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龙的艺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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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1-15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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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1 08:23
文 \ 张 海 (中国书法家协会*)
大概是1982年春节前的某日，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到省书协，挟着一捆装裱好的作品请我指点。一张张地打开，一张张地审视，的确很不错，行、草、楷、隶，都很见功夫。经攀谈，知道他在西华县一个小镇的文化馆工作，身份是农民。这次他停留的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真正了解登龙是1984年这年举办第一届中原书法大赛，借调他来协助筹备，由他负责设计并书写有关书法史料的板面。相处既久，渐渐发现他有许多特点，如沉默寡言而思维活跃、不善交际却以诚取信、踏实肯干且耐得寂寞等等，使人乐于接近。这样的人工作自然错不了，他制作的几十块板面展出效果良好，博得观众的好评。大赛中，他的作品也荣获二等奖，被接纳为省书协会员，取得了初步成功。 筹办国际书展期间，他又被借调书协，时间达半年之久。这段时间工作很杂，许多事情纠缠在一起，零星琐碎，又必须面面俱到，但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辞劳苦。事后才知道，在此期间他得了盲肠炎，忍着疼痛工作，居然不露声色，足见他性格的坚韧。另外值得称道的是，一个农村青年，来到城市，竟丝毫未被繁华所动，除了必要的生活、学习、购物外，从不嬉游闲逛，浪费时日。
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是他创造条件，成为西华县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从此，他的书法创作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境界。艺术固然需要技术，但艺术认识对于一个艺术家更为重要，决定着他日后的创作成就，或平淡无奇，或生发个性。如果说登龙此前尚属技术型的书家，此后则发生了突变。通过对书法理论的刻苦钻研，通过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广泛借鉴，登龙的艺术认识迅速提高，认识支配技术，技术服务认识，相得益彰。显现出原本蕴藏的艺术才华，令人刮目相看。登龙遵循传统，不趋时尚，以纯正朴厚、平和简静为宗，不悖古而别出机杼，岂非硬要从古人嚼过的甘蔗渣中提取出糖来。而艺术的一意孤行正是美德，体现着内心的兀傲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当然也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劳动。
我读了登龙即将出版的部分作品，有精劲老到、字数逾万的小楷册页，有典雅凝重、雍容高朗的魏、隶条屏，有风致韶秀、屐裾顾盼的晋韵行书，也有流水行云、潇洒雅健的巨幅行草，不独功力惊人，抑且气格别具。读其自序，则谦虚坦诚，不矫不饰，发乎纯真，肝胆明彻。斯人哉，然后有斯作!
登龙能臻此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居住相对偏僻，家庭负担沉重，事务如此繁琐，如果没有对于书法艺术的执著，简直无法想象如何潜心临池，凝神创作。仅此敬业精神，已无愧于一个地区的书法带头人，也许正是他榜样的力量，促使该地区的书法创作呈现出可喜的局面。 我相信登龙最终书法成就会令同道钦羡的。 ——解读刘登龙的书法艺术 《艺术家》记者 澄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年过半百的书法家刘登龙的座右铭。与其说这是他的座右铭，不如说这更是他对书法艺术执著追求的精神写照。它伴随着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名震书坛的实力派书家。
