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访谈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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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6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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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二三四
时间：2022-06-19 13:15
张鸣
只要是写书的人，当然都想让人看自己的书，即便是学术著作，如果能卖好，作者没有不高兴的道理。不过，不打算让人看自己书的也有，某些领导，弄两本自己署名 的著作，装点一下门面，也就成了“学者型”干部了。还有些学者，找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两本，一本上报，一本自家留着，专为评职称用。其实这样的人， 多少还有几分羞耻感，有点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弄出来的是什么货色，不好意思去丢人现眼。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装门面的书，评职称的书，也有人能设法 卖出去，真不知道是谁的钱这么好赚。
明明就是凭职称的所谓著作，买书号出的，这种书超烂，出版社连上市都懒得费事，职称评上了，学者居然想把书卖出去。于是就着书来开课，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 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卖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书号钱收回 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 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和党建类的读物，只要 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有时买家单位甚至连书都不要，说是别发货了，发来了我们还麻烦，你把发票收据准备好，我们给你打钱就是。依权卖 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不能保证别人会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气不大，但前者十分有名，官 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兴起，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读音 同俊）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 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的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 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出这样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者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 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做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 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人称骡子，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 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分量的，尽管卖的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 是可以看看。而祁?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藻 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再就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 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 大的官了。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10:23
张鸣：我基本上同意，但“五四”的后期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就想搭一个新“房子”，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房子”盖好之后是什么样，到了土地*以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推倒了旧“房子”，新建的还是中国式的“房子”，但由于这个“房子”的结构已经大不一样了，把中国文化的载体——士大夫阶层彻底扫除，所以，新的“房子”里文化传统没有了。这才是真正的反传统。
张鸣：“五四”后期发生了强烈的左倾，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受的打击太大了，突然之间苏俄发表声明，愿意放弃一切在华特权，以平等的面目对待中国。这一下子就使得刚刚受过委屈的中国人，感到莫大的安慰。虽然苏俄说的是空话，只是“忽悠”了我们一下。但是这个“忽悠”已经很起作用了，骗得了很多激进青年的信任。当然，“五四”后期，参加运动的人分成左右两翼，右翼走了另外一条道路。
张鸣：我不同意，这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想只是“五四”精神的一个分支，整个“五四”精神并不是导致后来文化浩劫的主要原因。鲁迅是全盘西化的典型，他曾号召青年少读或不读中文，多读外文书，但我对他的批判精神一直有一点怀疑，他的文体、理念、文化资源都是传统的，他看得最多的书，不是译著也不是原版外文书籍，而是中国的传统书籍，从经史子集到佛经。可见实际上他反不掉传统，原本打算“掀房顶”，其实最后只是“打开了一扇窗”。
至于说新文化运动反儒家文化，太过大而化之，新文化运动提的是反对旧伦理，主要指三纲五常，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反掉。就拿孝道来说，各个民族都讲究孝顺父母，但把孝顺变成孝道，变成一个僵化的东西，并用国家法律固定下来，只准子女孝顺父母，父母把孩子杀了都可以，这样的纲常伦理当然不对了，应该受到批判，不然怎么可能进入现代文明，怎么会有民主制度？但它并没有反孔子原初的思想。所谓“*孔家店”，是后人的演义，当时只有胡适提到过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没有“*”一说。“五四”过后，先生教什么书还是教什么书，宗族文化、祠堂都和原来没有什么变化。民间传统被摧毁是以后的事。
张鸣：其实在“五四”运动后期，费小姐就已经失踪了。在“五四”前期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自由：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大家长等等，“五四”青年都是先从小共同体解放出来，然后才有了个人精神上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仅限于生活方面，没有进一步上升到*层面，所以到了*运动为主的时候，大家都为了国家利益顺理成章地牺牲了个人自由，成全民族国家。
张鸣：发起爱国运动这没问题，但爱国主义后面往往缺了自由，甚至把以前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都收起来了。比如说抵制日货的时候，如果有人继续卖日货，就会被抓、被打，货被烧。这就成了公然剥夺人的自由了嘛。但是剥夺者却是正确的、合理的。一旦一种爱国主义可以侵犯任何人的自由的时候，就走向了民粹甚至是纳粹，“五四”期间就发生过大规模的查抄日货事件，并不合理。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应受到批评。但“五四”还算不上是极端民族主义，因为运动还比较有理性。没有像义和团那样盲目排外。
张鸣：很多事情乍一看似乎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值得挖掘。“五四”运动作为*事件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走向军阀主义，各个派系的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在这个历史变动中的争斗，往往使这一时期的*事件，呈现很吊诡的色彩。吴佩孚就思想而言，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他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在“五四”运动发生后支持学生运动，军阀与学生之间，思想并没有共鸣，他为什么这么兴奋？“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直皖开战，皖系倒台。这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些都应该好好梳理清楚。
张鸣：当然，有些大的方面都让别人说完了，“大鱼”都给捞走了，我只好“捞小鱼”。但“五四”这本书，跟我以往的小故事有所不同。不存在“小中见大”，其实我探讨的都是大问题，只不过是被人家忽视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性和*性总被割裂开来，而运动的*环境又很少被人提到，很多事情大家都不追问，认为没什么可说的，我认为这很可怕，就拿“五四”运动为例：这个运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与当时走向军阀主义的*制度有没有关系，中国是不是到了最危险时刻，到了民族存亡的边缘了？运动到底是怎么发动的？这里有没有权力的操作和“悲情制造”？都有谁参与进来了？抵制日货运动中想象洋人下毒是怎么回事，当时的市民百姓对这些事有什么反应？这些被人们忽视的事件，实际上都反映出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尽管“五四”是一个文明的运动，却也包含一些不文明的东西。为什么？要回答这些困惑，就要尽可能地客观地去贴近历史的真实，然后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不管他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我一向认为，要平静地看待中国历史，即便是不那么光荣的历史，也不用悲悲切切的，尽量把历史这门学问弄得好玩一点，让人微笑着看完这篇文章后有所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有时候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都被忘记掉了，人们的思想也会扭曲，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回归常识，回归到一个正常理性的层面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