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的幕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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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1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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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13:56
[南方周末] 用镜头寻找没有痕迹的浩劫 经历11年制作，9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揭示了60年前发生在纳粹灭绝营鲜为人知的历史…… “记忆中的小白房，在房中，每夜我做梦……”波兰的涅尔河上，47岁的西蒙·斯雷尼再次唱起这支民歌。1945年西蒙13岁时，也在一条平底小船上唱着它沿河而上，到村边苜蓿草地旁喂党卫军养的兔子。涅尔河边的凯尔诺，是波兰第一个使用毒气灭绝犹太人的地方，在此共有40万犹太人遭灭绝。 西蒙是后一个阶段的幸存者。他父亲在他面前被*决；在80公里外的罗兹隔离区，他母亲被“毒气卡车”毒死。党卫军让他进入一个犹太“劳动队”，保持灭绝营的正常运转，但他们也终有一死。1945年1月18日夜，苏联军队到达前两天，纳粹采取脑后*决的方式处决最后的“犹太劳工”。西蒙也被处决了，子弹没有击中中枢神经。醒来后，他爬到一个猪圈里，一个波兰农民收留了他，红军的一个军医救了他一命，几个月后，西蒙与其 他幸存者去了特拉维夫。 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在以色列找到了他，说服他跟自己回到凯尔诺。镜头里，西蒙站在一块草地边上，周围树林环绕——在波兰的乡村，这样的地方有很多，丝毫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这里总是如此安静。”他喃喃说道，“以前，每天烧2000犹太人的时候，也这么安静。没有人叫喊，干活呗。很安静，没声，像现在一样。” 《浩劫》就这么开始。9个半小时之后，它会将人拖进更加复杂难解的心绪，和永无穷尽的思考。 不可能的挑战 在座谈会上，有观众问朗兹曼：为什么如此长度的一部影片全由采访实拍和空镜头组成，而完全没有史料素材出现。朗兹曼不得不再度解释“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区别：“集中营是关押犹太人的地方，灭绝营则是*犹太人的。我们看到的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资料中，绝大部分集中营的画面都是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在集中营拍摄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极度瘦弱的人、成堆的尸体被推土机推进大坑……这些不一定是*的产物，而是德军在战争末期对集中营管理特别混乱的结果。由于战争末期，纳粹供给紧张没有食品，以及关押人数剧增引起伤寒、肺炎等传染病流行，使集中营死亡率特别高。死亡 的不光是犹太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灭绝营则是一条专用的*流水线——火车源源不断地将犹太人从集中营运来，只需两三个小时，一列火车的犹太人便可以被“处理”干净。纳粹集中营大都在德国，而五处灭绝营则全位于纳粹占领的波兰境内：凯尔诺、贝泽克、特布林卡、索比堡和马尔达奈克。《浩劫》涉及了前四处灭绝营，然而无论哪一处，如今在物理意义上早已荡然无存。 “《浩劫》作为一部影片，在制作过程中的创造，比任何一部故事片都要多得多。之所以说它是纪录片，大约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真实人物、他们在说自己的事情。而创造的意思是，它讨论的内容绝大部分已经被摧毁了。”朗兹曼说。影片所探求和追述的，是“毁灭的毁灭”———纳粹刻意摧毁有关灭绝行为的痕迹和证据。比如西蒙·斯雷尼在影片中描述尸体的毁灭：“烧不掉的骨头，比如脚的大骨头，我们……有个大箱子有两个把手，我们就给抬到那儿去。那儿有专人全给捣碎，骨粉非常细，我们再给装在袋子里，袋子够多了，就背到涅尔河上，那边有座桥，全倒在河里，就跟水走了，随着波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所谓的‘浩劫’是一次近乎完美的谋杀，因为大部分的痕迹都没有了：片中提到的贝泽克，从建筑上看是一点都没有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贝泽克是处死了80万人。特布林卡是处死了120万人，在几年的调研中，大家能找到的只有一张图片，是从远处拍的一辆推土机，除此之外任何资料都没有。索比堡、凯尔诺这些地方都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留下来。面对这一切，怎样把它表现出来，怎么拍？拍什么？怎样让观众觉得是在面对死亡？这部影片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是对一种不可能的挑战。”这个挑战，朗兹曼经历了11年。 从埋伏到肉搏 《浩劫》耗时11年的制作，经历了很多阶段。开头的阶段是阅读，先是现有的历史著作，再扩展到历史资料，阅读的范围之广，朗兹曼用“浩瀚”来形容：“那是读不完的。怎么选择？调研该怎么做？谁指引的道路是值得遵循的？”为了使整个历史图景更清晰，他尝试做了一个很大的表格，想把所有事情的关节点都弄清楚。他还从史料和著作中摘列出一个德国人的名单，大概有250－300个人。