刘登龙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嗜书画，性好艺文。他坚持自学，没有明确的师承，择善而学师古圣，转益多师学时贤，每见名碑名帖、孤本善痕，皆爱不释手，悉心揣摩。粗略回顾一下刘登龙的书法之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是他书法艺术的启蒙期。他从颜体《多宝塔》人手，兼习欧体、柳体和魏碑等，专精研习。这一阶段为他以后成为书法家打下了坚实的隶、楷书基础。第二阶段是80年代，这一时期是其书法学习的积蓄转型期。此阶段他真正诠释了书法的含义。广涉古代碑帖，在汉隶、魏碑上下功夫最多。其行书直追二王，后醉心黄庭坚、苏轼、米元章等。知其源，窥其法，度其变，观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四体并行，碑帖兼融，这使他的书法作品既有碑的雄强、厚重、质朴的特点，又兼具帖的风神和韵致。他在进行书法创作的同时，还进行书法理论的探索，广泛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营养，这使他的书法创作和理论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更有了理性高度，完成由技术型向个人风格型的转化。其人其艺声名鹊起，引起书法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进入90年代以来，是他书法创作的第三阶段。此阶段，他上窥钟王，下涉明清诸家，特别是汉魏晋人墨迹碑碣，如《嵩高灵庙碑》、《姚佰多造像》、《汝南王墓志》、二爨书法等深入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点。此时期已成为他取法碑帖的自觉追求。如果说80年代是其书法艺术个人风格初露端倪阶段，那么进入90年代是其书法风格的确立期。其书风由前期的潇洒健逸风格转为朴厚奇崛的书法风格。
在书法追求上，刘登龙尊古、汲古，然学而能通，通而能变。他的变化体现在章法、线条上均有异态，不为传统之格局所局限，而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匠心，以其用笔、结体、章法的新颖闪烁出智慧的光华。他的作品既不失传统之大文化规范，又具创新意识之大巧大拙，显示了他对完美精神的追求，也是他淡泊宁静、淳厚质朴的人格精神写照。几十年来，他在书法领域苦苦追求，广采博取，汲取笔墨多方营养，品高、学富、艺娴融为一体，终于形成其朴拙浑厚、奇崛灵动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书坛巨擘欧阳中石先生观看其作品时连连赞赏曰：“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写得好，写得好，钦佩!钦佩!”书法家陈天然邀其为家乡书写碑文，巨碑竖立后，对其评价曰：“登龙书法会古通今，刚健笃实，蕴蓄雅古，神力苍茫，今不多见。”
综观刘登龙近几年来的书法作品，不管是谨严精劲、字数逾万的小楷册页，还是疏宕自然的魏隶条屏，或是秀润沉着的晋韵行书，其在用笔、结构造型及章法上都有独到之处。总的特点是：严谨简静，收放合度，造型极为生动，常取中宫紧敛之势。其小楷作品朴厚灵动、笔精墨妙，咫尺间充盈着顽强的精神力量。这种近乎完美的造型艺术得益于他对传统笔法的精深理解和领悟，得益于他对笔墨语言的熟练驾驭和创造，更得益于他宁静淡泊、淳厚质朴的人格修养。其行书作品以二王为主调，汲取碑碣之险绝，糅合汉隶之笔意，萃取北碑之灵动而去其粗野，汲取南帖之遒劲而去其秀媚，汉隶之拙厚，魏碑之刚劲，黄山谷、苏轼之雄放，近入之情趣皆融合其中。其现代意味的大幅作品，大胆作疏密，黑白处理，字大盈尺，整幅作品真气弥满，神完气足，“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具有强劲的视觉冲击力。
南北朝王僧虔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得?为使心忘于手，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刘登龙书法艺术，其神采、形质兼俱，心手相忘，我认为其书之道已臻此境界矣! ——记河南实力派书法家刘登龙先生 作者：西中文
河南书法近几年来崛起于中国书坛，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续十几年在全国性的无数次大型展赛活动中位居前列，恐怕不是偶然现象。
