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体育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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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5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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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7 05:43
颜元还进一步列举实例来论证读书静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巨也。吾友 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阐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 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 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王）法乾 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并痛切地说：“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 笑者，此岂男子态乎？”[13]
颜元尤其对宋、明理学家重文轻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感到深恶痛绝。他曾感慨地说：“ 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14]又说：“朱子 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 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15]在颜元看来，按着理学家们的教育思想所培养出来 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无用人”，而绝不会培养出“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16]。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内容提要】 颜元由其切身感悟及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批判，提出了较为完备的体育思想，归结起来主要 有“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习行、习动”，强国强身两个方面，他还注意体育实践，他的体育思想及实践 在我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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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今属河北省）人，是我国十七世纪伟 大的思想家和爱国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特别是他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使受 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光辉先例，对我国近代乃至于现代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就颜元教 育思想体系中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做一粗浅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
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对生活经历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 是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与批判后的感悟。
颜元自8岁起就学于吴洞云先生，吴先生虽然不是什么教育家， 但他多才多艺，除对传统的经、史、子、 集有较深的研究外，还擅长骑射、技击，通晓医术、术数，对神机兵法等亦有独到研究。在吴先生门下近3年的 时间里，颜元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 虽然颜元没有沿着启蒙先生所引导的路数笔直地发展下去，但这 段求学经历，无疑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颜元从11岁起，由于受社会时尚的影响，开始学 习八股文，致力科举，用心仕途，并于19岁考中秀才。20岁时，家道衰落，颜元在家“耕田灌园”，“劳苦淬 砺”[1]， 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21岁时，颜元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研究国家兴衰之迹，生民休戚之 事，常废寝忘食，遂厌弃八股，废弃举业，绝意仕途。颜元在22岁时，为了赡养年迈的双亲，同时也更为了掌 握更多的“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本领，开始学医，并鉴于“宋儒不知兵法，终至屈于辽、夏，辱于金 、元”，从23岁时起，开始研究七家兵书，并学技击之术，研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24岁时，颜元开设家 塾，教授生徒，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并从这一年开始为人治病。
艰苦的生活实践，虽然使颜元意识到了读书静坐的危害性，但他却未从此而远离宋明理学，相反，在一段 时期内，他竟被理学所迷惑，倾倒在理学家的脚下。
在颜元24岁的时候，偶读陆九渊、王守仁的语录，“始知世有道学一派，深悦之，以为孔、孟后身也”[2 ]。可在他26岁时， 又得《性理大全》一书，“见周、程、张、朱语录，幡然改志，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 切实，又谓是孔、孟后身也。”[3]从此以后， 颜元“进退起居，吉区宾嘉，必奉《文公家礼》为矩ｙｕē＠ ①；奉《小学》、《近思录》等书如孔子*”[4]，甚至当听到别人对诸子存有疑义时，便“忿然力辨，如骂 父母”[5]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了。 直到颜元34岁时，他的思想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颜元34岁时，他 的养祖母病逝，颜元不胜哀痛，他一丝不苟地按照《文公家礼》为其守丧，结果使得颜元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
颜元根据切身的体验，“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当也。及哀杀，检性理，乃知静 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也”[6]，认为理学家们论学参杂佛学，支离破碎， “空言无用”。 颜元深“痛尧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涂炭至此极也”[7]，愤然作《存性编》、《存学编》，后又作 《朱子语类评》，除系统地阐发其思想外，更对理学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
颜元的体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经历和感悟中，在他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并完善的。
二、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习行”、“习动”，强国强身。
