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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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1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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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1 08:17
《物原》说：“禹作屏。”此说虽早，但无据可证。《三礼图》说，“屏风之名出于汉世，故班固之书多言其物。”此说虽有根据，但还有比其更早的记载。《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的记载，可知屏风之名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之。而屏风的使用早在西周初期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没有屏风这个名称，而称其为“邸”或“ ”。《周礼;冢宰;掌次》：“设皇邸。”邸，即是指屏风。皇邸，就是以彩绘凤凰花纹为装饰的屏风。屏风也可称为“ ”或“ 座”，是专指御座后所设的屏风。《尚书;顾命》：“狄设黼 缀衣。”《礼记》：“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郑玄注曰：“依，如今绨素屏风也，有绣斧纹所示威也。”《汉书;严助传》：“负黼依。”《师古注》：“白与黑画为斧纹谓之黼也，依读曰 ， 之形如屏风而曲之，画以黼纹，张于户牖之间。”《三礼图》卷八，司几筵曰：“几大朝观、大乡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黼依与斧 同）。”其制，以木为框，糊以绛帛，上画斧纹，近刃处为白色，近巩处为黑色。名为金斧，取金斧断割之义。旧图云，纵广八尺，画斧无柄，设而不用之义。实际上，它不仅有屏蔽挡风的作用，也是一种很讲究的陈设品。到战国时期，屏风的制作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漆坐屏，虽属陪葬明器，然而制作技艺和工艺水平之高，令人惊叹。屏座由数条蟠螭屈曲盘绕，做工圆滑自然，加上彩漆的装点，蟠螭栩栩如生。
二、汉代的屏风
汉代，屏风的使用更为普遍，有钱有地位的人家都设有屏风。据《西京杂记》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院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帐甚丽。”
汉代屏风在种类和形式上较前代有所增改，除独扇屏外，还有多扇拼合的曲屏，也称连屏，或叠扇屏。此时，屏风常与床榻结合使用。如山东诸城汉画像石的屏风，中间放置与之配套的床榻和茵褥。有两面用和三面用的，也有多扇而两面用的。两面用是在床榻后面立一扇，再把一扇折成直角，挡住床榻的一头。三面用是在床榻的后面立一扇，左右各有一扇围住两头，也有多扇两面，即后面由两扇或三扇围护，一扇折成直角，另一扇立在床榻一侧。还有在屏风上安兵器架的。如山东安邱画像石上的屏风，后面右侧安兵器架，用以放置刀剑等兵器。还有一扇的，放在身后，长短与床榻相等。如甘肃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屏风，屏身不高，属小型屏风。
近年出土的实物中，以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漆屏风最为典型，屏身黑面朱背，正面用油漆彩绘云龙纹图案，绿身朱鳞，体态生动自然。背面朱色地上，满绘浅绿色棱形几何纹，中心系一谷纹玉璧，围板四周，围以较宽的棱形彩边。在下面的边框下安着两个带槽口的木托，起保证屏身直立的作用。洛阳涧西汉墓出土的陶屏风，也属于这一类。
屏风，一般多用于室内，偶尔也在室外使用，但不多见。有一种较大的屏风，专为挡门起遮蔽作用，位置相对固定，名曰“树”。也有把屏风称为“塞门”或“萧墙”的。《尔雅;释宫》：“屏，谓之树。”《礼记;杂记》下：“树，屏也，立屏当所行之路，以蔽内外也。”“天子外屏，诸侯内屏。”郑玄注：“屏谓之树，今罘 也。”可知当时的屏风还有罘之名。
罘之名，由来已久，到王莽时才渐渐不闻。当时人们多把罘 解释为“复思”。王莽篡政后，改国号“新”，下令拆去汉陵罘，其意在于使人们不复思汉也。
室内所用屏风，大多用木制成，而室外的屏风，用木制的就不多了。为了经得住风雨侵蚀，常用土石砌成。作用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影壁和照墙相同。晋崔豹《古今注》载：“罘 ，屏之遗像也，熟门外之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也。”意思是让人们行至屏外时，稍事停留，复有所思。这里有屏风遮蔽，一旦绕过屏风，便须见礼应对，无暇思索。因此，当门设屏，第一可以挡风避光，第二增加了室内的陈设，第三为来客划出一个特殊地段，给人们一个思考准备的场所。