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河南书法的崛起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个因素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这就是河南有一批功力深厚的实力派书法家，他们多年来对于技法的精研，在书法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对于年轻一代的崛起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刘登龙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实力派书法家。 登龙先生出身农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原书法大赛中一举获奖，脱颖而出，令世人刮目相看，因此获得了“农民书法家”的雅号。在书法家前面冠以“农民”二字，更多的是对登龙先生身居草野而志存高远，以深湛之功力超过了条件优越的城里人的赞誉。
其实，也正是因为“农民”的出身，才成就了登龙先生。他没有任何附凤攀龙，凭附增价的条件，当然也没有飘飘然的心理基础。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青灯黄卷，濡墨临池，练就了一手极为过硬的基本功。他的书法既学二王，又宗碑刻，且于章草、隶书以及怀素、黄庭坚、米南宫、文征明乃至近代书家徐生翁等无所不学。翻开他的作品集，风格多样，面目各异，而更为难得的是，无论各体各家，也无论大字小字，他都能写得十分精到。
他以《爨宝子》《嵩高灵庙》植基，书风古拙朴厚，而又参以二王的爽健俊朗，这使得他的碑体书未走丑怪一路，而始终在朴拙中透出俊逸。如以时人相比，他与书法家周慧珺的路子有几分相近。二人都以碑体书立基，而以帖派润色之，所谓“碑底帖面”。所不同者，周氏以米书出之，得风樯阵马之趣，登龙则守住二王，得清俊爽健之韵。登龙先生极爱读书，且时时虚怀若谷，永不自满。登龙书法集的一篇自序，充满了自谦，也充满了对知识的渴羡敬畏。在这里可以找到登龙先生超越农民身份而成为真正艺术家的根本原因；惟虚其怀者方能对知识海纳百川；惟善学者方能具艺术上的超卓识见。
登龙先生先后出版了《大字入门》丛帖以及《行书千家诗》等一系列书法范本。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这种当代人写的优秀范本，是通向古代名家碑帖的津梁，书法青年善取之，必收事半而功倍之效。这对于推进书法艺术弘扬传统，倡导书坛良好风气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其实河南像登龙这样功力型的书法家还有很多，除了以张海为首的驰誉全国的代表书家之外，还有一些老书法家，他们的功力水平，几十年如一日对书法艺术执著追求的精神，对传统的探求、理解、感悟和寻绎，是当今书坛的宝贵财富，对活跃在展赛一线的书坛青年也无疑有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影响。
踏进河南书坛，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还有一座接一座“连天到海隅”的巍巍群山。
啊，“那就是青藏高原”！ 作者： 姜寿田
在中原书坛，刘登龙先生无疑是一位隐者。在喧嚣热闹的当今书坛能做到“隐”，洵属不易。其理由有三：一须有沉潜的心性：此一半来自天赐，一半来自修为，修为不是矫饰和矜持，而是自然心态。二要有对书法近乎朴素的崇仰；要有以最大的力量打进去，又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的执著与大气。三须对书坛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并能保持冷静的态度。能具备以上三者的书家实属寥寥，而刘登龙先生便是此寥寥当中之一家。
我之所以冠其“隐者”一名，是源于我逐渐沉淀而成的对他的主观认识的。
八十年代初中原书法崛起之际，中原书坛有几位书法代表人物颇具影响，其中即有刘登龙先生。之后大约二十年时间里，这批人物在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条件方面皆出现了迥异的变化，“功成名就”者大有人在；而刘登龙先生却仍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小县城工作，一家五口人住着一套不足五十平米的房子，生活状况捉襟见肘——那段光阴里，他似乎被书坛所淡忘；然而，在河南诸多频繁的展事活动中，每每有他的作品倾力展现，并且时时有新的气象——他在书界总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九十年代初，由于书坛大范围繁荣景象的出现，世人对他的印象就更加模糊了——可谓是“仅知其名、不闻其声”了。但，由于我对书坛局势的普遍关注和对河南书坛的特殊情感关系，所以我对他的情况仍时有所闻。不过，我之所闻，只是囿于当时书界朋友的评议之中，个中虽不乏对其褒扬之词，但我对其人全部之了解概止于此。时至两千零六年，刘登龙先生领军本地区书法家在河南省博物院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展览（其中有他与众弟子的专题性师生展）。我应邀赴展，其间看到了他的不少分量之作，为之惊叹。展览期间召开的以河南书界权威人士为阵容的刘登龙师生作品研讨会再度更新了我对刘先生的了解，我对其印象从而逐步加深。他固然没有顶戴什么耀眼的光环，然而他对书法艺术的虔诚是历历可见；他的艺术功力甚至可谓卓荦不凡，是那些徒有其名的书家根本无以望其项背的。更使我惊讶的是，前年初秋，适逢他筹备出版个人作品集之际，我有幸目睹了他的大量巨幅屏幛和精制的小品之作。此次观览，让两个艺术灵魂之间的距离又一下子拉近许多——至此，我对其“一个真隐者”的认识业已诞生了。
