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春秋读后感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4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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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春秋读后感读《吕氏春秋》
一《吕氏春秋》的贵生主义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宾客所作。吕不韦本是阳翟的一个商人，用秦国的一个庶子作奇货，做着了一笔*上的投机生意，遂做了十几年的丞相(前 249—前 237)，封文信侯，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史记》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八十五)”。吕不韦死于秦始皇十二年(前
235)。此书十二纪之末有《序意》一篇的残余，首称“维秦八年”(当纪元
前 239 年)此可见成书的年代。
《吕氏春秋》虽是宾客合纂的书，然其中颇有特别注重的中心思想。组织虽不严密，条理虽不很分明，然而我们细读此书，不能不承认他代表一个有意综合的思想系统。《序意》篇说：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吕不韦)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大圜即天，大矩即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其]数，循其礼，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拢??
这是作书的大意。主旨在于“法天地”，要上揆度于天，下考验于地，中审察于人，然后是与非，可与不可，都不能逃遁了。分开来说，
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雏宁。人曰信，信维听。
第一是顺天，顺天之道在于贵生。第二是固地，固地之道在于安宁。第三是信人，信人之道在于听言。“三者咸当，无为而行。”无为而行，只是依着自然的条理，把私意小智平下去，这便是“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一部《吕氏春秋》只是说这三大类的事：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他用这三大纲来总汇古代的思想。
法天地的观念是黄老一系的自然主义的主要思想(这时代有许多假托古人的书，自然主义一派的人因为儒墨都称道尧舜，尧舜成了滥调了，故他们造出尧舜以前的黄帝的书来。故这一系的思想又称为“黄老之学”)。而这个时代的自然主义一派思想经过杨朱的为我主义，更趋向个人主义的一条路上去，故孟子在前四世纪末年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说当时的三大系思想是杨、墨、儒三家。杨朱的书，如《列子》书中所收，虽在可信可疑之间，但当时的“为我主义”的盛行是决无可疑的。我们即使不信《列子》的
《杨朱篇》，至少可以从《吕氏春秋》里寻得无数材料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个
人主义的精义，因为这是《吕氏春秋》的中心思想。
《吕氏春秋》的第一纪的第一篇便是“本生”，第二篇便是“重己”; 第二纪的第一篇便是“贵生”，第二篇便是“情欲”。这都是开宗明义的文字，提倡的是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叫做“贵生”主义，大体上即是杨朱的“贵己”主义。(《不二篇》说，“阳生贵己。”李善注《文逊引作“杨朱贵己”。是古本作“杨朱”，或“阳朱”)其大旨是：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者，可以托天下。(《贵生》)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重己》)
这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本意。本意只是说天下莫贵于吾生，故不以天下害吾生。这是很纯粹的个人主义。《吕氏春秋》说此义最详细，如云：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为〕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不以所以养害所养。??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审为》)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隋侯珠之重也哉?(《贵生》)
以上都是“贵生”的根本思想。因为吾生比一切都重要，故不可不贵生，不可不贵己。
贵生之道是怎样呢?《重己》篇说：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高诱注：适，节也)。
《情欲》篇说：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怎么叫做“由贵生动”呢?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若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比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
这样尊重人生，这样把人生看作行为动作的标准，看作道德的原则，这真是
这一派个人主义思想的最大特色。贵生之术不是教人贪生怕死，也不是教人苟且偷生。《吕氏春秋》在这
一点上说的最分明：
子华子(据《吕氏春秋·审为》篇，子华子是韩昭侯时人，约当前四世纪的中叶。昭侯在位年代为公元前 358 到 333)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是一部分，故叫做亏。亏是不满)。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其尊弥保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服字高诱训“行也”，是错的。服字如“服牛乘马”的服，在此有受人困辱羁勒之意)。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皆知其所甚恶(《墨经》云，知，接也)，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
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贵生》)
正因为贵生，所以不愿迫生。贵生是因为生之可贵，如果生而不觉其可贵，只得其所甚恶，故不如死，孟轲所谓“所恶有甚于死者”正是此理。贵生之术本在使所欲皆得其宜，如果生而不得所欲，死而得其所安，那自然是生不如死了。《吕氏春秋》说：