汉代时，屏风多以木板上漆，加以彩绘。纸张发明之后，则多用纸糊，上面画各种仙人异兽等图像。《后汉书;宋弘传》曰；“弘当燕见，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撤之。’”这种屏一般多扇组成，每扇之间用钮连接，可以折叠，比较轻便，用则设，不用则收起来。人称曲屏。四扇称四曲，六扇称六曲。还有多扇拼合的通景屏风。
屏风还有镂雕透孔的，河南信阳楚墓出土过一件木制镂雕彩漆座屏。这类屏风多用木制，中间镂雕出立体感很强的图案，是一种纯装饰性的屏风。汉代，这种屏风还很盛行。《三辅决录》载：“何敞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过郡，有雕镂屏风，为帝设之。”
还有一种较小的屏风，名曰“隔坐”，多为独扇素面。《后汉书》就有对这种屏风的描述：“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三国志;吴书》载：“景帝时，纪亮为尚书令，子骘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座。”这两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屏风的使用情况。
三、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屏风
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加普遍。不但居室陈设屏风，就连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边侧都附设小型屏风。这类屏风通常为三扇，屏框间用钮连接，人坐席上，将屏风打开，左、右和后面各立一扇。在东晋顾恺之《列女传图》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屏风的情景。图中屏为三扇，描绘通景山水。这种三扇屏风，无须另安底座，只须打开一扇，便可直立。这时的屏风，除起陈设作用外，更主要的还是起遮蔽挡风作用。南北朝时，这类屏风开始向高大方面发展，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南史;王远如传》：“屏风屈曲从俗，梁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十二牒。”折叠屏风的特点主要在于轻巧灵便，独扇屏风却不然，它形体宽大且重，还必须有较重的竖向木座支撑，否则不能直立。由于稳重，它在室内陈设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
隋唐五代时期盛行书画屏风，史书及当时的给画中屡有记载。《新唐书;魏征传》中有：“帝以旗上疏列为屏障。”《新唐书;李绛传》记：“李绛元和二年为学士，宪宗命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旧纪元和四年，御制君臣事纪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还有的屏风双面有图，可以随意陈设。单面就不然，只能靠墙陈设。这种连屏还不受数量*，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宁陶毂在《清异录》中说，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知祥做画屏七十画，用活动钮连接起来，随意施展，晚年常用为寝所，喻为屏宫。
四、宋、辽、金、元时期的屏风
宋代屏风的方案资料甚少，然而形象资料却很多。如宋代绘画《梧荫清暇图》中的屏风，四边较宽，边框内镶里框，以矮佬和横枨隔成数格，格内镶板，浮雕绦线，屏心描绘山水风景。屏下镶裙板，镂雕曲边竖棂，下有墩子木。李公麟《高会学琴图》中的屏风和范仲淹像中的屏风属同一类型。宽边框，全身素面，不作任何装饰，裙板镂出壶门洞，两侧有站牙抵夹，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从画面看，都是室外使用的场面。推测这类屏风为纸绢裱糊，重量不会太大。
屏风的使用情况在宋代墓葬中也有所表现。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对坐图》描绘墓主人夫妇俩生前对坐饮茶的情景。两人分坐在靠背椅上，身后有屏风遮蔽，这样的陈设形式，主要是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屏风形体不大，独扇，从画面人物的比例看，高度与站立的*体相同。估计也是随用随设的轻便之物。
较大的屏风形象应以宋人《白描大士图》为代表，屏心为独扇，从画面人物比例看，形体庞大。木框之内给菱形宽边，屏心满饰六方龟背锦，比屏前所设的炕榻还长出许多。宋刘松年《罗汉图》中的屏风，为三扇，中扇稍大，边扇稍窄，并向前折成一定角度，呈为“八”字形，可以自行直立。这类实物资料，有山西大同晋祠彩塑中的圣母像。圣母端坐凤纹宝座上，身后立海水纹三屏风。屏风正扇宽大，两边扇稍窄并微向前收，呈“八”字形，这种陈设形式，源于商周时期的“斧依”。直到明清时期，皇宫中还保留着这种形式。
