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先描绘新中国庄严标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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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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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16:01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之方案。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没有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质疑。
从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名单中,可以看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的是第四小组。会议*张志让先生正在组织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位先生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了30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他们认为,民主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的共和国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谟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
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董必武总结了第四小组的工作,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七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去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另由*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四个字,毫无留恋地予以取消。
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成立的时候,喊起口号来,难道还要有两种?把已经走上死亡道路的旧中华*再喊万岁吗?难道纪元已改为公元1949年,而仍可以简写中华*38年吗?
我们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几个字在中国*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道:“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七十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外,都是辛亥*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紧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位辛亥*的老人委婉地结束了她的意见。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后归隐了38年的生平不写*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这四个字则绝对无好感。理由是中华*与民无涉,22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党所领导的这次*是不是跟辛亥*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又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这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华民主同盟会*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的意见。
法律学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团常委参考,并由*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是这样的:简称“中华*”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过去*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开幕辞中也讲过。同时,“中华*”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38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这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