明朝的天顺年间以前，这些城堡大都是不存在的。在正统十四年以前，从大同至蔚州城途中，其实就只有浑源城和广灵城两座城池。如前所说，明初的九边地区就犹如一个四处漏水的大筛子，是非常空旷的。且大同镇多为平原，一旦准备不足且正在行军的明军与瓦剌十几万骑兵在几乎毫无军事设施的平原上遭遇，其后果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那么留在大同又是否可行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明英宗东行回师后不久，大同就遭到了也先的毁灭性打击，大同城几乎被攻破。可见当时大同攻防战是十分激烈的。从十四年六月也先率大军进犯大同镇，到八月明英宗回师的两个月中，也先都不曾冒险进攻坚固的大同镇。为何也先在明英宗亲征军驻跸大同后不久，刚刚回师就直扑大同镇城，几乎把大同城打残？这就透露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信息：也先已经完全摸透了大同镇、甚至整个北方边镇防御体系的不足，即一旦将镇城斩首，明军将毫无还手之力。在明初那种无边墙、少墩台、少城堡的情况下，一旦镇城被打残，整个防御体系就会陷入瘫痪状态。之后，也先便可以安心地寻求最佳时机和明军进行战略决战。可见，打残大同城即也先战略的第一步，即让大同镇城不能对周边地区进行有效的支援。

也先打残大同镇城以后，也确实四处搜寻明军的动向，以求决战。此时如果驻留大同城，亲征军确实能够加强大同的防务。但大同周围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与瓦剌铁骑进行野战，大同总督宋瑛之前的惨败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明军指挥层恰是因为发现也先的意图，所以最终才选择了放弃紫荆路线改走宣府路线的决定。

当时也先探马四出，拼命探寻这支亲征军的路线。瓦剌军一旦掌握消息，便会立刻聚兵一处进行攻击。因此亲征军刚离开大同不久，大同便被打残，仅能勉强自守，根本无法做到任何支援。这就是也先的第一招杀手锏。也就是说，不管亲征军选择哪条回师路线，大同是肯定要被攻打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也验证了大同至蔚州再到紫荆关路线的不可行。

在大同镇城和瓦剌军打得难舍难分的同时，亲征军的回师过程却似乎一路顺风，一路上并无瓦剌军队的截击。当亲征军到达雷家站（今新保安镇）后的八月十三日，丧钟终于开始敲响。吴克忠与朱勇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两番惨败并全军覆没。

在之前的七月十五日，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曾奏称，有蒙古军队围攻马营已三日，并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在这份奏章中，其实隐藏着一个可怕的消息，那就是此时宣府上北路的独石城已经沦陷成为“虏巢”了。然而七月独石的失陷、马营的被围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独石城失守后，马营城守备惧不敢战，弃城遁逃。云州守备率军支援，结果战败，云州亦陷。独石、马营、云州，这三个宣府镇上北路最强军堡接连沦陷，造成了整个宣府镇上北路的恐慌，再加上消息不通，烽火不闻，以至于最后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弃城逃窜。可以说，此三城的沦陷，直接导致了整个宣府上北路的崩溃。而此后宣府镇上北路和东路崩溃的消息，由于沿路缺乏烟墩和城堡，明军回师途中居然毫不知情！

当将近二十万明军和大量随属于八月十二日来到雷家站时，已经完全进入了瓦剌的包围圈。那么最后发生在土木堡的那番大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八月十三日成国公朱勇等人战败以后，明军移动至土木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修筑起了能满足十几万人作战的堑壕和工事，和瓦剌军进行对峙，以至于也先军队无法接近。明军由于筑起壕堑，蒙古人无法接近，明蒙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将近三日。到了八月十五日，瓦剌突然派出使者，到达明军阵营，持书议和。明英宗命令曹鼐同意其议和，复派遣二人送还瓦剌使臣。也先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明军议和，从一开始就准备完全吃掉这支明军。也先佯装议和，派遣使者到明军阵营示好，导致了明军指挥官做出了错误的决断：他们最终相信也先的诚意，开始走出工事，进入行军状态。