考古发掘中也不乏其例，河南方城县出土的宋代石屏风就很典型。屏框四周起细线，下部有横档，起额外加固作用。素面，下有插榫。从形制看，与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墓主人身后的屏风当属于一类。横档之下，两面刻花，一面刻小朵花卉及石榴纹，另一面刻缠枝芙蓉花。山西大同金墓出土木屏风二件，杨木质，通高116厘米，底座高38.7厘米，屏宽38.3厘米。由云纹底座和长方形屏框组成。框内装方格架，两面裱糊绫绢，然后书写作画，现仅存残片。屏框下装屏座两个，座中开口，屏风插入口内，即可直立。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石座四件，两侧花纹上卷，中间有长方形缺口。高9.5厘米，发掘报告未说明用途，金代木影屏和山西大同白马河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影屏底座相比较，可以断定是专为架设屏见的底座。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壁画所绘的屏风，还装饰着精美的牡丹纹。
元代屏风除王青墓出土之外，还有大同市冯道真墓出土的木影屏，底座已朽，从残存的痕迹看，为云头座，屏身上部刻小方格窗，四周镶四块条板，屏身下部用两根枨档间为三格，涂深棕色颜料，外罩桐油。
宋代屏风在造型、装饰上，尤其是屏框内分割小格的作法，到明代还在普遍使用。
五、明清两代屏风
屏风在宋代以前基本以实用为主，装饰次之。到了明代，屏风不仅为实用家具，更是室内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明代屏风可分为座屏风和曲屏风两种。座屏风又分多扇组合和独扇插屏。多扇座屏风由多扇组合而成，或三扇，或五扇，最多九扇，都用单数。每扇用活榫连接，可以随时拆卸。屏风下有长榫销，插在座面的孔中。底座多为“八”字形，正中一扇较高，并且稍宽一些，两边扇稍向里收，这样屏风就立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32726.html?s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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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原》说：“禹作屏。”此说虽早，但无据可证。《三礼图》说，“屏风之名出于汉世，故班固之书多言其物。”此说虽有根据，但还有比其更早的记载。《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的记载，可知屏风之名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之。而屏风的使用早在西周初期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没有屏风这个名称，而称其为“邸”或“ ”。《周礼;冢宰;掌次》：“设皇邸。”邸，即是指屏风。皇邸，就是以彩绘凤凰花纹为装饰的屏风。屏风也可称为“ ”或“ 座”，是专指御座后所设的屏风。《尚书;顾命》：“狄设黼 缀衣。”《礼记》：“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郑玄注曰：“依，如今绨素屏风也，有绣斧纹所示威也。”《汉书;严助传》：“负黼依。”《师古注》：“白与黑画为斧纹谓之黼也，依读曰 ， 之形如屏风而曲之，画以黼纹，张于户牖之间。”《三礼图》卷八，司几筵曰：“几大朝观、大乡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黼依与斧 同）。”其制，以木为框，糊以绛帛，上画斧纹，近刃处为白色，近巩处为黑色。名为金斧，取金斧断割之义。旧图云，纵广八尺，画斧无柄，设而不用之义。实际上，它不仅有屏蔽挡风的作用，也是一种很讲究的陈设品。到战国时期，屏风的制作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漆坐屏，虽属陪葬明器，然而制作技艺和工艺水平之高，令人惊叹。屏座由数条蟠螭屈曲盘绕，做工圆滑自然，加上彩漆的装点，蟠螭栩栩如生。
二、汉代的屏风
汉代，屏风的使用更为普遍，有钱有地位的人家都设有屏风。据《西京杂记》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院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帐甚丽。”
汉代屏风在种类和形式上较前代有所增改，除独扇屏外，还有多扇拼合的曲屏，也称连屏，或叠扇屏。此时，屏风常与床榻结合使用。如山东诸城汉画像石的屏风，中间放置与之配套的床榻和茵褥。有两面用和三面用的，也有多扇而两面用的。两面用是在床榻后面立一扇，再把一扇折成直角，挡住床榻的一头。三面用是在床榻的后面立一扇，左右各有一扇围住两头，也有多扇两面，即后面由两扇或三扇围护，一扇折成直角，另一扇立在床榻一侧。还有在屏风上安兵器架的。如山东安邱画像石上的屏风，后面右侧安兵器架，用以放置刀剑等兵器。还有一扇的，放在身后，长短与床榻相等。如甘肃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屏风，屏身不高，属小型屏风。
近年出土的实物中，以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漆屏风最为典型，屏身黑面朱背，正面用油漆彩绘云龙纹图案，绿身朱鳞，体态生动自然。背面朱色地上，满绘浅绿色棱形几何纹，中心系一谷纹玉璧，围板四周，围以较宽的棱形彩边。在下面的边框下安着两个带槽口的木托，起保证屏身直立的作用。洛阳涧西汉墓出土的陶屏风，也属于这一类。