刘登龙先生来自乡间，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书家，在他身上有着农民固有的质朴、敛抑、醇厚与顽强，当然也不乏才华与创造力。其从艺生涯中颇具戏剧性的一个插曲是，当他已被遴选为中原首届墨海弄潮展的参展书家时，他却正值农忙之际在老家田间收麦；当约稿通知由省而县，由县而村几经辗转并终于姗姗而至时，稿期已过，从而使他与这次在中原书坛历史上有着显赫影响的展事活动失之交臂，错失一次扩大自己书坛影响的良机——当年参加此展的作者，如今众多已成为在全国书坛占有一席之地的书家。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每谈及此事，刘先生只是哑然而笑。
1984年他被借调到河南省书协，协助筹备“第一届中原书法大赛”。由他负责设计并书写的有关书法史料的板面，得到当时任河南省书协秘书长的张海先生的肯定。张海在《刘登龙其人其艺》一文中写道：“相处既久，渐渐发现他有许多可贵特点，如‘沉默寡言而思维活跃，不善交际却以诚取信，踏实肯干且耐得寂寞’等等，让人乐于接近”。这样的人，干工作自然错不了。他制作的几十块板面展出效果良好，博得观众好评。大赛中，他本人的书作也荣获二等奖，之后被接纳为河南省书协会员，取得了初步成功。
翌年，国际书展筹办期间，他又被河南省书协借调，时间达半年之久。在省城期间，刘登龙拓广了人脉，扩大了社会影响，但根于心性的澹泊，他似乎未将“能留在省城谋得一职”之念放在心上——而他如果凭借当时的条件稍加用心“斡旋”，完全可以留在省书协成为一名专业书家。当然，是否留在省城工作对他本人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放不下的事。他依然故我地努力写字，“写好字”才是他心目中的一大“正经事”，也是他最爱乐此不疲之事；除此以外，似乎皆无可无不可，自然也不会对其得失耿耿于怀。不过，工夫不负辛勤耕耘，书坛依然承认了他。当他第二次结束省书协借调工作回到老家周口之后，他得以脱离了农村，成为地方上一名专职文艺工作者，后被选为周口市书协*。个人的德艺双馨，使他在这个位置上竟连任三届，历时十余载。
刘登龙以魏碑名家，其书以《张猛龙》、《郑文公碑》为基础，又出入众碑焉，其碑书崇尚骨力，以正为奇，不求欹侧诡异，于横画宽结中寓生动之姿，此刘登龙碑书之旨趣；其书风又重自由书写，不唯雕镂斧凿之刻痕，而重笔法之表现，举重若轻，魏碑金石气之营构皆出于自然，此乃刘登龙魏碑书风创作的又一审美取向。
魏碑发轫于中原。北魏孝文帝迁洛，营造龙门石窟造像，魏碑遂大放异彩；今之“龙门体”也遂成为魏碑臻于成熟的标志。魏碑作为反映“隶-楷之变”的新体，既体现出新理异态，也保持着汉隶传统的朴拙恣肆，是中原古法在新的书史语境中的创变。魏碑直接奠立了隋唐楷书的基础，并成隋唐楷书的直接源头。明代之后，帖学衰颓，至清代碑学思潮产生，碑学开始取代帖学蔚成主流，而碑学的核心即魏碑。
河南书家类擅北碑、汉隶，这是中原书法传统的基因使然，也为中原地气使然。阮元《南北书派论》中“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然其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即说的这种情形。河南书家概无不希冀能在碑学领域有所作为，挥洒一己智慧。刘登龙也不例外。客观地说，刘登龙在河南书家中固属写魏碑写出一己气象的书家；当然，若从一个更高标准的碑学创作境界来衡量，刘登龙其书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吧，因为艺术的高度是没有极限和终点的。也许正是出于对自身创作审美局限的不满，他亦曾在一段时间内刻意谋求新变，取法沈曾植、赵之谦、胡公石、徐生翁等，努力追求和挖掘魏碑的表现性，甚至不惜尝试“丑拙怪异之道”。这种创作观念的转换不可谓不大胆激进，但也许因与书家心性不合之故，他最终并未一路坚持走下去。不过，这种“求新思变”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刘登龙的魏碑，追求自由书写，追求自然之趣，属优美范畴；而魏碑多*、多奇趣、多拙朴，绝非“优美”一种气象所可涵盖。能否在优美自由与端庄平正之中施以奇趣迭宕之态，恐也是刘登龙先生魏碑创作之路所应考量之范畴。其魏碑创作能否浴火重生企及新的高度，或可问津于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