但是没想到，明军刚刚越过壕堑，也先大军突然回转，“四面击之”，把正在越过壕堑、营伍不整的明军打了一个措不及防。十三万步兵和大量随行非战斗人员离开工事掩护、不成队列，在平原上遭遇十三万骑兵突袭，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蒙古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也先的这一举动成为压垮饥渴交加的明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防御工事的明军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土木堡之战，明军就此战败，明英宗被俘。

1449年的土木堡之战进军、回师及瓦剌伐明路线图。

北京保卫战

谁拯救了明帝国？

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帝国南迁，则会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明实录》载，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郭登奏：送自虏中还者白叵罗至京，言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而也先得知明帝国毫无讲和意图后，当即调集兵马，打算“再去相杀”，迫使明帝国南迁，恢复故元大都。

在也先调兵遣将，攒着劲攻打北京时，明帝国唯一要做的就是和也先在时间上赛跑。面对惨败以后军政残破的形势，明帝国要赶在也先入犯京师以前做足准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帝国沿边的将士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勇”二字，为北京的备战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也先自大同东进以后，于十月四日到达紫荆关北空地。五日，投降瓦剌的内官喜宁率领也先部前哨进入紫荆关北口。明军严阵以待，与蒙古军相持四天，蒙古军一直无法突破明军正面防线。但是，当时的紫荆关尚不完备，还有很多能通往关内的小路。加上由于明帝国建国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蒙古军能侵犯至此，所以这里武备松弛，军士战力不堪。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下旨堵塞山口，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明军不可能将可通人马的隘口完全封堵，紫荆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漏防。虽然紫荆关先后有于谦调遣的一万二千余人把守，但是由于可通人马的隘口众多，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太过仓促，所以当也先攻打主关口时，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也因此，在也先凌厉的攻势下，守军纷纷溃逃。就在这一危急关头，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奋力挥舞帅旗，招得劲骑百余，晓以忠义，仅率领百余骑兵，纵骑驰突，与瓦剌军大战于升儿湾，并手刃数名蒙古军。韩青的骁勇成功地吸引住了敌军，引得蒙古军纷纷来战。韩青在乱军之中突中流矢，却仗剑屹然不动，居然自午时战至申时，打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军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转战益力”。之后蒙古军凭借人数优势围之数重，想要招降韩青，不料韩青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我背忠义而狥汝乎！”说罢便引刀自刎。韩青死后，右副督御史孙祥又率领未奔逃的残兵凭关坚守长达四日。最终蒙古军眼见无法正面突破紫荆关，便找到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绕到守关明军背后。腹背夹攻之下，明军逐渐不支，紫荆关遂破。关破后，孙祥并未奔逃或投降，而是再次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韩青、孙祥二人自始至终保全了对国家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十月初九，也先所部突破紫荆关，至京师的路线再无一点障碍。也先纵骑狂奔，两日行二百余公里，*十一日到达了卢沟桥，这是北京保卫战的开始。而此时的明军，已不再是之前的狼狈之师。

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大约前后五十日的时间里，于谦一共调整将领约六十人。因为土木堡之败而被关入大牢的杨洪和石亨被重新起用，这二人是北京保卫战的灵魂人物。此前，在紫荆关死战的硬汉子韩青也是在于谦的任命下赶往紫荆关的，可见于谦看人颇为准确。

于谦的另一个措施是加固城防并在北京城外设置障碍物。明军于城上、城垣、堞口新设门扉一万一千有余，沙栏五千一百余丈，以阻击瓦剌军。

于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调兵。在五十天的时间里，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内残兵，一方面调集备倭军及河南、山东备操军入卫，并且从通州的粮仓筹备了足够的粮草以补给军需。这些工作都在五十天内完成，不得不说是一场浩大的动员运动。终于，在紫荆关被破前夕的十月初八，于谦将一切安排妥当，可见孙祥及韩青的坚守是多么重要！

当时于谦在京师九门一共部署了二十二万大军。总兵官武清伯石亨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于东直门，武进伯子朱瑛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瑞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身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者，亲自披挂甲胄，晓以忠义，诸军感泣，战力高昂。随后于谦又下令关闭京师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于谦画像。

