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是哪里人?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21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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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故里考析

王瑞功

曾子故里武城在于何地，现有两说，即在今平邑与在今嘉祥(平邑旧属费县，引文中称武城在费县者即指今平邑--编者)。在这两说之中，“平邑说”理由较为充分，兹考析如下：

(一)鲁国只有一个武城

春秋时的鲁国武城邑，先秦文献如《论语》、《春秋经》、《左氏传》及《孟子》中都多次出现过。《春秋经》中襄公十九年(前554年)“城武城”，这是第一次，晋朝杜预注曰“泰山南城县”。《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邾国人修筑翼城，返回时路经武城，被武城人打败，俘获了邾国将领徐、丘弱、茅地；《左传》哀公八年(前487年)：“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境田焉，拘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导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国人惧。??吴师克东阳而进，??遂次于泗上。”这两次所言之武城，诸家注释一般都认为是费县的武城，澹台子羽的故里。《论语雍也》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阳货》篇又有“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的事。《太平御览》卷一六《沂州》引《论语阳货》之文，下注曰：“武城在今费县。”《孟子离娄下》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与弟子离去之事，曾子所居之武城，学界亦认为是费县的武城。

襄公十九年所城之武城，即今平邑县南武城(晋朝时为南城县治所)，与子游所宰，曾子、澹台灭明故里为一地，其它未见另有一武城。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地名考异》引程启生说；襄十九年《经》所书武城，在济宁州嘉祥县界；昭二十三年《传》“邾人城翼，还自离姑，武城人塞其前，与哀公八年《传》所云武城，乃费县之武城。费县乃鲁与邾、吴相接界，非所当备齐之处”。考：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传》曰：“穆叔归，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查《春秋经》及《左传》，自襄公十五年至二十年，齐、鲁、邾之间有下列大事：襄公十五年《经》：“齐侯伐我北鄙，围成。”“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十六年《经》：“齐侯伐我北鄙。”“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左传》：“(晋)平公即位，??以我故，执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齐、楚之使。’??”襄公十七年《经》：“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率师伐我北鄙，围防。??冬，邾人伐我南鄙。杜注：齐未得志于鲁，故邾助之。”《左传》：“冬，邾人伐我南鄙，为齐故也。”襄公十八年《经》：“秋，齐师伐我北鄙。”《左传》详述此役鲁在晋援助下大败齐师过程。襄公十九年《经》：“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柯。晋人执邾子。”“取邾田，自水。”“城武城。”襄公二十年《经》：“仲孙速率师伐邾。”《传》曰：“二十年春，及莒平。??夏，盟于澶渊，齐成故也。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由上列大事看出，齐伐鲁，都是“伐我北鄙”，设若鲁有两武城，则直接防齐之武城应在鲁国北部边界；唐人司马贞为《史记》作《索引》称“武城属鲁。当时鲁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或许就是据此推论。但既未指地望，后人亦未曾言及，故难作根据。而邾国当时与齐国友好，虽与晋、鲁会盟，并于十八年参与伐齐之役，系为晋所迫；其私与齐国通使，说明邾国实际上是站在齐国一边的。自襄公十五年至十七年邾国两次伐鲁，且十七年之“邾人伐我南鄙”，《传》言“为齐故也”。费之武城为鲁南鄙，与邾北境相邻，“城武城”防邾亦即防齐，并不矛盾。再说，襄十九年“城武城”，二十年即伐邾，也可视为在防御工事上加强之后的行动。查《左传》所记齐伐鲁所经之路线，未有在今嘉祥附近者；故又一武城在今嘉祥之说难以成立。鲁国在春秋时见于记载者只一武城。“两武城”之说原因复杂，下详论之。