“因为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所以把名单和可能碰到的一些人都列出来，为以后做准备。这个过程前后大概有两年，然后我颤抖着去了德国，不是因为害怕纳粹，而是不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样——能否见到那些 人？见到又会怎样？我是否就能开始？从哪里开始？这些未知性令我非常害怕。”影片中清楚地表现了采访前党卫军官的特殊性：采访地点外的大街上总是停一辆架着天线 的面包车，车里是两位助手守着监视器，荧屏上，是朗兹曼携带的*设备发送出来的影像。被拍摄的纳粹分子中，只有一个是与朗兹曼彼此认识的，“就是特布林卡那个纳粹军官，他说了不能引用他的名字，但他在拍摄中说到了我的名字，也留在影片中。” 其他时候，观众可以从影片中听到的对朗兹曼的称呼，有时候叫索雷尔博士，有时候叫让·玛利·索雷尔。出于安全考虑，这些采访都以化名进行。为了让化名真切，朗兹曼伪造了一整套证件，从出生证到护照。 出生证上他的出生地点，是法国一个叫卡恩的地区。朗兹曼特别解释：“因为这个地区在战争中遭到盟军的轰炸，二战前的所有档案资料都被焚毁，因此别人也无据可查。” 为了拍摄参与过灭绝行动、现在德国酒吧工作的一个前党卫军官，他们预先写信给酒吧老板说：在拍一个有关啤酒的节目，鉴于该酒吧是慕尼黑最好的酒吧之一，一定要拍而且得长时间地拍摄。老板同意了，他们带着移动轨道——非常正规的架势——在酒吧里整整拍了两天，除了他们的目标，什么都拍。“对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他非常清楚；酒吧里他的同事也非常清楚，但对他都是一种相当保护的态度。那就是一场埋伏的战役，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他的自我保护也特别强烈，那两天中不停地窥探我们到底在拍什么，一直到最后的时刻，对他才能稍微有些拍摄。”朗兹曼回忆着。在影片里，这个人对任何提问保持沉默，偶尔看向镜头的目光有些慌张，又透着阴森。 只有在影片最后，采访前华沙犹太隔离区的副*格拉斯勒博士，是摄影机直接拍摄的。并非他接受了拍摄请求，反而是一次更加戏剧性的过程。“之前我们在德国北部试图接触一个叫库本的人，他的级别比现在影片中所有纳粹都高，在纽伦堡被判了死刑，最后时刻被美军特赦。在与库本的试探中，*被发现了，并且导致身体意义的战斗。收发设备和*机被毁坏或抢走，我也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朗兹曼把这次遭遇称为“11年战争中的一场小战役”。没有了*设备，朗兹曼只能另做谋略。他观察了格拉斯勒很长时间，并派一个德国女合作者跟他接触过，了解了他所有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去哪里、见 什么人。“我带着摄影师、录音师和另外两个合作者，选择了一个格拉斯勒独自在家的时刻，突然敲门，做出一副和蔼可亲令人无法拒绝的模样。并没有说要问他的情况，而是说想了解犹太人捷尼亚科夫（犹太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的情况。”但一旦开始交谈，朗兹曼图穷匕现，提问步步紧*，令他的回答结结巴巴、面孔扭曲、目光游移。 “归来的游魂” 犹太人幸存者的证词，在影片里占了最大的篇幅。他们大多曾是“犹太劳工队”的成员，在灭绝营担任过*、清理过程中各种环节的工作。莫克·扎伊德和伊茨哈克·杜金当初的任务是打开维纳的万人坑，挖出9万具犹太人尸体并焚毁。在打开最后一个壕沟的时候，扎伊德认出了自己的全家：母亲、三个姐妹和她们的孩子。“往深处挖的时候，越深尸体越平，最后像个薄片，抓住弄出来的时候就碎了。” 在一个更加著名的长镜头里，理发师亚伯拉罕·邦巴一边给顾客理发，一边接受朗兹曼的采访。他曾被德国人挑选到特布林卡灭绝营。在妇女们被送进毒气室之前，他把她们的头发剪下来。“我在毒气室剃头期间，有辆从我的城市捷斯托绍瓦来的列车，我认识其中的大部分妇女……住在同一条街上，有几个还是要好的朋友。她们一看见我就把我围住：”亚伯，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要把我们怎么样？‘我能说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在一起，也是我们城市的好理发师。当他妻子和妹妹进入毒气室的时候……“理发师陷入沉默，3分多钟，理发室里只有剪刀的声音在响。在朗兹曼不舍的追问下，理发师满眼是泪，嗫嚅着：”太可怕了……别说了……” “我觉得‘幸存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宁愿把这些人叫做‘归来的游魂’。对我来说，所有在影片里说话的犹太人已经‘死’掉了，他们只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游荡而已。”朗兹曼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如何选择犹太证人。“这个作品要讨论的，不是让这些人说他们怎么活了下来、他们如何避免死掉，它讲的就是死亡。也正因此我很快就知道，这部影片中不会出现大*的任何原因，没有必要讲这些人为什么死——所有的事情开始时便已太迟，没有了补救的方法，它直接从死亡开始。在这个原则下，我对犹太人的选择，从一开始就知道主要要选那些所谓‘特别劳动队’的人。他们跟德国人有一层接触，他们又是对本民族大*的直接目击者，他们对两方面的证词都是最重要的。” 让这些犹太人开口，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尽管是*，他们的工作多少也是对本族人*的一部分。朗兹曼耐心地劝说，不懈地追问，却并不是要索取他们的忏悔。“确实，所有的隔离区都有犹太人*，犹太*在*中是否起了润滑、推动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分清主次。