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7-03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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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08-06 04:56
在明朝万历年间,天津地区的稻田建设活跃起来。巡抚汪应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开始,于白塘口、葛沽等地开发了5000余亩土地,其中2000亩为水田,每亩产量可达到四五石,旱田则每亩收一二石。他采用江南围田耕作法,以“求、仁、诚、足、愚、食、力、古、所、贵”十个字命名,即“十字围”,这种设计包括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相通,堤防坚固以防水涝。
汪应蛟注意到南方士兵既习水战又会种田,因此在倭寇平定后,他提倡留兵屯田,并辅以两千多名右卫军人,每年可收获超过两万石的稻谷。然而,随着兵力调动和对苇子价值的评估,围田稻田在万历末年逐渐荒废,仅剩葛沽一处仍得以维持。尽管如此,汪应蛟的尝试对天津后续的稻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来到天津,对稻田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目睹了大面积的稻田荒废,便开始调查并总结实践经验,这些成果收录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在葛沽购置荒田,引进南方优质稻种,并沿用围田防涝技术,同时利用海河水灌溉。他发现因地制宜的稻棉轮作有助于节水、改土和防治病虫害,这一经验在后来仍被应用。
天启年间,天津屯田再次兴起,巡按御史张慎言和太常少卿董应举分别提出和推动了官种、佃种等不同方式的屯田。董应举成功获得管理权,仿照汪应蛟的方式在何家圈等地围田种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由于朝政腐败和党争,屯田活动最终难以持久。清朝雍正年间,海河流域发生大水灾,陈仪主持的水利营田工作恢复了废弃的“蓝田”,并推动官营和私营水田的扩展,使得天津地区的稻田建设进入新阶段。
总的来说,天津地区的稻田建设经历了从汪应蛟的“十字围”到徐光启的实践推广,再到清朝初年大规模的恢复和发展,这一过程体现了明朝和清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努力。
扩展资料
小站稻米质优异,脍炙人口。周盛传小站屯垦成功,始有小站稻的称谓,其后成为津沽名特产品。日本侵华奉为高级军粮,强禁稻农食用。50~60年代,曾以特二级优质米销往日本、东欧、东南亚、古巴等国家和地区。1956~1957年,全国20多个省市引调小站稻良种,各地远来学技,老农频出指导,年调籽种数万公斤,支援各地,振发了山东、宁夏等省区水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