(二)南城即武城

南城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说：“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以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史记》“三家注”未说明南城之地望所在，于“泗上十二诸侯”，《索隐》曰：“邾、莒、宋、鲁之比。”顾炎武认为此“南城”即武城。《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有“南成县”，《后汉书郡国志》泰山郡有“南城县”，并说明“故属东海，有东阳城。”可证西汉之“南成”即东汉之“南城”。“东阳城”，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左传》哀八年‘克东阳’。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预曰南城县。”东阳故城，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是费县的关阳镇(在今平邑县南武城东四公里处)，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此说可疑”，提出“今费县西北平邑县南数里有东阳镇，不知是否即此”之说。不管哪一种说法，东阳城都在今平邑县境。这个南城县，旧本《晋书地理志》作“南武城县”，是不对的。查《晋书》之《羊祜传》、《景献羊皇后传》、《惠羊皇后传》，介绍籍贯时都称“泰山南城人”；又，《羊祜传》曰：“其后，诏以泰山之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为南城郡，封祜为南城侯。”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指出致误的原因“乃因下文有南武阳而衍一武字”是可信的。中华书局校点本已经改正。同样，杜预注《左传》于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条曰“泰山南武城县”，是其书在流传中误增一“武”字，由上引唐代李贤注引杜预之说即为“南城县”而非“南武城县”可知。

《隋书地理志下》于琅邪郡记有费县、颛臾县等。在“颛臾县”下作了如是说明：“旧曰南武阳，开皇十八年改名焉。又有南城县，后齐废，有开明山。”按：开明山，亦曰石门山，在南城山西侧，东面即武城。此山自南而北，石脊中断，象是门户。太阳沉西时，山谷已暗，只有石门中一线阳光犹存，当地人呼为“漏明崮”。清人阎若璩《四书释地》谓“武城在(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即此。可见，南城即春秋时鲁国之武城邑。

(三)曾子与澹台灭明俱为武城人

《后汉书王符传》引王符所著《潜夫论浮侈》，其中有“案、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之语。唐人李贤注曰：“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后汉之南城县，北齐废，其地入南武阳县；隋开皇十八年改称颛臾县；唐贞观元年，省颛臾县入费县。曾子葬父之地，即其故里春秋之武城。对于曾子葬父之所，即便是倾向于南武城在今嘉祥县的明代人包大，在其所著《兖州府志》(明万历元年刊本)卷五《世德曾子父母考》中亦曰曾子将其父曾“葬于费县西南成山”，所据即李贤之注。只有明代从江西永丰迁于山东嘉祥奉祀曾子庙墓的曾质粹后裔、曾子六十九代孙世袭翰博曾毓在《武城家乘》中否定：“旧言曾子葬父于费县境内，宗圣‘志在《孝经》’，岂忍委先灵于远地？”俞正燮评曰“其言可谓憨谬”，是很恰切的。

前引《左传》等书，已知澹台灭明(字子羽)是武城人。郦道元《水经注》引京相说：“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此言更加明确。(案：此说中之“南武城县”，亦当作“南城县”。)

(四)“两武城说”之由来及其演变

“两武城说”源于《史记》。其《仲尼弟子列传》称曾参“南武城人”，而澹台灭明则为“武城人”。在《曾参传》中，唐代司马贞《索引》称鲁有南北二武城，即是为此。张守节《正义》另有解释：“《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是否定鲁有两武城之说。在《澹台灭明传》中，《正义》引《括地志》云：“亦在兖州。”《言偃传》：“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正义》对“武城”的注释是：“《括地志》云‘在兖州，即南城也。’。《舆地志》云‘南武城县，鲁武城邑，子游为宰者也，在泰山郡。’”《括地志》是唐初魏王李泰组织门客所修，成书于贞观十六年。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兖州上都督府，贞观十四年置，管兖、泰、沂三州。时费县属沂州。故《括地志》所云“南武城在兖州”、“在兖州，即南城也”之“兖州”皆是指兖州上都督府而言。曾参与澹台灭明，都是春秋时鲁国武城人，为什么司马迁称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学者们作了各种探讨。明代姚庭槐首先提出了“加‘南’于曾而不加‘南’于澹台者，蒙上言之耳”的看法(见明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八《曾子南武城考》)，明人王雅量、清人顾炎武等从其说。清代胡元玉《武城考》一文在考证了《晋书地理志》之“南武城”其中“武”字为衍文后作结论说：“参互考校，曾子、子羽既是同邑人，隋以前又无南武城，则《史记》南字、《大戴记》注之南字、东字，皆非其旧可知。盖后人据误本《晋志》增《史记》，而加之未尽，灭明下尚作武城。后又据误本《史记》，疑鲁有两武城，因及妄增东字于灭明下也。”(《璧沼集》卷三，转引自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之《地理类汇编》)亦可备一说。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误增、误删、误改、遗漏等错讹，所在多有。即如《史记》“曾参南武城人”之“南”字，也许是因春秋时鲁国之武城邑成为西汉时之“南成县”，在传抄中误增，亦不无可能。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今后仍应予以研究。

