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的意思_卢炳松:临危受命,不辱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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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5-18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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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3 10:30
在卢炳松的职业生涯中，他初入可口可乐、香港赛马会、香港迪斯尼乐园之际，都颇有“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味道。结果当然是，他不仅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也使得企业声誉蒸蒸日上。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卢炳松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
工作就为过把瘾
大四那年，卢炳松是学校同班里最疯狂“卖命”的同学之一，他一口气接了3家媒体的工作。除了白天在两家报社工作外，每天晚上6点到凌晨两点，他还要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上夜班。金庸当时在香港已经很有各了，卢炳松每天晚上都会看到金庸开着一辆保时捷来上班。能跟自己敬重的人一起工作，卢炳松工作起来格外卖力。
一个23岁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忙着，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他很辛苦，但卢炳松却觉得很过瘾。不过，最疼爱他的祖母总劝他，“我们家不需要你拿钱回来，别太辛苦。”她这么描述卢炳松的行踪：“你好像鬼一样，晚上我上床的时候你还未回来，夜间去洗手间才看见你一眼，早上醒来你又不在。”
因为年轻，卢炳松并没有把祖母的话放心上。可是这种生活维持不到两年，祖母就过世了。无比痛心和内疚的他，就离开了记者行业，去了一家非*机构——香港家庭福利会做公关工作。卢炳松换工作的初衷，只是想躲避难过，却在福利会收获了好姻缘。当时身边的朋友都笑他：“你这家伙来家庭福利会是谋取自己的家庭福利的。”“拐”到在福利会工作的老婆后，他就离开了。
再次投身报社的卢炳松，又做起了“拼命三郎”。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升任英文《星报》的新闻主任，管理20多名记者。此后—直在媒体工作了8年。当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跑到奥美亚洲公关公司。忙碌的时候，他要一个人负责4个大公司客户，他感觉自己就像被果汁机榨的水果一样，身体的每一滴水分都要贡献出来。经常到了晚上，老婆就带着儿子到公司找他下班，他陪他们在楼下吃完饭后，又回公司继续工作到半夜。
一个人在*跑
1985年，作为可口可乐第一个做公关的华裔，卢炳松负责公司在大中华区的外事宣传作为新人，他开始是跟着老外跑，很快老外们发现，他们在中国*解决不了的问题，卢炳松都能搞定。
此外，当时到*出差的环境很艰苦，坐的是噪音非常大的螺旋桨飞机。卢炳松笑着回忆道：“我是无所谓的，那些老外们害怕，一到飞机上就一起唱歌，来分散注意力。”老外们纷纷表示不希望负责中国的公关事务，几乎把所有到*出差的工作全交给了卢炳松。
虽然是别人不愿意攻克的地方，对卢炳松来说却是最好的机会。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他无论怎么做，似乎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6年，法国巴黎举办了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中国歌手崔健在比赛中得了一等奖。他回京后开个人音乐会，想找可口可乐做赞助商。起初，可口可乐欣然答应，但是卢炳松考虑到那时国内正在搞反精神污染运动的背景，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函给公司：如果公司坚持赞助，那么出了问题他一概不管。最后，公司放弃赞助这一活动。卢炳松说：“我不过是为可口可乐和自己事业的生存权奋斗而已。”
可口可乐当时迎来了好时机。英国女王访华，《时代》杂志封面的图片是一个穿军装的中国人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可口可乐是改革开放的象征。英国的BBc电台也为此拍了记录片，根据外交惯例，纪录片在英国播放后，出于礼节中国也应该播放。
但是，BBC的条件是要10万美金的制作费。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还不雄厚，便要求由播放该片的*电视台付钱。于是，*电视台就找到了可口可乐，要20万美金赞助。可口可乐提出了一个要求：播放片子之前，给可口可乐一分钟的广告时间。因此，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广告史上，可口可乐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成为第一个在央视打广告的外企。
即便如此，卢炳松说，日子还是很惨的。不能大规模做广告，费用很贵，而且可口可乐一打广告就被“修理”。于是，他开始想办法举办各种活动。当时没有助手，整个*跑外事的人只有他自己，举办活动时他就要忙得团团转。“基本每次活动，去仓库搬可乐放在活动场地的是我，从香港制作横幅运过去的是我，招待记者签到的是我，发布会上讲话、接受记者采访的也是我。”不过卢炳松说，那时候很开心，因为所有事情都可以由自己掌控，做完事后只要写个报告给老板知道就可以了。
尽管卢炳松这么拼命地工作，但是刚进入可口可乐时，媒体对他却是骂声一片。诸如说他“跟洋鬼子穿同一条裤子，是美帝国主义的鼓吹手，洋买办，是改革开放打开窗口吹进来的苍蝇”等等。公司老外也看不懂报纸，他告诉他们被骂了，他们也不当回事。卢炳松除了解释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人外，也开始尝试与记者良性沟通，做感情投资。比如，*记者买不到东西，他就换外汇券带记者到友谊商场去买；周末跟他们联谊，一起去密云水库等郊区玩等。慢慢地，记者们开始熟悉卢炳松，逐渐了解他，也开始对他以及可口可乐产生好感。
就这样，卢炳松在可口可乐一呆就是15年。到今天，卢炳松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沾了改革春风的光。工作第15年时，可口可乐把大中华的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老婆对他说：“儿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在外忙，现在他们都十几岁了，如果你这几年再不与他们多相处—下，那么他们到了二十几岁后就不理你了”就这样，内疚的卢炳松，就提前退休了。
游说国际马联
本以为退休后的生活就是每天去打高尔夫，吃喝玩乐，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他就感觉很痛苦，“周围的朋友都在工作，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去跟六七十岁的人一起打球，人家谈的是孙子，我聊的是儿子，共同语言也不多。”于是，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