土木堡之战以后，也先认为明军皆不足惧，认为明军主力在土木堡被消灭，明帝国京城旦夕可破，于是不顾攻打紫荆关后士卒疲惫，需要休整，竟然两日急行二百公里，让瓦剌铁骑人困马乏，军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疲惫的也先部看到严阵以待的明军，士气更为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叛阉”内官喜宁再次动起了脑筋。他唆使也先让明朝大臣前来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但是明帝国只派遣了官职低微的王复、赵荣朝见明英宗，以示绝不妥协之意，“也先气益沮”。和谈的可能彻底破裂，战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也先开始通过紫荆关向北京方向集结主力。

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斗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也先军先以小股骑兵窥探德胜门，于是于谦在德胜门外两旁空房内设伏，并先派遣数骑迎战，佯装败走，诱敌深入。也先军中计，派遣万余骑兵直追，此时道路两侧空房内伏兵骤起，击发神炮火器，也先骑兵力不能敌，只得撤出德胜门。德胜门之战明军虽然击退了也先军，但是明显没有对瓦剌造成巨大的杀伤。瓦剌在撤出德胜门以后，马上南下至西直门。孙镗前往抵抗，甚至手刃瓦剌前锋数人。此后也先军佯装北撤，孙镗中了也先军的计谋，追了出去。随后瓦剌增兵包围孙镗，孙镗力不能敌，且战且退，重新退到西直门，想要入城。但守城官程信严守于谦的命令，坚决不许孙镗入城，只是命令城头守军发箭炮协助孙镗。孙镗只得抱着必死成仁的决心与瓦剌军死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最终高礼和毛福寿前来救援，不久石亨也分兵前来救援，瓦剌退兵了。

十月十五日，王敬、武兴率领部众列阵与也先军战于彰义门。武兴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报效内官数百骑列于后。连太监都骑马上阵，可见明军临时拼凑的成分。也先军到来后，明军以神铳轰退了也先军。不料敌军刚一后退，内官报效者就为了争夺战功，纷纷跃马而出。虽然临时征募的内官队伍漫无军纪也在意料之中，但是这对明军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因为报效内官骑兵的乱冲，也先军见有机可乘，乘势杀回。明军阵破大败，被瓦剌军一路追逐至土城下，都督武兴中箭战死。紧要关头，王竑与毛福寿急忙来援，也先军眼见无力攻下北京，明军勤王大军又渐渐接近京师，不得已率军退出北京地区。

瓦剌的败退

明军野战中到底杀伤了多少人？

也先军的退军路线十分值得解说。根据《明实录》记载，在也先退却的同日，即十月十五日，居庸关遭到了鞑靼之未入关者（即阿剌知院）三万余人的攻打。如前面所说，撤军的也先同样加入了攻打居庸关的战团。史料记载“十五日，虏去。伯颜帖木儿奉上皇出紫荆，也先出居庸攻关共五万余人”。然而此记载中伯颜帖木儿先奉明英宗出紫荆关当为谬误，因为根据《西关志》，也先在进攻居庸关不力以后才“转寇紫荆”，可见也先军并没有先过紫荆关。那么就是说，当时居庸关被外部的阿剌知院和内部的也先共八万余主力攻打，战况十分惨烈。当时守卫居庸关的守将为副都御使罗通，罗通据城固守，视死如归。在瓦剌两部猛烈的攻打之下，居庸关西南隅栅突然颓圮，罗通急命老弱浇水灌城，当时天气寒冷，滴水为冰，冰城立成，吓得瓦剌军不敢靠近。僵持七日后，居庸守将潘成、赵玟认为，居庸关兵力不足，守军以客军和募兵为主，长此以往，居庸关一定会沦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奇兵巧出，歼敌于不测。于是明军选择了夜袭。明军观察到，瓦剌军夜间休息时，二人共宿一革囊，睡于两马之上。这样一旦有警，只要有一人惊醒，就会连带叫醒第二个人，并且快速上马。瓦剌军夜晚宿营的时候用精锐重装骑兵将其他军队围在当中，以为屏障。另外每骑随一犬，有警则以犬吠为号。如此小心谨慎的军事部署，若要夜袭瓦剌大营，以明军现有的兵力，实为不易。于是罗通煮了不少熟羊肉，然后下药。在后半夜的时候，罗通命令“夜不收”悄然靠近瓦剌军边缘，持羊肉投喂恶犬。狗吃了下药的羊肉，纷纷中招倒地不起，明军用石块掷之，活狗已然成了死狗。于是明军用绳索连套铁骑马足，使其不能任意奔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胜利女神慢慢偏向明军的一边。