不论《史记》称曾参“南武城人”也好，澹台灭明“武城人”也好，宋代以前的各种注释，都明确肯定曾参之故里武城为汉至北魏的南城县，即今之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但自明代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说在今嘉祥县南武山发现了“碣曰‘曾参之墓’”的“悬棺”，之后，曾子故里出现了“嘉祥说”，鲁国“两武城”还是“一武城”则都围绕着曾子故里是在费县抑或嘉祥而展开。明、清时代所修之《嘉祥县志》也认为春秋时鲁国只有一个武城，在嘉祥南武山之阿城，费县没有武城：“费在春秋为季氏私邑，但闻为费，不闻为武城也”。俞正燮《书(武城家乘)后》记曰：“今嘉祥城东门立数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言子为宰邑’，又曰‘曾子故里’，又曰‘澹台子故里’，又曰‘黔娄故里’。”对此现象，俞氏称“鬼神有知，徒为先贤所恶”。学者中持“两武城说”者，除就《史记》中《曾参传》加“南”字、《澹台灭明传》无“南”字而肯定“明是两地”外，再一主要论据是《孟子》中“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率其弟子离开一事，认为不合情理：“若其本邑也，则家室在焉；既云为师，亦徒党里塾之常所谓乡先生矣；一旦寇难之来，方效死，徙无出乡，相守望扶持之义，而徒以舍去鸣高，岂人情”否定了费县之武城为曾子故里，就转向嘉祥了：“嘉祥于今曲阜为西南，与巨野县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赵佑《四书温故录》，转引自王定安《宗圣志》)但这种说法仅系推论，于史无徵，所以赵佑只好假设：“要鲁有两武城。武城地险多事，故见《经》屡；南武城没，不见《经》。而曾子自为南武城人，非武城人。”(出处同上)汪之昌《武城考》承认：“而诸家说鲁武城者，于费县则毫无异词，在嘉祥者未能确指所在。”(《青学斋集》卷九)可以作这样一种设想：如果不是成化初年的“曾子悬棺”出现，曾子故里之在嘉祥一说，大概除了《嘉祥县志》或《巨野县志》以外，是不会引起学者注意的。

(五)几则值得注意的史料

俞正燮《书武城家乘后》指出：“足证武城为嘉祥者止有一篇：《嘉祥志艺文》有济宁路教授赵思祖作《鲁秋胡庙记》云，庙在嘉祥县南五十里??。”(详参本志附录二《曾子故里考文选》所录此文)俞氏考证后说：“作伪者以为托于元时，则嘉祥为南武城非成化后人妄说。”类似的材料，从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中亦可看出：渔人能认识蝌蚪文，确属奇闻；而除了这“渔人”之外，“鸣于有司，因即瘗碑而为之茔”，到底是什么样的“悬棺”和墓碣，似乎谁也不知道，神龙见首不见尾，别的史料都未记载，即如《明实录》，一字也未涉及。万历年间包大纂修的《兖州府志》卷八于“琴堂”的碑文，说是署为金太和七年正月上元日苏思忠立。题为《重建琴堂记》，“乡人相传以为昔曾子尝弦歌于此，后人因作堂以识之，或曰乃子游弦歌处也。”则时间更早，模糊其词，真假难定。

