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采用的西人之长与强学会呼吁的变法有什么不同？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1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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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2-06-17 08:11

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器物，制度，思想。在梁启超主张变法的时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制度，并以为指导与康有为等酝酿了维新变法。
关于梁启超比魏源、曾国藩等人的进步，可以用他在《戊戌政变记》中的一段话作为解读。在该文中，梁启超把鸦片战争后60年间中国变法自强的历程分为“四界”（即四个阶段）：
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如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一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则创制造局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偏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底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深耻，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弃，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知矣。盖渐知西学，而肯讲求，是为第三界；……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是为第四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