屏风，一般多用于室内，偶尔也在室外使用，但不多见。有一种较大的屏风，专为挡门起遮蔽作用，位置相对固定，名曰“树”。也有把屏风称为“塞门”或“萧墙”的。《尔雅;释宫》：“屏，谓之树。”《礼记;杂记》下：“树，屏也，立屏当所行之路，以蔽内外也。”“天子外屏，诸侯内屏。”郑玄注：“屏谓之树，今罘 也。”可知当时的屏风还有罘之名。
罘之名，由来已久，到王莽时才渐渐不闻。当时人们多把罘 解释为“复思”。王莽篡政后，改国号“新”，下令拆去汉陵罘，其意在于使人们不复思汉也。
室内所用屏风，大多用木制成，而室外的屏风，用木制的就不多了。为了经得住风雨侵蚀，常用土石砌成。作用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影壁和照墙相同。晋崔豹《古今注》载：“罘 ，屏之遗像也，熟门外之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也。”意思是让人们行至屏外时，稍事停留，复有所思。这里有屏风遮蔽，一旦绕过屏风，便须见礼应对，无暇思索。因此，当门设屏，第一可以挡风避光，第二增加了室内的陈设，第三为来客划出一个特殊地段，给人们一个思考准备的场所。
汉代时，屏风多以木板上漆，加以彩绘。纸张发明之后，则多用纸糊，上面画各种仙人异兽等图像。《后汉书;宋弘传》曰；“弘当燕见，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撤之。’”这种屏一般多扇组成，每扇之间用钮连接，可以折叠，比较轻便，用则设，不用则收起来。人称曲屏。四扇称四曲，六扇称六曲。还有多扇拼合的通景屏风。
屏风还有镂雕透孔的，河南信阳楚墓出土过一件木制镂雕彩漆座屏。这类屏风多用木制，中间镂雕出立体感很强的图案，是一种纯装饰性的屏风。汉代，这种屏风还很盛行。《三辅决录》载：“何敞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过郡，有雕镂屏风，为帝设之。”
还有一种较小的屏风，名曰“隔坐”，多为独扇素面。《后汉书》就有对这种屏风的描述：“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三国志;吴书》载：“景帝时，纪亮为尚书令，子骘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座。”这两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屏风的使用情况。
三、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屏风
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加普遍。不但居室陈设屏风，就连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边侧都附设小型屏风。这类屏风通常为三扇，屏框间用钮连接，人坐席上，将屏风打开，左、右和后面各立一扇。在东晋顾恺之《列女传图》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屏风的情景。图中屏为三扇，描绘通景山水。这种三扇屏风，无须另安底座，只须打开一扇，便可直立。这时的屏风，除起陈设作用外，更主要的还是起遮蔽挡风作用。南北朝时，这类屏风开始向高大方面发展，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南史;王远如传》：“屏风屈曲从俗，梁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十二牒。”折叠屏风的特点主要在于轻巧灵便，独扇屏风却不然，它形体宽大且重，还必须有较重的竖向木座支撑，否则不能直立。由于稳重，它在室内陈设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
隋唐五代时期盛行书画屏风，史书及当时的给画中屡有记载。《新唐书;魏征传》中有：“帝以旗上疏列为屏障。”《新唐书;李绛传》记：“李绛元和二年为学士，宪宗命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旧纪元和四年，御制君臣事纪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还有的屏风双面有图，可以随意陈设。单面就不然，只能靠墙陈设。这种连屏还不受数量*，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宁陶毂在《清异录》中说，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知祥做画屏七十画，用活动钮连接起来，随意施展，晚年常用为寝所，喻为屏宫。
四、宋、辽、金、元时期的屏风
宋代屏风的方案资料甚少，然而形象资料却很多。如宋代绘画《梧荫清暇图》中的屏风，四边较宽，边框内镶里框，以矮佬和横枨隔成数格，格内镶板，浮雕绦线，屏心描绘山水风景。屏下镶裙板，镂雕曲边竖棂，下有墩子木。李公麟《高会学琴图》中的屏风和范仲淹像中的屏风属同一类型。宽边框，全身素面，不作任何装饰，裙板镂出壶门洞，两侧有站牙抵夹，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从画面看，都是室外使用的场面。推测这类屏风为纸绢裱糊，重量不会太大。