明代万历年间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系东阿人。在其家居期间，对万历元年包大所修的《兖州府志》作了修订，万历二十四年刊行。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曾子》，除介绍曾子生平及历代赠封外，全文引《费县志武城考》，论证曾子为费县人。卷二十三《陵墓志》，于嘉祥“宗圣公墓”称：“在县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墓前有祠。详见祠庙圣里，有辩。”“辩”即指《费县志武城考》。“鲁秋胡墓”条曰：“在县南五十五里平山之下。居民有邵氏者，称秋胡妻邵氏之后，为立庙山巅云。费县亦有秋胡墓，于理为近。”于费县“曾墓”下记曰：“在县西南八十里南成山。《王符论》所‘南城之墓，曾子非不孝’是也。《史记》‘曾子南武城人’，南武城者，汉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费也。《县志》记曾墓在磨山故县之墟，于理为近。今祀于嘉祥，误矣。”卷二十四《祠庙志》，于费县“子游祠”条曰：“在费县西南八十里，武城东关阳川。”“澹台祠”：“在县西南七十里。”再阅《兖州府志》卷首《府境州县图考》，《嘉祥县图》在南武山之南有曾子墓、曾庙，《费县图》则在南成山北画上武城。更值得重视的是于慎行在卷二十四《祠庙志》末所写的《论》：“兖之秩祀备是矣。其间有典礼甚重而传信失真，有遗迹可凭而肇未举者，是不可不知也。夫尧葬谷林，在济阴城阳，今曹州之境也，而祀于东平；曾子家于武城，今费县之境也，而祀于嘉祥；此当厘正者矣。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就时于负夏，皆郡境也，而祀于平阳；商之北亳与有之国，在曹之蒙城，亦若有据，而祀于偃师；此当核实者矣。国家景仰前王，敬共明祀，不爱圭璧牲帛；奔走奉祠之臣跋涉致享而至于失其真迹，祝史陈信胡以辞焉。姑记于此，以告后之正礼典者。”

在此之前，孔子65代孙、知曲阜县事孔承业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编纂《阙里志》，于“曾子故里”，先列“费县说”，次列“嘉祥说”；两说所引资料的权威性及可信性的差别，一目了然，(详见本志末附录二)故清人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誉之“辩驳尤详”。嘉靖三十一年距曾质粹迁徙嘉祥才十七年，而孔氏为“孔、颜、曾、孟”四族之首，对嘉祥说并无确认之意；于慎行于万历十七年任礼部尚书时曾奏请拨给宗圣祭田三十顷，是对曾子的尊重。他长期在礼部，任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直至尚书，对于曾子有关的赠封及朝廷章奏、诏书应该是熟悉的。设若成化初年“山东守臣上言”的内容凿凿可据，于慎行起码会承认曾子“悬棺”的真实性，而不会在《兖州府志》中全面否定“嘉祥说”，且指出是“此当厘正者”了。

清代的张鹏翮所修《兖州府志》，关于“曾子故里”及葬所问题加案语说：“《费志武城考》辩论武城虽详，然今费县止有曾皙墓，并无曾子墓。今嘉祥既有曾子墓可据，古人尽有父子异地而葬者，何必纷纷耶？《传》云：‘有其举之，莫可废也。’从之而已。”王定安在《宗圣志》中称赞此语“最为通论”。诚然，如果确有“曾子死葬嘉祥”的根据，张氏之言是很可取的；问题在于，不仅没有确据，而且“嘉祥说”也是以“武城在嘉祥”为依托的，也就是说曾子故里与其墓葬之所为一地。

对于曾子之墓在嘉祥南武山，曾子70代孙曾国藩去祭祖时，在《日记》中写道：“缘宗圣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东守臣奏：嘉祥南武山有渔者陷入一穴中，得悬棺，有镌‘曾参之墓’。弘治十八年，山东巡抚金洪奏请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观山石顽犷，地势散漫，不似葬圣贤者，殊以为疑。”曾国藩的“疑”仅就局部而言，亦应引起重视；而孔承业、于慎行等人这些距“悬棺”一事发生时间较近而对曾子问题有研究的人的观点似更值得思考，以期得出恰切的结论。

曾子

平邑曾子山

热心网友时间：2022-06-17 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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