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之珍为什么离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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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5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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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7 14:38
*和贺子珍是怎样分手的？请看他们女儿李敏的新作——《我的父亲*》
我的爸爸（*）和妈妈（贺子珍）的后半生是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的，他们从未停止对对方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强烈起来。
在爸爸、妈妈和*的关系上，社会上一直传说很多，说法也很多，有些说法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了那么多年。
我理解爸爸，也理解妈妈。他们之间的情感上的悲剧其实只是因为性格，尤其是妈妈的性格所致。她失去爸爸就是从她出走延安开始的，随后，她为此付出了一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妈妈和爸爸结婚多年，她一直担任爸爸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爸爸的工作和生活上。这时，她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爸爸身边做点秘书工作。
妈妈迫切需要独立工作。
延安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干部，妈妈这时强烈地感觉到她需要工作，独立的工作。
妈妈生下我以后，虽然高兴，但也有自己的忧伤。因为对她而言工作比享受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她觉得我生得不是时候，于是她把我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妈妈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活动。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那时爸爸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爸爸妈妈间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不是因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成了中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机。爸爸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这样自然与妈妈的交流就少了。妈妈这时感到了孤独。本来她的文化程度就不如爸爸，思想交流就很困难，而现在这种交流就更少了。
本来他们间的一些误会，只要冷静下来，都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妈妈太倔强了，她不表露这些，但心里却起了狂波巨浪。
妈妈决定离开延安，爸爸极力挽留。
那时，她想了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这样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
然而，这个手术在延安做不了，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此时她要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爸爸看到妈妈要走，就极力地挽留她。爸爸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妈妈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
他对妈妈真诚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爸爸的这番话，充满了情感。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妈妈要走的念头。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涯，也磨炼了她坚强的性格。那年在*苏区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事后爸爸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妈妈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我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她走的时候，*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呢。
妈妈到了西安后，抗战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沦陷了，妈妈便住在了西安。
爸爸很着急，他托人捎口信，请妈妈回到延安去。他还给妈妈捎来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和解的愿望。但是妈妈只是用自己的津贴，给爸爸买了一床新被，可她仍留在西安。
妈妈决定在苏联学习两年。
她在西安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国际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妈妈从中受到启发：上海不能去了，我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驻新疆办事处。
正在她等待飞机去苏联时，爸爸又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但是，妈妈仍然没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让她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到达莫斯科以后，已经是1938年10月了，妈妈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爸爸写了信，不久，爸爸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
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妈妈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这时的妈妈和爸爸怄气的情绪都没有了，她想，自己既然来了，学习也开始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妈妈提笔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上她重诉了这些想法。她在信中说：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然而不久，爸爸和*结婚的消息就传到了苏联，妈妈极度震惊。
她反复想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她万分痛心。自己这么草率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后果。
她永远失去了爸爸。
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活。
从苏联到哈尔滨到沈阳到上海，妈妈永远地与爸爸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思念可以穿过时空。
这是一段不可修复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于两位老人一生的痛苦，还在于*不仅一直*着妈妈，还并未给爸爸以幸福，更重要的是*的野心，她的凶恶为国家带来了那么久的灾难。