屏风的使用情况在宋代墓葬中也有所表现。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对坐图》描绘墓主人夫妇俩生前对坐饮茶的情景。两人分坐在靠背椅上，身后有屏风遮蔽，这样的陈设形式，主要是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屏风形体不大，独扇，从画面人物的比例看，高度与站立的*体相同。估计也是随用随设的轻便之物。
较大的屏风形象应以宋人《白描大士图》为代表，屏心为独扇，从画面人物比例看，形体庞大。木框之内给菱形宽边，屏心满饰六方龟背锦，比屏前所设的炕榻还长出许多。宋刘松年《罗汉图》中的屏风，为三扇，中扇稍大，边扇稍窄，并向前折成一定角度，呈为“八”字形，可以自行直立。这类实物资料，有山西大同晋祠彩塑中的圣母像。圣母端坐凤纹宝座上，身后立海水纹三屏风。屏风正扇宽大，两边扇稍窄并微向前收，呈“八”字形，这种陈设形式，源于商周时期的“斧依”。直到明清时期，皇宫中还保留着这种形式。
考古发掘中也不乏其例，河南方城县出土的宋代石屏风就很典型。屏框四周起细线，下部有横档，起额外加固作用。素面，下有插榫。从形制看，与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墓主人身后的屏风当属于一类。横档之下，两面刻花，一面刻小朵花卉及石榴纹，另一面刻缠枝芙蓉花。山西大同金墓出土木屏风二件，杨木质，通高116厘米，底座高38.7厘米，屏宽38.3厘米。由云纹底座和长方形屏框组成。框内装方格架，两面裱糊绫绢，然后书写作画，现仅存残片。屏框下装屏座两个，座中开口，屏风插入口内，即可直立。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石座四件，两侧花纹上卷，中间有长方形缺口。高9.5厘米，发掘报告未说明用途，金代木影屏和山西大同白马河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影屏底座相比较，可以断定是专为架设屏见的底座。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壁画所绘的屏风，还装饰着精美的牡丹纹。
元代屏风除王青墓出土之外，还有大同市冯道真墓出土的木影屏，底座已朽，从残存的痕迹看，为云头座，屏身上部刻小方格窗，四周镶四块条板，屏身下部用两根枨档间为三格，涂深棕色颜料，外罩桐油。
宋代屏风在造型、装饰上，尤其是屏框内分割小格的作法，到明代还在普遍使用。
五、明清两代屏风
屏风在宋代以前基本以实用为主，装饰次之。到了明代，屏风不仅为实用家具，更是室内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明代屏风可分为座屏风和曲屏风两种。座屏风又分多扇组合和独扇插屏。多扇座屏风由多扇组合而成，或三扇，或五扇，最多九扇，都用单数。每扇用活榫连接，可以随时拆卸。屏风下有长榫销，插在座面的孔中。底座多为“八”字形，正中一扇较高，并且稍宽一些，两边扇稍向里收，这样屏风就立.
（屏风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起初我们先祖的家居陈设是非常简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而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家具中的屏风制作也应运而生了。屏风的诞生，开始是专门设计于皇帝宝座后面的，称为“斧�”。它以木为框，上裱绛帛，画了斧钺，成了帝王权力的象征。《史记》中也记载：“天子当�而立”。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发展，屏风开始普及到民间，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了古人室内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来说：
屏风本是古代家居中常见的具有装饰性、用来隔断空间的家具，现在则多作为装饰，或隔断空间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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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1 08:18
我国古代建筑大都是土木结构的院落形式，不如今世钢筋水泥房屋那么严紧。为了挡风，古人开始制造屏风这种家具。除了挡风之外，屏风还是建筑物中可以移动的精巧断隔，有的在床后安置屏风，亦作倚靠或挂置什物之用。后汉李尤的《屏风铭》有这样一段：“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它正确地道出了屏风的特征和功用。紫禁城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正中的宝座上，设有雕龙髹金大椅，椅后摆着雕龙髹金屏风。这样陈设，不仅可以御风，又能增加御座的庄重肃穆气氛。由于屏风常摆设在室内明显的位置上，人们在屏风本身的美化和装饰上下过许多功夫，因此它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传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著名手工艺品之一。
