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得了绝症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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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03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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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11 03:11
说说我的经历，实习期间遇到腹腔肿瘤晚期患者，年轻男性，因为胰腺肿瘤，已经开了三刀，身上插满了管子，有的管子里不断的灌入维持生命的药物、血浆，有的罐子里不断渗出患者的肿瘤坏死所产生的液体，粪便，尿液，每过几个小时就需要我去给他更换覆盖在管口和手术伤口上的纱布，不分昼夜。患者意识清楚，每次换药都痛苦异常，但是如果不换，这个人就要泡在尿粪之中。这种痛苦没日没夜，大剂量的止痛药物也毫无用处。由于年轻人身体基础经得起消耗，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又很多办法可以维持生命，这个状态持续了几个月，父亲母亲流干了眼泪，患者早已精神崩溃变成了行尸走肉一般。这个状态让我深深的理解了“生不如死”这个词。只记得熬过了那一年的春节，年初三再去上班，那一张病床已经搬空，我愣了一回神，却长舒一口气。这个结果无论对于我，还是家人来说，都是一个解脱。回首那痛苦的几个月，不知道他的父母心中是什么滋味？
2013年，外公去世。他走的很平静，只是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我们来办理后事。其实好像我们都在等这个电话，等这一天。外公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太久，帕金森病的晚期让他早已丧失了年轻时的飒爽英姿，没有意识，靠管子和药物生活，可能谈不上生活，仅仅是生存。仅仅是药物和仪器让他维持生命。几年的卧床，让他的面容和躯体都变了形，呼吸和进食都靠管子，鼻子失去了呼吸的功能，嘴巴失去了咀嚼的功能，整个脸的下半部分开始萎缩，由于长期卧床和营养不良，瘦的只剩一个骨架，但手脚却水肿的像个馒头，皮肤快被撑开，甚至他的尊严都在慢慢消逝。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一个傲骨的学者，一个慈祥的外公。我想如果他有意识，一定不允许自己走到这一步。但是有些病魔却恰恰会吞噬人的思维，难道我们不能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
后来自己在神经外科工作，太多颅脑创伤的患者。现在神经外科基本上可以做到能下手术台就基本能保住性命。但是对于那些特别严重的脑损伤，不要谈恢复如初，即使是想要苏醒都难上加难。患者没有一点意识，吃喝拉撒通过插管完成。看着家属耗尽了最后的积蓄，面对一个曾经熟悉的面孔，眼神却失去了光亮。虽然植物人苏醒的奇迹也曾今听说过，但那个只是个奇迹，不仅概率是微乎其微，比中彩票的概率都小的许多。而且所谓苏醒，可能仅仅是可以认识人和说话，距离生活自理仍然相去甚远。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更无法负担期间高额的医疗费用，用几十万元来买一张彩票。面对一贫如洗，债台高筑和于心不忍，这个时候至亲家人是什么心情？
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2013年，外公去世。他走的很平静，只是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我们来办理后事。其实好像我们都在等这个电话，等这一天。外公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太久，帕金森病的晚期让他早已丧失了年轻时的飒爽英姿，没有意识，靠管子和药物生活，可能谈不上生活，仅仅是生存。仅仅是药物和仪器让他维持生命。几年的卧床，让他的面容和躯体都变了形，呼吸和进食都靠管子，鼻子失去了呼吸的功能，嘴巴失去了咀嚼的功能，整个脸的下半部分开始萎缩，由于长期卧床和营养不良，瘦的只剩一个骨架，但手脚却水肿的像个馒头，皮肤快被撑开，甚至他的尊严都在慢慢消逝。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一个傲骨的学者，一个慈祥的外公。我想如果他有意识，一定不允许自己走到这一步。但是有些病魔却恰恰会吞噬人的思维，难道我们不能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
虽然求生是人的本能，但是决定自己的生命也应该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没有脑死亡法，只要患者还有心跳，医生无权放弃治疗。这个选择的权利交到家属的身上，至亲的家人大都会倾其所有延续患者的生命，但是这种延续在我看来更是延续自己的责任，并不是考虑到患者本人的福祉，有的延续却是痛不欲生。
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就有所不同，患者在生前签署协议。是否抢救，是否允许侵入性的操作，是否接受植物人状态，甚至是在维持多久之后就放弃治疗。但是这也需要强大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保障这个制度不会被人所利用。虽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想在不能长生不老，不能死而复生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选择有尊严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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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11 03:06