摘自2003年12月23日广州日报
[《我的父亲*》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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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7 14:38
当时毛以养伤的名义把贺送到了苏联，在并没有与贺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跟年轻貌美的江结婚了，并在后来把贺关在了苏联的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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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7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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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7 14:40
夫妻之间知识积累、精神世界方面存在的差距，造成思想沟通方面的困难。贺子珍的刻意回避，减少了夫妻间的甜蜜。而*文人的情趣和豪放多情，埋下了贺子珍误解的引线。他与前来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他的女翻译吴莉莉的密切接触，引发了家庭的危机。
26岁的吴莉莉是从大城市来的才貌双全的女子。她1937年2月到延安，刚结婚不久。她上过教会大学，英语说得呱呱叫，会写诗，当过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她扮演的高尔基《母亲》一剧的主角，轰动延安。当时，延安的妇女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男人一样，难辨男女，很土气。而吴莉莉年轻漂亮，皮肤白皙细腻，留着三十年代上海盛行的齐肩短发。她是延安方圆数百里内仅有的两个烫发、抹口红的女性之一，充满了“洋学生”的青春魅力。
*喜欢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他欣赏她们的优点，把她们当做朋友和同志进行交流。
贺子珍生长在封建思想深厚的小县城，而且长期在大山中闹*，对史沫特莱和吴莉莉这样的新派女性看不惯，对洋味十足的开放式社交活动也看不惯。
她不去参加交际舞会，对*与女同志跳舞很反感。对此，*回忆说:“一见到我和女同志跳舞，她就有意见，经常为这事找我吵、找我闹，就这样，闹来闹去，影响了工作。”她对有关*与吴莉莉有不正当关系的谣传也信以为真。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与吴莉莉坐得很近，终于按捺不住，冲*发了火，并动手打了吴莉莉。史沫特莱一拳把贺子珍的右眼打得肿起来，像个大核桃。
贺子珍本来就觉得自己文化水平比不上来延安的知识青年，身体又不争气，因此烦恼而自卑。一看丈夫对文化水平高的年轻健康女性特别“亲热”，无形中冷落了自己，感到特别受刺激和打击，也特别恼火。出于女人守护自己爱人的本能，她做出了女人们常有的举动。
接下来，是夫妻两人之间的“战争”。 有一天，贺子珍和*又吵起来了，*很生气地指着贺子珍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各人住各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的前身红军大学)，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气头上无奈而极端的话，伤了贺子珍的自尊心。贺子珍是个倔强的人。她16岁*，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就挎*上火线，论长相也不比那些“洋学生”差，就是文化低一些，但她那时才二十几岁，还可以学。她对*与那些洋学生亲近看不惯，也不服气，认为自己没有哪一点不如她们。她不愿因自己*而被丈夫瞧不起，她要为自己争口气，与那些女性们比比。她负气出走了。
1937年10月，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一人到了西安，住在*驻西安办事处。她想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取出弹片。
*喜欢吟诗诵词，喜欢同吴莉莉等文化人和搞艺术的人交往，是正常的。贺子珍没能理解他。*也没有好好向贺子珍解释这一点。相反，他忽略了贺子珍的内心感受，忽略了贺子珍外柔内刚的性格，也没能真正理解贺子珍作为一个女人的苦衷。如当年同杨开慧一起生活时一样，他仍是“大男子主义”十足，不理解女人生育的艰辛和痛苦，对贺子珍的苦衷缺乏理解和体贴。他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
*舍不得这个家破碎，舍不得贺子珍。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看到贺子珍真的要走，就“软”了下来，以大丈夫的柔情极力挽留患难妻子。他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贺子珍无动于衷。
贺子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在东厢房的一个小房间里。里边有两张床。住另一床的张国焘夫人劝她回延安，她谢绝了。*仍然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想从那里接她回来。*还给贺子珍捎去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妇女的梳妆盒那么大小，是*请警卫员专门钉的。他在里面放上了贺子珍没有带走的日常使用的小东西。其中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贺子珍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警卫员就要出发了，*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了进去。*给贺子珍捎去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诚意。但贺子珍仍不回头。她让警卫员给*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着“从此诀别”四个字。洁白的手绢，向*宣告他俩的夫妻情缘到此结束，家庭到此解体。不过，决裂的坚强表态下面，是贺子珍对*爱怜的心。她离开延安时，从家中带走了他们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洞的红毛毯。她怕*在又冷又潮的凤凰山吴家窑里晚上睡觉着凉，用自己积攒的津贴买了一床新棉被，托警卫员捎给*。
她在西安住了几个月，乘汽车经兰州到了新疆迪化，等待去苏联的飞机。*又一次伸出手来挽留她，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还是没有理会。**给*新疆办事处来电，命令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都返回延安，贺子珍再次拒绝丈夫伸过来的橄榄枝。她终于乘飞机去了苏联。一个苦苦挽留，另一个任性地坚决要走。贺子珍渐行渐远，挥手自兹去。阴差阳错，铸成无法补救的遗憾。
*无力回天。他把贺子珍给的白手绢放进盛文件的铁箱子里，从此珍藏起他和贺子珍作为夫妻的历史。作为一个大男人，他还要继续生活；作为党的领袖，他需要安定下来，继续领导党，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他没有时间带娇娇，把她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中，然后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夫妻那里抚养，再后来，把她送进保育院。
1938年11月，*与上海来延安的进步青年蓝苹结婚。
1939年，他托周恩来夫妇给在苏联的贺子珍带去一封信:
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贺子珍看了信，流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