屏风有插屏和围屏之分。插屏多是单扇的，围屏则由多扇组成，少则二扇，多则十二扇，能随意折叠，可宽可窄，使用方便。制作屏风，一般采用木板，或以木料为骨，蒙上丝织品作为屏面，用石、陶或金属等其他材料做柱基。屏面饰以各种彩绘，或镶嵌不同题材的图画，也有全素的屏风。帝王贵族们使用的屏风，用材尤其珍贵，做工精细，画面丰富多彩，瑰丽夺目。据史*载，在西汉皇室的宫廷里，曾使用过璀璨斑斓的云母屏风、琉璃屏风和杂玉龟甲屏风等。《太平广记·奢侈·赵飞燕》称，西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向以挥霍无度闻名于世，有一次臣下向她进献三十五种贡品，其中就包括云母屏风和琉璃屏风。后世还出现有珐琅屏风、象牙屏风等等。这些屏风价值连城，多为统治阶级专用的奢侈品。所以《盐铁论·散不足》说，“一杯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在我国，屏风的使用虽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留存的实物甚少。1972年湖南*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屏风，可说是现在见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屏风实物。这是一具彩绘漆插屏，木胎，长方形，通高62厘米。屏板长72厘米，宽58厘米，厚2．5厘米。屏板下安有两个承托的足座。屏面髹漆，一面红漆地上满绘浅绿色油彩，中心绘一谷纹圆璧，周围绘几何形方连纹，边缘髹黑漆地，朱绘菱形图案。另一面髹黑漆地，以红、绿、灰三色油彩绘云纹和龙纹。但见一条游龙飞舞于长空之中，昂首张口，腾云遣雾，体态轻盈矫健，形象神奇生动，富有想像力和艺术魅力。绿色龙身，丹赤鳞和爪，边缘菱形图案呈朱红色，色调醒目鲜艳，画工技巧高超，落笔潇洒利落，刚柔结合，奔放有力。
马王堆一号汉墓还出土了许多简册，其中第217简记载：“木五菜（彩）画并（屏）风一，长五尺，高三尺。”简文所记的尺寸，可能是当时一般实用屏风的尺寸。汉代5尺约合现在公制1．2米左右。但出土的这架彩画漆屏风与该简文所述的尺寸不符，面积要小一些。
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了184件绚丽缤纷的漆器。就其胎骨质地来说，不外木、竹胎和夹胎两类。这具屏风的胎骨经鉴定为斫木，制作比较粗糙，可能是一件模拟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实物的明器，专为陪葬而准备的。
经专家鉴定，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年代，在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之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之前。死者可能是第二、三代（dài）侯的妻子，也可能是第一代侯的妻子。因此这架彩绘漆屏风，距今已有二千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它的首次完整出土，为我国研究屏风史提供了稀有的实物资料。
是否有比西汉更早的屏风实物出土呢？现在有的学者认为近年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铜器座、错金银犀牛铜器座及错金银水牛铜器座，可能就是一架屏风的柱础。器座上都有銎，虎噬鹿器座为双銎，犀牛和水牛器座各为一銎。三个器座共有四个銎，銎上还残留有木榫，可惜出土时已看不到屏面的形状及其大小了，它可能就是一件围屏的柱础。当然，这一点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比起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屏风迟得多的模拟明器，则有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木屏风架，以及河南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小型陶质屏风。
说起古代实用屏风，则要推1966年出土的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的一架漆画屏风。这是南北朝后魏太和八年（484）以前的作品，大部分已经朽毁了，所余五块屏板还比较完整。板高约八十厘米，还有四件浅灰色细砂石精雕的小柱础，每个高十六点五厘米。如果复原起来，可能是一具四尺屏风，其形状不同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插屏，而是可供一人使用的设置在床头的围屏。
紫禁城宫殿里每个殿堂上的宝座后面，几乎都设有屏风，如“紫檀嵌黄杨木雕云龙屏风”“乾隆牙雕山水人物染色围屏”“雕龙髹金屏风”等都是清代极为珍贵的工艺品。屏面上的纹饰更是巧夺天工，美不胜收，有浮雕的云龙纹，有镶嵌和刺绣的花鸟、山水、人物等各种图案。它们是我国古代屏风的精品，集中反映了我国手工艺的高度水平。
