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鲁迅祖父制造科举舞弊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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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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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6-30 23:28
周锡恩，字伯晋，别号是园先生，湖北省罗田县平湖乡古羊山人。周锡恩自幼颖悟，未成年即考取秀才。清光绪二年（1876年）湖北优选贡生，周锡恩被列为第一名。光绪九年（1883年）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并以其文思敏捷，才情奔放，刚正廉明而备受推崇，曾数次出任乡试主、副考官。光绪十九年（1893年），周锡恩任浙江省乡试的副主考官，碰到了与鲁迅祖父周福清有直接牵连的科场舞弊案。
清代，是一个“科场舞弊案”发案率颇高的封建王朝，有大部分案子是真的，而有小部分是恣意夸大的，乃至是无中生有的。例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发生的两个著名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而其中一个所谓“南闱科场案”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大冤案，造成包括主、副考官在内的20名*被杀，8名已被录取考生革去功名不算，还同其父母、兄弟、妻小一起流放到东北边陲宁古塔的大悲剧。
1893年发生在浙江省乡试舞弊案确实是真的，并直接与鲁迅祖父周福清有关联。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年，在京城做“内阁中书”的周福清母亲病故，他特从京城赶回老家奔丧。此时，适逢浙江省举行乡试，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又有较深的交往。绍兴的马、顾、陈、孙、章五姓大家互为亲友，其子弟个个不学无术，若凭真才实学去应试，肯定名落孙山。当他们得知这层关系后，使商量聚银一万两托周福清去贿赂殷如璋，给子弟骗个举人的头衔，光宗耀祖。起初，周福清怎么也不肯，他深知自己在京城只是个七品小官，此事又非同儿戏，一旦败露就要惹出大祸来。但是，周福清与这五家都沾亲带故，况且自己的儿子周伯宜（即鲁迅的父亲）也参加乡试，顺便沾沾光，便在这些人的再三请求，又碍于情面的情况下，周福清就到杭州等待主考殷如璋的到来，见过面后，次日，差遣跟班徐福给殷如璋送信，信中夹有一万两行贿银票。此时，恰巧主考殷如璋与副主考周锡恩一起聊天，殷如璋知其奥妙，便不立即拆看。那徐福乃是乡下人，等了一阵便急了，就大声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我回去怎么交差。”行贿之事一下子败露了。殷如璋、周锡恩见是行贿，互相碍眼，于是一同下令拿下徐福。行贿案由浙江巡抚崧骏上奏朝延，光绪皇帝看了奏本后大怒，立即下旨派人到浙江调查。意想不到的是，当地有人为保护殷如璋却唆使考生，反诬周锡恩是受贿者。周锡恩在寻找各种途径，付出艰辛努力都无法自证清白的情况下，便无奈告假还乡，等待调查结果，只得听天由命了。
幸亏过了不久，案情终于查清了，光绪帝又下旨：“周福清着即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此时已逃到上海的周福清也吓破了胆，在圣旨未到之前，就自动前去衙门投案，被押在杭州。殷如璋也受到了惩罚。
当时，朝廷正处于内外交困，光绪帝心乱如麻，未继续下旨对此案严厉处置，又因刑部尚书薛允升与周福清是同僚好友，便采取拖延术，等待时机解脱周福清。果然，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又逢义和团运动爆发，刑部监狱大乱，犯人乘机逃跑了。但半个月后，又有一些犯人自动回监投案，薛尚书大为感动，顿发慈悲，上奏光绪帝给犯人免罪，获准。于是薛允升乘机把周福清列入准释名单中，耍个小手腕，便把坐牢8年的周福清释放了。
周福清案发时，鲁迅刚好12岁，周家便开始了由盛转衰的中落，少年鲁迅也因此深切感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它在对鲁迅的个人成长史和精神发展史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假如周家老小因此案被杀、或被流放到边陲荒凉凄苦之地，那我们也许就没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伟大著作可读了。
可以说，中国自考试制度形成以来，舞弊这个“毒瘤”便随影而行，从未杜绝过，只不过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哪怕处罚再严厉，仍有人胆大妄为，以身试法。再看如今的高考、研究生招考等国家考试，随着高科技的飞跃发展，舞弊者也“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看来，考试中的防舞弊之战，可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战斗正未有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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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6-30 23:29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因家庭生活的变故，而饱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在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回忆：其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舞弊案。
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字震生，号介孚，浙江会稽人，曾由散馆改任知县，后又改任内阁中书。
光绪四年(1878年)卓越政绩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了一批知州、知县职级的*，其中包括担任浙江杭州府金溪县知县的周福清，评价他“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文理尚优”是沈葆桢对周福清进行肯定的一面，“办事颟顸”则是对他否定的一面。什么是颟顸呢?颟顸就是马虎、糊涂。质言之，沈葆桢认为作为知县的周福清是个庸官。但是，庸官毕竟不属于贪官，且周福清还有“文理尚优”的长处，因此，沈葆桢是公正的，只是向皇上建议对周福清“归部改选教职”，也即沈葆桢认为周福清作为知县是个庸官，但既然有“文理尚优”的特长，就还可以担任教育方面的*。
周福清虽然是个庸官，但显然官瘾不小，他除了担任知县实缺外，还走陕甘地区路径另外捐报了一个同知职衔。知县是七品，同知是五品，相当于了今天的副地厅局级干部。不过，既然沈葆桢考核他为了一名庸官，他的仕途也就难以发展了。光绪五年(1879年)军机处经过考察后，决定对36岁了的周福清“照例以原品休致”，也即保留其七品级别而不实用，把他休到了一边。周福清所报捐的同知衔是白花了钱财，不能得到真正承认，不过，他无法接受不当实职*的命运，便在光绪四年当年即又捐了个内阁中书职务。该职务仍然是七品，但名义上属于了京官，似乎还是“升”了官。
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浙江乡试正考官殷如璋(亦作殷汝璋)南下路过苏州，周福清的家丁陶阿顺向殷如璋递交了一封信。结果，陶阿顺当即被殷如璋扣留，将他跟信函一起交给了苏州府收审。苏州府随即又把陶阿顺移送给浙江方面，由浙江巡抚松骏、臬司赵舒翘、藩司(布政使)刘树堂及杭州知府陈璚进行查办。这就有了周福清贿赂浙江主考官一案。该案当即震动军机处，递交到了光绪皇帝案头，并由江西道监察御史褚成博共同参加审理。十一月，光绪皇帝下令将周福清革职并予以抓捕。
