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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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12-20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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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25 19:17
他是一面镜子
自汉代始，读*解屈即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就像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者，可谓兼之矣。”司马迁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盖自怨生也。”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历代文人、非文人围绕屈原，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的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中年后奉诏修史，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对屈原从人格到作品全面否定，在《离*序》等文中指责屈原“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不合儒家“法度”。可视为*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作《楚辞章句》，对后世影响甚大。与班固相反，王逸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他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却“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王观点虽相反，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班固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道德纠缠。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皆厚爱屈原。他们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蒙冤的屈原对话。“正声何微茫，哀怨起*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与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
竟也有憎恶屈原的诗人。中唐诗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对屈原评价之低令人瞠目：“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这简直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之举。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如此仇视屈原，原因何在?孟郊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眼里只有功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俨然已成“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
对屈原的解读，至王国维、梁启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对屈原的曲解仍然存在。
屈原是一面镜子，每个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
一座文化丰碑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这样，将个人情感、*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是也。“自铸伟辞”(刘勰语)，自成天籁，《离*》是也。屈原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屈子精神极大地扩张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情感深度。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参照，有了深度，从此，《诗经》《离*》并峙，进而*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楚国郢都“九次”。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原横空出世般的伟大文化创造，与其非同寻常的爱国*深度关联。现实困境是立体的，人格是立体的。只要有一方不陷入极端状态，就不会有彻底的悲剧。极而言之，如把爱国精神从屈原身上剥离，其作品其文化创造则无法解释。
读到一当代文化名人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说：“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当年的‘国界’早被诗句打通了，根本不存在*爱恨了。”作者将多种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不成立。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版图都扩大了不少，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速朽。屈赋楚辞的每个字都浸透着爱国血泪。屈原因此才超出了“当时当地”，成了中国的、世界的。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文化创造，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伟大不朽的。深邃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诗句固然可以超越国界，真实的“国界”却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秦国铁蹄横扫六国国界时，完全不会理会屈原的诗句。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在现实中亦未必绝迹。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的文化创造。现实中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降低了屈原的文化意义，这无疑极端荒谬。
数千年间，屈原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文化营养。这种营养不可或缺。可是，数千年间，朱熹们反复欣赏玩味并企图加以利用的实际是屈原的婢妾心态。婢妾心态，这一定不是屈原与生俱来的，一定不是屈原的主体人格，是屈原人格被压迫被扭曲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但屈子自杀，他该是要把那婢妾心态也杀掉吧?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历史知道，应该把谁立为丰碑。真正的诗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