准备充分的明军主力悄悄打开居庸城门，涌入瓦剌军营。在瓦剌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明军环绕也先军大营，突然举火鼓噪，杀声震天，并举火炮四面乱击。迷迷糊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瓦剌军大惊失色，纷纷准备上马迎战。然而正在休息的战马受到明军火把、鼓噪和大炮的惊吓，变得狂躁而不受控制。

战马嘶鸣，咆哮跳跃，欲要脱离此地，殊不知越是跳跃挣扎，明军套在马足上的绳索收缩得越紧，使得被裹在重装骑兵内部的瓦剌人更加无法突围。明军眼见时机成熟，纷纷架炮轰击外围瓦剌铁骑，瓦剌军人马在铁骑圈内自相践踏，死者数千，蒙古军大溃。明军乘胜追击，三战三捷，俘虏瓦剌军统帅那吉帖木儿，斩夺人马盔甲以及弓箭数以千计，并夺回了瓦剌军所掳掠的京师城外居民。居庸关内的也先主力溃散后直奔紫荆关，居庸关外阿剌知院部也远遁，居庸关之围遂解。但也先没想到的是，他的噩梦还没有结束。由于在居庸关耽误时间过多，明将石亨的追兵在也先溃逃时正好在紫荆关追上了他。也先军当时新败，军心本就不稳，也先亦惧怕石亨的追击。石亨利用他的这种心态，派遣间谍假意投降，到也先军营中，对也先说，石亨尚未至阵中，如今在阵中的统帅是假石亨，是来震慑你的军心的。也先因为刚刚战败，判断力下降，听信了明军间谍的话，率军来攻石亨。石亨趁着也先掉以轻心的好机会，率领石彪并精骑数十名，突然奋声大呼，直贯也先阵中，左右驰突，如入无人之境。

明代火药罐

这里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石亨能用小股人马直突也先阵营。因为两军对阵中，阵形已经布下，如果有小股敌军在己方所料未及的情况下突入，低级指挥官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擅自脱离大军阵形，而指挥万人的高级指挥官很难指挥数万大军针对仅仅几十个人的袭击及时做出反应。石亨带着数十个人刀斧齐下，左冲右突，极大地扰乱了也先军阵形。明军见有机可乘，主力直突也先大阵，也先军大败。之前被瓦剌人劫去的羊马及财物也被明军缴获，而石亨部没有救出被掳百姓的记载也正好与罗通救出被掳百姓的记载相对应。此战后，石亨的威名为瓦剌所知，以至于骁勇善战的蒙古勇士都称呼石亨为“石亨爷爷”。从这以后，瓦剌军再也不敢深入明朝的内地。

另一野战力量杨洪也连连大捷。在也先从北京撤退后，杨洪奉命与孙镗、范广等人率兵剿灭京畿附近那些尚未后撤，仍然在大肆劫掠的也先军残部。杨洪等一路进兵先至涿州，于霸州与“残虏”相遇，大破之，夺回被掳人口万余，马牛羊不计其数。此后杨洪又于固安取得大捷，生擒瓦剌将领阿归等人。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北京之战中瓦剌方面的伤亡情况。在明代人的记述中，也先的部队损失相当惨重。“所掠羊马货物弃遗如丘陵，虏号而奔，蹶枕藉，得归者才十之二三。”根据前文，如受到锦衣卫拷打的也先奸细所说，也先军在大同及北京保卫战中，战死病死的人达到万余，此为也先方面的记载。也先口中的战损是否准确，可以与明帝国方面北京保卫战中也先兵额折损的相关记载做对照。

在整个北京保卫战期间，对也先造成最大战损的明军当属石亨部。这个大同惨败的幸存者，在土木堡之变后，以失职的罪名被押赴京师审问。不久，也先长驱京师，此时有人向景泰帝推荐作战神勇的石亨，景泰帝命令石亨出狱，戴罪立功。于是整个北京保卫战成了石亨的舞台。