说说我的经历，实习期间遇到腹腔肿瘤晚期患者，年轻男性，因为胰腺肿瘤，已经开了三刀，身上插满了管子，有的管子里不断的灌入维持生命的药物、血浆，有的罐子里不断渗出患者的肿瘤坏死所产生的液体，粪便，尿液，每过几个小时就需要我去给他更换覆盖在管口和手术伤口上的纱布，不分昼夜。患者意识清楚，每次换药都痛苦异常，但是如果不换，这个人就要泡在尿粪之中。这种痛苦没日没夜，大剂量的止痛药物也毫无用处。由于年轻人身体基础经得起消耗，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又很多办法可以维持生命，这个状态持续了几个月，父亲母亲流干了眼泪，患者早已精神崩溃变成了行尸走肉一般。这个状态让我深深的理解了“生不如死”这个词。只记得熬过了那一年的春节，年初三再去上班，那一张病床已经搬空，我愣了一回神，却长舒一口气。这个结果无论对于我，还是家人来说，都是一个解脱。回首那痛苦的几个月，不知道他的父母心中是什么滋味？
2013年，外公去世。他走的很平静，只是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我们来办理后事。其实好像我们都在等这个电话，等这一天。外公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太久，帕金森病的晚期让他早已丧失了年轻时的飒爽英姿，没有意识，靠管子和药物生活，可能谈不上生活，仅仅是生存。仅仅是药物和仪器让他维持生命。几年的卧床，让他的面容和躯体都变了形，呼吸和进食都靠管子，鼻子失去了呼吸的功能，嘴巴失去了咀嚼的功能，整个脸的下半部分开始萎缩，由于长期卧床和营养不良，瘦的只剩一个骨架，但手脚却水肿的像个馒头，皮肤快被撑开，甚至他的尊严都在慢慢消逝。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一个傲骨的学者，一个慈祥的外公。我想如果他有意识，一定不允许自己走到这一步。但是有些病魔却恰恰会吞噬人的思维，难道我们不能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
后来自己在神经外科工作，太多颅脑创伤的患者。现在神经外科基本上可以做到能下手术台就基本能保住性命。但是对于那些特别严重的脑损伤，不要谈恢复如初，即使是想要苏醒都难上加难。患者没有一点意识，吃喝拉撒通过插管完成。看着家属耗尽了最后的积蓄，面对一个曾经熟悉的面孔，眼神却失去了光亮。虽然植物人苏醒的奇迹也曾今听说过，但那个只是个奇迹，不仅概率是微乎其微，比中彩票的概率都小的许多。而且所谓苏醒，可能仅仅是可以认识人和说话，距离生活自理仍然相去甚远。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更无法负担期间高额的医疗费用，用几十万元来买一张彩票。面对一贫如洗，债台高筑和于心不忍，这个时候至亲家人是什么心情？
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2013年，外公去世。他走的很平静，只是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我们来办理后事。其实好像我们都在等这个电话，等这一天。外公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太久，帕金森病的晚期让他早已丧失了年轻时的飒爽英姿，没有意识，靠管子和药物生活，可能谈不上生活，仅仅是生存。仅仅是药物和仪器让他维持生命。几年的卧床，让他的面容和躯体都变了形，呼吸和进食都靠管子，鼻子失去了呼吸的功能，嘴巴失去了咀嚼的功能，整个脸的下半部分开始萎缩，由于长期卧床和营养不良，瘦的只剩一个骨架，但手脚却水肿的像个馒头，皮肤快被撑开，甚至他的尊严都在慢慢消逝。这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一个傲骨的学者，一个慈祥的外公。我想如果他有意识，一定不允许自己走到这一步。但是有些病魔却恰恰会吞噬人的思维，难道我们不能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
虽然求生是人的本能，但是决定自己的生命也应该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没有脑死亡法，只要患者还有心跳，医生无权放弃治疗。这个选择的权利交到家属的身上，至亲的家人大都会倾其所有延续患者的生命，但是这种延续在我看来更是延续自己的责任，并不是考虑到患者本人的福祉，有的延续却是痛不欲生。
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就有所不同，患者在生前签署协议。是否抢救，是否允许侵入性的操作，是否接受植物人状态，甚至是在维持多久之后就放弃治疗。但是这也需要强大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保障这个制度不会被人所利用。虽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想在不能长生不老，不能死而复生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选择有尊严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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