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12-29 03:52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5 08:46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翻译 大凡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
百姓富裕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难以统治。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百姓富裕就能安心地生活在家乡并且重视自己的产业,安心地生活在家乡并且重视自家的产业就尊敬官吏害怕犯罪,尊敬官吏害怕犯罪就容易统治。
百姓贫穷就不安心生活在家乡,并且轻视自家的产业,就敢于冒犯官吏违犯法令,冒犯官吏违犯法令就难以统治了。所以太平无事的国家中(百姓)长久富裕,*多事的国家中(百姓)长久贫穷。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才能)统治他们。
(第一段原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
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 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
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 *** 舍本事而事末作。
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第一段翻译)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第二段原文)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 *** 倍贷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 *** 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
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
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
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 *** 治。
富而治,此王之道也。(第二段翻译)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
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
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
—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
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
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
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
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
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
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第三段原文)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
《管子》论修身养性 《管子》认为,“人者,身之本。”
那么何以“为身”?《管子》说:“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道血气”就是自我修身养性,这是“为身”的方法。
而目的却是“长年”,即延年益寿:“长心”即增长智慧;“长德”即提高道德水平。《管子·权修》还说:“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身者,治之本也”。
如果世上的人们都自觉地修身养性,一切行为都顺乎规范,那么,天下大治唾手可得。君主更应该成为修身的楷模。
修身养性,才能养成良好的品德与风范。 《管子》中有四篇专门讲修身养性,这就是《心术》上下、《白心》和《内业》。
文章中反复论述“道”、“精”、“气”、“神”、“性”等概念,论述“心”的功能。“心术”,意即心的功能;“白心”,即纯洁心灵。
“内业”与“心术”相通,“内”即“心”,“业”即“术”。因此,《管子》讲的这些玄妙道理就是“内心修养术”。
因此,《心术》上开宗明义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空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
嗜欲充盈,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不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
动则失位,静乃自得。” 意思是说,心在人体,处于君的地位;九窍各有功能,有如百官的各有职责。
心的活动合于正道,九窍就能按常规工作。心充满了嗜欲奢望,眼就看不见颜色,耳就听不到声音。
所以说:在上位的脱离了正道,居下位的就荒怠职事。不要代替马去跑,让它自尽其力;不要代替鸟去飞,让它充分使用其羽翼。
不要先物而动,以观察事物的运动规律。动则失掉为君的地位,静就可以自然地掌握事物的运动规律了。
《管子》认为,通过内心的修养应该达到理想的境界。 善心——“凡道无所,善心安爱。”
定心——“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 治心——“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
然则天下治矣。” 全心——“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知)于形容,见于肤色。”
“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 大心——“大心而敢,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
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
(《管子·内业》) “心”是“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的器官。以上是“得道之人”的心理状态,达到以上各种修养标准,就算是做到了“敬除其舍,精将自来”,而不至再发生“馆不辟除,则贵人不舍”的毛病。
怎样才能把“心”修养到理想的境界,《管子》提出了四种方法。 一曰正静。
“正”指“四体”言,“静”指“血气”言。《管子·内业》说:“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专心。
耳目不肖,虽远若近。”四体都能端正,血气都能平静,一意专心,耳目不受外界的迷惑,这样,对于遥远事物的了解就像对于近旁的事物一样。
思索产生智慧,懈怠疏忽产生忧患,残暴骄傲产生怨恨,忧郁产生疾病,疾病困迫乃导致死亡。一个人思虑过度而不休息,就会内生困窘,外受胁迫,如不早想办法,生命就离开他的躯体。
又说:“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外形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虚静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外形,修饰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渐渐达到神明的境界,明乇地认识万物。
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这就叫做“中有所得”。 《管子》认为,人如果能进到正和静的境界,身体也就盘韧而骨强,进而能顶天立地,目视如同清水,观察如同日月。
只要不失掉这正静,其德行将与日俱新,而且能启蒙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内里有一个完整周全的心是不可能掩蔽的,这将表现在形体容貌上,也能在颜色上看得出来。
善气迎人,相亲如同兄弟;恶缺陷迎人,相害如同刀兵。这种不用自己说出来的语言,比打雷击鼓还响亮震耳。
这完整周全的心的形体,比日月还更光亮,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达到正与静的境界,圣人裁定事物,不受事物所支配。
保持心安,国也安定;保持心治,国也治理。治理在于内心,安定也在于内心。
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口里摩拳擦掌就会是“治言”,加于民众的就会是“治事”,因而事业振兴而人民顺服,百姓就算治理好了。就能达到“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的境界。
二曰平正。平正就是和来中正。
它的对立而是“喜怒忧患”。《管子·内业》篇说:“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
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性将大定”。
意思是说;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 生命有失,一定是由于喜怒忧患,可以说,罅仇怒,什么都比不上诗歌,消除忧闷,什么都比不上音乐,节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保持敬慎,什。
文言文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