石亨统兵出安定门，遭遇瓦剌骑兵，石亨竟单骑挺刃而入，跃马左右驰突，“独杀数十人”，其侄石彪随后手抡板斧，跃马跳入虏阵，左右驰突。石亨、石彪的神勇极大地振奋了明军士气，诸军欢呼雀跃，声震天地。瓦剌不敌，向南退却，石亨却不依不饶，从城北一路追至城南，再次与蒙古军交战。蒙古军力不能支，向南溃退，此后石亨追打瓦剌三日之久，直至紫荆关，终于再次和蒙古军进行了大规模交战。勇猛的石亨及部下奋声大呼，手拿板斧直冲蒙古军阵，刀斧齐下连杀敌军数百人。石亨凭借此战成为北京保卫战中战功最卓著的将领。

《明实录》记载：“以武清侯石亨缴功次。册内将当先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升一级，阵亡者三千一百一十八人升二级。”这是战后明帝国对石亨部的封赏。北京保卫战时期的赏赐标准是：“敢勇当先，生获贼一名，或斩首一级，军民官总小旗甲军人升一级。”（也先攻入北京之前景泰帝之命令）也就是说，升一级的条件便是杀死或者生擒蒙古军一名。那么按照这个标准，石亨一部杀伤、俘获的瓦剌军在19880人以上。

除石亨部外，宣府总兵杨洪所率明军也对瓦剌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北京保卫战期间，杨洪曾率军六万追击败退的瓦剌军。杨洪一路追至拗羊山，击败其众，斩首数百级，俘虏敌酋阿归等人。

不过，明军的斩首数实际上要比真实的杀敌数少得多。因为蒙古素以拖回同伴尸体为战场首功，这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比如匈奴人就规定谁带回战死者的尸体，谁就可以分享死者的全部财产。因此，如果明军在一战中斩首数百级，那么瓦剌就可能付出了十余倍甚至更多的死伤。据推算，杨洪一路对瓦剌的杀伤数当为一二万之间。

结合前文，也先攻击北京时，大约有十万之众，奔逃到居庸关时仅余五万余人。石亨部和杨洪部作为明军主要野战队伍，共同的战绩大约在三万到四万间。因此瓦剌方的兵力损失与明军的战绩正好能够对应上。

一般来说，按照军事常识，最后掌握战场的一方宣布的战果更接近真实。如果这个战果能与对方兵力损失情况对应上，那就更具说服力了。因此可以说，在北京保卫战中，瓦剌阵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那么为什么也先方面只承认一万多的己方战损呢？这其实也很好理解。这类具有裹挟被征服者性质的联军，往往只会计算己方核心力量的损失，对仆从势力或部落的损失则会无视。由此看来，也先方所承认的一万多损失，很有可能仅指瓦剌本部的损失，至于鞑靼、兀良哈、哈密、沙州乃至女真仆从军的损失则被无视了。

另外，史料中还有一个重要分歧，那就是北京保卫战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的记载。当时也先即将折返，于谦组织城头大炮炮轰也先营，毙敌众多。关于于谦到底用大炮打死了多少瓦剌军，一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国朝献征录》中王世贞为于谦撰写的传记，关于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方面的记载较为详细：“（于谦）亟擐甲，统大营，营于德胜门外。诸门皆有兵，总二十二万。虏见我兵胜而严，不敢轻犯，以数骑来尝我。谦乃设伏于空屋，使数骑诱虏，虏遂以万骑来薄，我伏发败之。孙镗毛福寿复败之西直门。谦使谍谍上皇，轝驾远。夜，令人以火炮击其营。死者千计。贼遂退。”而另一个则是倪岳为于谦撰写的神道碑，记载于谦在最后一役举炮击死敌军万余：“敌觇我军严整，不敢有加于我，我亦不敢向敌轻发一矢。喜宁嗾额森邀大臣出议和，且需金帛万万计。葢强所难从，以起衅耳。对垒凡七日，是为十月既望，敌移，扈跸渐远，乃举炮击敌营。敌死炮下者万计。额森大沮，宵遁。京师解严。”

此两方史料记录相差较为悬殊。根据前文对明军杀敌数和也先逃至居庸关时的军队数量的分析来看，王世贞关于于谦在最后一役中举炮击死敌军千计的记载较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