颜元从他“目击身尝”中深刻体会到宋、明理学是一种“害心”、“害身”、“害国”之学。理学家们喋 喋不休地告诫人们要“知学”，要“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8]，钻进故纸堆里“穷理”。而为了“ 穷理”，则又告诫人们必须“主敬倡静”。“静者，谓心不妄动”[9]，“敬，……内无妄思，外无妄动”[10 ]，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动”。理学家们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打球、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与恶棍* 、纨绔笼养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不可为”的“无益之事”，并在学规中明确规定，绝对不允许打球、 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跨入校门（见郑端所辑的《朱子学规》），也就是不要运动，要“静坐”；不要体育 ，要“读书”。其结果，严重损害了人体健康，使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红面少年，都变成了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好端端的身体被理学折磨得筋弱骨脆。
颜元对此曾气愤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11]， 并严正指出：“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千 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号）为之也”[12]。
颜元还进一步列举实例来论证读书静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巨也。吾友 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阐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 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 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王）法乾 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并痛切地说：“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 笑者，此岂男子态乎？”[13]
颜元尤其对宋、明理学家重文轻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感到深恶痛绝。他曾感慨地说：“ 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14]又说：“朱子 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 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15]在颜元看来，按着理学家们的教育思想所培养出来 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无用人”，而绝不会培养出“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16]。 颜元作为爱国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为国而担忧，他之所以放弃举业，潜心教育，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 家培养“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仅要博学多文，又必须掌握治国 理财的真实本领，同时还要有一副健壮的体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 世运，奠生民”[17]，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主张，他说：“一学校也，教 文即以教武”[18]，即除了教授学生经史子集之外，还必须教之以射、御及兵、农、钱谷之事，这样所培养出 来的人才，在平时可以“修己治人”，在战时则可“持干戈，卫社稷”，成为能够“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 在“文武合一”、“兵学合一”的教育过程中，达到文武相济的目的。
在颜元看来，这样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正如他所说：“论周公之制度，尽善尽美。盖使人人能兵，天 下必有易动之势；人人礼乐，则中国必有易弱之忧；惟凡礼必射，奏乐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 之美，而具武治之实。无事时，雍容揖让，化民悍劫之气；一旦有事，坐作击刺，素习战胜之能”[19]。
宋、明理学“主敬倡静”，颜元反其道而为之，又提出“习行”、“习动”的体育思想。他说：“宋元来 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动”[20]，在“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使“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的 东西能够得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而另一方面，是使人的身体在“动”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即“健人筋骨，和 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信义”[21]。颜元更为可贵的是，他把强身和强国连在了一起，强身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从而使国家强盛。他说：“动，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 郁气，安内捍外也”[22]；又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 天下强”。[23]
三、颜元的体育实践
颜元在他长达近50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没有忘记实践他的体育思想。他在招收生徒时，便提出了要求， 即“凡欲为吾徒者，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24]，不仅要 学文，而且必须学武。颜元除教学生读书作文以外，还经常督率学生“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 拳，率以肄三为程”，并经常和学生“讨论兵农，辨商今古”[25]。
颜元晚年应邀主持漳南书院时，则进一步将其体育思想付诸实践，他除将学院划分为文事、经史、艺能等 斋外，还特设有武备斋，专“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同时，在书院外还专设有“马步射圃”，专供练习骑马、射箭之用。颜元还在“讲习暇，偕诸子或履桥，或拿 舟入（院内水池），弦歌笑语，作山水乐”，[26]将体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颜元还十分重视其自身的体育锻炼，对养生之道颇有所悟，他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 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并说：“常动则筋骨竦， 气脉舒”[27]。他从 幼年时起即学会骑马、射箭，从青年时起研究兵法，学技击，直至晚年，一生习武，从未间断，而且技艺很高 。在他57岁时，曾与武术家李木天折竹为刀，比试武艺，结果 “不数合，击中其（指李木天）腕”，至老年仍 经常练习举石、击拳、比赛射箭等，因此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直活到“古稀”之年。
总之，颜元是我国古代比较重视体育的教育家。他将体育和其它学科放在同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的体育思 想和实践活动，超出了古代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教育家们，是他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最为闪光的部分，至今仍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颜习斋先生年谱》。
[2][3][4][5][6][7]《习斋记余》卷6。
[8]《朱子语类大全》。
[9]朱熹《大学注》。
[10]《朱子语类辑略》。
[11][12]颜元《朱子语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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