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不侵》)
因为天下轻于一身，故以身为人死，或以身为一个理想死，才是真正看得起那一死。这才叫做一死重于泰山。岂但重于泰山，直是重于天下。故《吕氏春秋》又说：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朱。坚与朱，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此下引伯夷、叔齐饿死的故事)??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诚廉》)
全生要在适性，全性即是全生。重在全性，故不惜杀身“以立其意”。老子曾说：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乃)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吕氏春秋》解释此意道：
惟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者，可以托天下。
又说：
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
明白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了解这种贵生重己的个人主义。儒家的“孝的宗教”虽不是个人主义的思想，但其中也带有一点贵生重
己的色彩。孝的宗教教人尊重父母的遗体，要人全受全归，要人不敢毁伤身体发肤，要人不敢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这里也有一种全生贵己的意思。“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更有贵生的精神。推此精神，也可以养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格。所不同者，贵生的个人主义重在我自己，而儒家的孝道重在我身所自生的父母，两种思想的流弊大不同，而在这尊重自身的一点上确有联盟的可能。故《吕氏春秋》也很注重孝的宗教，《孝行览》一篇专论孝道，甚至于说：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这是十分推崇的话了。但他所引儒家论孝的话，都是全生重身的话，如曾子说的：
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
又如曾子“舟而不游，道而不径”的话;又如乐正子春下堂伤足的故事里的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的一段话，都可以算作贵生重己之说的别解。《孝行览》又说：
身也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
这正是一种变相的贵生重己主义。
二《吕氏春秋》的*思想
《吕氏春秋》的*思想，根据于“法天地”的自然主义，充分发展贵生的思想，侧重人的情欲，建立一种爱利主义的*哲学。此书开篇第一句话便是：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本生》)
*的起源在于“全生”，在于利群。《恃君》篇说：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
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这里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个人主义在*上并不主张无*。*之设是为一群之利的，所以说：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恃君》)
所以说：
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所以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
*的功用在于全生，故*的手段在于利用人的情欲。《用民》篇说：
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
(充，实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为欲》篇说：
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
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
从前老子要人“无知无欲”，要“我无欲而民自朴”，要“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墨者一派提倡刻苦节用，以自苦为极，故其后进如宋钘有“情欲寡浅”(欲字是动词，即“要”字)之说，以为人的情欲本来就是不要多而要少的《荀子·正论篇》、《正名篇》、《庄子·天下篇》;看我的《古代哲学史》第十一篇第三章三，第十二篇第一章二)。这种思想在前三世纪已很受严重的批评了，最有力的批评是荀卿的《正名》和《正论》两篇。荀卿很大胆地说：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
《吕氏春秋》从贵生重己的立场谈*，所以说的更彻底了，竟老实承认政
治的运用全靠人有欲恶，欲恶是*的纪纲;*越多的人，越可得用;欲望越少的人，越不可得用;无欲的人，谁也不能使用。所以说：
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为欲》)
这样尊重人的欲恶，这样认为*的作用要“令人得欲无穷”，便是一种乐利主义的*学说。墨家也讲一种乐利主义，但墨家律己太严，人人“以自苦为极”，而对人却要“兼而爱之，兼而利之”，这里面究竟有点根本的矛盾。极少数人也许能有这种牺牲自己而乐利天下的精神，但这种违反人情的人生观之上决不能建立真正健全的乐利主义。创始的人可以一面刻苦自己，而一面竭力谋乐利天下，但后来的信徒必有用原来律己之道来责人的; 原来只求自己刻苦，后来必到责人刻苦;原来只求自己无欲，后来必至于要人人无欲。如果自苦是不应该的，那么，先生为什么要自苦呢?如果自苦是应该的，那么，人人都应该自苦了。故自苦的宗教决不能有乐利的*，违反人情的道德观念决不能产生体贴人情的*思想。《庄子·天下篇》说的最好：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故健全的乐利主义的*思想必须建筑在健全的贵己贵生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近世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提倡者，如边沁，如穆勒，皆从个人的乐利出发)。《吕氏春秋》的*思想重在使人民得遂其欲，这便是一种乐利主义。故此书中论*，时时提出“爱利”的目标，如云：
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离俗》)
如云：
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
如云：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精通》)
如云：
