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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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5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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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8 03:50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仍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é）”说成“hàn”，把“蝴蝶（húdié）”说成“húdiěr”，把“告诉（gàosu）”说成“gà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üè”、也有人念成 “qǐnlüè”；“附近”一词，有人念“fùjìn”，也有人念成“fǔjìn”，这也给普通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京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北京话词语中也有许多契丹各地的土语，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说成“晚半晌”，把“斥责”说成“呲儿”，把“吝啬”说成“抠门儿”；北京不少地区将“玉米”称为“苞米”，将“肥皂”称为“胰子”，将“馒头”称为“馍馍”。所以，不能把所有北京话的词汇都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要有一个选择。有的非北京话地区的外来词汇有特殊的意义和表达力，北京话里没有相应的同义词，这样的词语可以吸收到普通话词汇中来。例如“搞”、“垃圾”、“尴尬”、“噱头”等词已经在书面语中经常出现，早已加入了普通话词汇行列。普通话所选择的词汇，一般都是流行较广而且早就用于书面上的词语。近年来，国家语委正在组织人力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对普通话词汇进一步作出规范。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面意思：“典范”就是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就是排除文言文；“现代白话文”就是排除五四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就是指普通话的书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言。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雅言以洛阳雅言为标准。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秦汉开始，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南方。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汉族知识分子主流上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参考洛阳话和建康话为主。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宋代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广韵》。另外，隋唐时代，江南经济跃居全国前列，又是南朝时代的文化中心，因此吴语仍然有一定流行度。金陵话、苏州话和扬州话都是当时吴语的代表。隋炀帝曾经在扬州学习过吴语。
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基础，制定《中原音韵》，作为标准音。并且废除《广韵》的标准音地位。这样，中国北方的方言有朝着大都话靠拢的趋势。有专家也表示，元代的标准音是蒙古式汉语，丢失了很多传统汉语的特征。明代以后，朱元璋将南京话为基础的《洪武正韵》作为标准音，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清代雍正帝在（1728年）设正音馆，制定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作为标准音。而当时的北京话是在元大都旧北平话的基础上，和移居北京的南京移民的南京话融合后形成，到清代又受到满语的影响。此外，在民间，由于南京和扬州在近代成为北方话地区，因此南方的吴语开始以苏州话为主要代表，以继承南朝的南方雅言，并且以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中国通行的语言之一。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吴音最流行的时候，上至士大夫，下至歌妓以说苏白为荣。当时越剧、昆曲、评弹都以吴语文读为基础。另外，明清时期，粤语也因为经济发展逐渐流行，粤语实际上是唐宋北方移民影响当地语言形成的，也是公认比较接近宋朝标准音《广韵》的方言之一。
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辛亥*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时期得到当时*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国音是主要“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两派争吵非常厉害。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后来，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推广民族共同语是非常必要的，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参考资料：http://ke.baidu.com/view/4591.htm?fr=ala0_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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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8 03:50
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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