大*是德国人干的，不是犹太人干的；像捷尼亚科夫这样的犹太人是否帮了德国人的忙，我认为这完全是次要的。”朗兹曼对他们的评价反倒是近乎完美：“我认为所有这些作证的犹太人在影片中表现出了完整的人性，他们是圣人、是英雄，也是烈士——像刚才说的，他们在当时已经‘死去’，所以是烈士。在这个问题上，我可 不希望人们对《浩劫》有误解。” 朗兹曼在影片里还采访了特布林卡灭绝营周围的农民，采访了运输犹太人的火车司机。整车的犹太人被送到车站时，他们都还对自己片刻后的劫数懵然无知。农民们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却帮不上任何忙；火车司机曾一次次向犹太人在自己脖子上比划出扼杀的动作，却没有人了解。人们或许难免觉得他们麻木、懦弱、无良，但在《浩劫》当中，他们与“犹太劳工队”的幸存者一样，都是证人。是他们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凝住。 “这部影片是他们的陵墓” 朗兹曼是犹太人。童年时期，他在法国就切身经历过反犹主义活动。朗兹曼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反犹主义一露头的时候，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纳粹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他们一家早已制作了很多*明，全家都以假身份生存，使得家里没有任何人遭到流放或死于大*。“但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迫于各种环境，父母离散。母亲在战争期间一直住在巴黎，曾在一个壁橱里躲藏了一年。而我和父亲、兄长住在奥维涅山区。战争开始之后父亲、哥哥很快参加了抵抗运动，我当时未成年，在1943年参加了法共领导下的青年团，高中时期打过游击，跟德国人有过身体意义上的战斗。” 但朗兹曼并不认为这些经历与他拍摄《浩劫》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尽管他至今还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是我做了《浩劫》而不是别的犹太人？ “20世纪初的一个登山者一心要去爬珠穆朗玛峰，并且最后死在了那里。因为登山要动用很多力量，有人问他为什么这般执著，回答是：就因为它在那儿。对《浩劫》来说也一样：那件事情在那儿，我就想拍，仅此而已。另外，肯定这是跟犹太问题相关的，我认为它是犹太人遭到的大灭绝。但最后形成的结果，很多人看了之后并没有只把它看作犹太人问题，实际上具有全人类性。”朗兹曼回忆说，在小时候和成长阶段，斩首、处死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杀戮场面便对自己很有吸引；再有就是焦虑：“我想明白人在清醒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比如站着或坐着，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毒死，那状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所谓‘最后时刻’的焦虑相关的，我也关心‘最初时刻’。所以我也问别人，你看见的第一列火车是什么时候来的、第一次到这里是什么印象……” 这样的动机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它却驱使朗兹曼为之煎熬了11年。 “做《浩劫》就像从北坡出发的一次艰难登顶。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需要自己寻找的路，有时候连工具都要自己制造，自己寻找方法，在不断的攀登与征服中到达顶点。在长达11年的制作过程中，我发现它的创作是一场没有任何怜悯可言的战争，对跟《浩劫》有关的任何人、影片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整个制作过程，都是这样。有时候会卡住，没有任何办法继续。非常漫长的调研过程中卡过几次，拍摄过程中也有过，更别提剪接阶段，它持续了5年。”朗兹曼说，整个11年的工作并非时断时续，而是每一天都在做《浩劫》。但曾经有过3天什么都动不了，也有过8天，最长时有过1个月，完全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作品的目的肯定不是告知一些信息，肯定不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消息的串联。在什么意义上，它能是一个电影艺术的作品？它的线索到底是什么？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来思考，而且要不断地思考。需要时间和非常大的耐心。” 最令朗兹曼自豪的，在影片制作中，时间是完全由他说了算。他没有向任何人、事做出任何妥协。这的确并非人人都能遇到的条件。 1985年，朗兹曼完成《浩劫》的时候，觉得“有人看就不错了，大概3000人看过，这件事就算过去。”但影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电影放映、电视播出、录像带与碟片，有人粗略计算过，全世界看过《浩劫》的人已有7000万。这一次，朗兹曼把自掏腰包制作的带中文字幕的拷贝留给了中国，或许这个数字能够再度增长。 “现在看这种事情仍然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每一次放映都像一次葬礼，我本人是充满内疚的。如果说浩劫本身有个结构，那一定是个陵墓的结构——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陵墓的，这部影片就是他们的陵墓。”（编辑：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