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听言》)
这一派的思想以爱利为*的纲领，故虽然时时钦敬墨者任侠好义的行
为，却终不能赞同墨家的许多极端主张。他们批评墨家，也就是用乐利主义为立论的根据。如他们批评“非乐”的话：
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于天也，人不得兴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
这样承认乐是根据于“不可变，不可易”的天性，便完全是自然主义者的乐利思想。
他们批评“非攻”、“偃兵”之论，也是从人民的利害上立论。第一，他们认为战争为人类天性上不可避免的：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荡兵》)
这仍是自然主义者的话，与上文所引承认欲恶为天性是一样的理论。第二，战争虽是不能革，不能移，其中却有巧拙之分，义与不义之别，分别的标准在于人民的利害。他们说：
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
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死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也，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荡兵》)
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
在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武力统一*的理论。我们不要忘记了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秦始皇是他的儿子，将来帮助秦始皇做到天下统一的李斯也是吕不韦门下的舍人，也许即是当日著作《吕氏春秋》的一个人。当时秦国的兵力已无敌于中国，而武力的背后又有这种自觉的替武力辩护的理论，明白的排斥那些非攻偃兵的思想，明白的承认吊民伐罪是正当的，这是帝国统一的思想背景。看他们说：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秦灭周室在始皇即位前十年，纪元前 256 年)。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谨听》)
这完全是当仁不让的口气了。
《吕氏春秋》的*思想虽然侧重个人的欲恶，却不主张民-主的*。
《不二》篇说：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
为什么呢?因为治国是一件很繁难的事，需要很高等的知识和很谨慎的考
虑，不是群众人所能为的。《察微》篇说：
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亦可矣。
可惜天下没有这样简单容易的事!
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不可如;如可见，如不可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
因为治乱存亡的枢机不容易辨别，“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见，如不可见”，所以有贤能*的必要。“弩机差以米则不发”(《察微》篇语)，治国之事也是如此。群众往往是短见的，眼光望不出一身一时的利害之外，故可以坐享成功，而不能深谋远虑。
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乐成》)
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后安之。夫开善岂易哉?(同)
《乐成》一篇中历举孔子治鲁，子产治郑的故事，来说明民众的缺乏远见。最有趣的是魏襄王请史起引漳水灌邺田的故事：
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 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
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籍是抄没家产)。臣虽死籍，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
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贤矣。
治国之道，知虑固不易，施行也不易。不知固不能行，行之而草率苟且，也不能有成，行之而畏难中止，或畏非议而中止，也不能有成。计虑固须专家，施行也须要贤者。这是贤能*的理论。
《吕氏春秋》主张君主*，其理由如下：
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间者，不一也。(《执一》)
这是当时*思想的最普通的主张，无甚深意。墨家的尚同主义不但要一个
一尊的天子，还要上同于天。儒家的孟、荀都主张君主。孟子虽有民为贵之论，但也不曾主张民权，至多不过说人民可以反抗独-夫而已。古代东方思想只有“民为邦本”、“民为贵”之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民-主民权的制度。极端左派的思想确有“无君”、“无所事圣王”之说，但无*是一件事，民主制度另是一件事。东方古代似乎没有民-主的社会背景，即如古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也仍是一种君主制。因为没有那种历史背景，故民权的学说无从产生。西洋的*史上是先有民权制度的背景，然后有民权主义的*学说。但世袭的君主制，究竟和贤能*的理想不能相容。君主的威权是绝对的，而君主的贤、不肖是不能预定的。以无知或不贤的人，当绝对的大威权，这是绝大的危险。而名分既定，臣民又无可如何，难道只好听他虐民亡国吗? 这是古代*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怎样可以防止避免世袭君主制的危险?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哲学对于这个问题，曾有几种重要的解答。第一，是提倡禅国让贤。禅让之说，在这时代最风行，造作的让国神话也最多，似乎都有暗示一种新制度的作用。第二，是主张人民对于暴君有反抗*的权利。孟子所谓“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都是很明白的承认人民*的权利。第三，是提倡法治的虚君制度。慎到(《古代哲学史》第十二篇，第一章，1)韩非(同书第十二篇，第二章，4)等人都主张用法治来代替人治。韩非说的最透彻， “释法术而以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 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韩非子·用人篇》)。这是说，若能守着标准法，则君主的贤不贤都不关重要了。这是一种立宪政体的哲学，其来源出于慎到的极端自然主义。慎到要人“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