不过，周福清并不是被抓到的，而是自首的。原来，周福清有个儿子叫周用吉，也就是周氏三兄弟的父亲，他要参加该年举人科考(乡试)。周福清到上海打探消息，知道正考官是殷如璋，当时一定是大喜，便乘船到了殷如璋南下必经的苏州，让家丁陶阿顺去投名帖和信函。据*房兆楹、杜联喆合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记载，殷如璋系江苏扬州府甘泉县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17名进士，周福清是三甲第15名进士，彼此属于同科。周福清竟以为同科友谊可以帮他舞弊，就在信函中列了“小儿”周用吉等人名单，写了一张洋银一万元支票。不想，殷如璋并不愿意受贿舞弊，当即就把上门递送的家丁陶阿顺抓起来交给了苏州府。躲在上海租界的周福清自首，实际也是无奈，一是光绪皇帝的抓捕命令吓住了他，二是这时候儿子周用吉已经被浙江巡抚松骏抓捕到案，做父亲的不自首宝贝儿子就要彻底完蛋了。
虽然周福清属于行贿犯罪未遂，但所犯罪行性质依然属于应当处以死刑，考虑到军机处“减等”意见，就给个面子，将周福清从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也即给予缓期执行，到次年秋后再砍他脑袋。
不过，由于这样一缓刑，周福清的脑袋就保住了，他的案件由此被搁置起来，到光绪二十一年还处于斩监候状态，而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周福清竟然被“开释”，即释放了。这个结果，可以说比最初军机处主张的“杖一百，流三千里”轻得多，因为“杖一百，流三千里”虽然不是死刑，但也基本是失去了活着还乡的机会，而周福清现在等于只是在监狱蹲了6年多有期徒刑的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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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6-30 23:29
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他收到电报即奔丧回家，清代*父母去世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而此时的周福清已是虚岁五十六的人，再过四年，就六十岁了，哪里还能再有
补缺的机会？对此，周福清自己心里想必也很清楚————自己的仕途就这样基本到头了。 可巧的是，这一年恰好是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按惯例，甲午（1894）年要开恩科，故乡试得以提前一年。而恰恰就是这次恩科乡试成了周家“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转折点。大家都知道，在清代，科举贿考舞弊之风甚炽，这是当时*的*在科考中的一种体现。所以，当准备参加乡试的绍兴秀才得知由京城来杭州的正主考官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就不断有人来求周福清利用这一关系打通关节，绍兴的马、顾、陈、孙、章等五个家中有钱的秀才更是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去送给殷如璋，以买通关节、乡试中举，并答应事后会给周福清一些酬报。周福清深知这件事非同儿戏。可是，周福清与这五家都沾亲带故，再加上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周用吉（字伯宜，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虽已是秀才，但接连几次乡试都未能中举，现在既然五家人愿意出银万两，只要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便可省去一份贿银，当然是一件合算的事情。于是，在碍于情面、经不住亲朋好友的极力撺掇的情况下，为了儿子的仕途前程，他最终还是决定去铤而走险了。当打听得知殷如璋此次来杭是取道运河、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后，周福清就认定只能在苏州相机与殷联系了。于是，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七月二十日（8月31日）这天，周福清就带着仆人陶阿顺由绍兴启程了。他们中途经过上海，于七月二十五日晚到达苏州，泊船静候殷如璋等人所乘坐的官船的到来。两天后，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在七月二十七日如期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
周福清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敢怠慢，当即派陶阿顺拿着事先拟好的、一封带有关节字样（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事先约好，在试卷某处用某几个字眼作为暗号）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并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没想到这陶阿顺是一个粗人，由船夫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后，竟然将名帖信函一并交给殷如璋的差人。而此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见差人送上一个厚厚的信封，心中大约早已有数，便将信封放在桌上，当然是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 陶阿顺在官船边左等右等，不见一点消息。于是，没有见过世面更不懂官场规矩的他，终于耐不住性子，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听他这么一喊，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便示意周锡恩拆阅来信，发现信封中“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
至此，周福清贿考事已完全败露，殷如璋只好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押交苏州府收审”，陶阿顺当即供出自己是受周福清指使。七月二十七日陶阿顺送信一去不回，周福清就已知道事情不妙，吓得生了病。他先避住上海，大约八月下旬返回绍兴，后来周福清自知此事最终是躲不过去的，为了避免牵累亲朋和家人，就自行赴县衙投案自首了。
在供词中，周福清竭力把这事说成不是经过大家计议过的，而是他到北京探亲路上，途经上海时一时起意，事前有关的人并不知情。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也只不过是一纸空票。因为那几家家道殷实，事后不愁无人承诺费用。这样，他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浙江巡抚崧骏接受了他这种供词并据以奏闻，其原因应该是崧骏也不想兴大狱，这一点在他十一月初十的奏折中有所反映。在这道奏折中，他还报告了已做的处理：“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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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6-30 2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