（选自《文史知识》1983年第6期）
参考资料：http://www.pep.com.cn/200406/ca4266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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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1 08:19
《物原》说：“禹作屏。”此说虽早，但无据可证。《三礼图》说，“屏风之名出于汉世，故班固之书多言其物。”此说虽有根据，但还有比其更早的记载。《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的记载，可知屏风之名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之。而屏风的使用早在西周初期就已开始。不过当时没有屏风这个名称，而称其为“邸”或“ ”。《周礼;冢宰;掌次》：“设皇邸。”邸，即是指屏风。皇邸，就是以彩绘凤凰花纹为装饰的屏风。屏风也可称为“ ”或“ 座”，是专指御座后所设的屏风。《尚书;顾命》：“狄设黼 缀衣。”《礼记》：“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郑玄注曰：“依，如今绨素屏风也，有绣斧纹所示威也。”《汉书;严助传》：“负黼依。”《师古注》：“白与黑画为斧纹谓之黼也，依读曰 ， 之形如屏风而曲之，画以黼纹，张于户牖之间。”《三礼图》卷八，司几筵曰：“几大朝观、大乡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黼依与斧 同）。”其制，以木为框，糊以绛帛，上画斧纹，近刃处为白色，近巩处为黑色。名为金斧，取金斧断割之义。旧图云，纵广八尺，画斧无柄，设而不用之义。实际上，它不仅有屏蔽挡风的作用，也是一种很讲究的陈设品。到战国时期，屏风的制作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漆坐屏，虽属陪葬明器，然而制作技艺和工艺水平之高，令人惊叹。屏座由数条蟠螭屈曲盘绕，做工圆滑自然，加上彩漆的装点，蟠螭栩栩如生。
二、汉代的屏风
汉代，屏风的使用更为普遍，有钱有地位的人家都设有屏风。据《西京杂记》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院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帐甚丽。”
汉代屏风在种类和形式上较前代有所增改，除独扇屏外，还有多扇拼合的曲屏，也称连屏，或叠扇屏。此时，屏风常与床榻结合使用。如山东诸城汉画像石的屏风，中间放置与之配套的床榻和茵褥。有两面用和三面用的，也有多扇而两面用的。两面用是在床榻后面立一扇，再把一扇折成直角，挡住床榻的一头。三面用是在床榻的后面立一扇，左右各有一扇围住两头，也有多扇两面，即后面由两扇或三扇围护，一扇折成直角，另一扇立在床榻一侧。还有在屏风上安兵器架的。如山东安邱画像石上的屏风，后面右侧安兵器架，用以放置刀剑等兵器。还有一扇的，放在身后，长短与床榻相等。如甘肃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屏风，屏身不高，属小型屏风。
近年出土的实物中，以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漆屏风最为典型，屏身黑面朱背，正面用油漆彩绘云龙纹图案，绿身朱鳞，体态生动自然。背面朱色地上，满绘浅绿色棱形几何纹，中心系一谷纹玉璧，围板四周，围以较宽的棱形彩边。在下面的边框下安着两个带槽口的木托，起保证屏身直立的作用。洛阳涧西汉墓出土的陶屏风，也属于这一类。
屏风，一般多用于室内，偶尔也在室外使用，但不多见。有一种较大的屏风，专为挡门起遮蔽作用，位置相对固定，名曰“树”。也有把屏风称为“塞门”或“萧墙”的。《尔雅;释宫》：“屏，谓之树。”《礼记;杂记》下：“树，屏也，立屏当所行之路，以蔽内外也。”“天子外屏，诸侯内屏。”郑玄注：“屏谓之树，今罘 也。”可知当时的屏风还有罘之名。
罘之名，由来已久，到王莽时才渐渐不闻。当时人们多把罘 解释为“复思”。王莽篡政后，改国号“新”，下令拆去汉陵罘，其意在于使人们不复思汉也。
室内所用屏风，大多用木制成，而室外的屏风，用木制的就不多了。为了经得住风雨侵蚀，常用土石砌成。作用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影壁和照墙相同。晋崔豹《古今注》载：“罘 ，屏之遗像也，熟门外之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也。”意思是让人们行至屏外时，稍事停留，复有所思。这里有屏风遮蔽，一旦绕过屏风，便须见礼应对，无暇思索。因此，当门设屏，第一可以挡风避光，第二增加了室内的陈设，第三为来客划出一个特殊地段，给人们一个思考准备的场所。
汉代时，屏风多以木板上漆，加以彩绘。纸张发明之后，则多用纸糊，上面画各种仙人异兽等图像。《后汉书;宋弘传》曰；“弘当燕见，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撤之。’”这种屏一般多扇组成，每扇之间用钮连接，可以折叠，比较轻便，用则设，不用则收起来。人称曲屏。四扇称四曲，六扇称六曲。还有多扇拼合的通景屏风。
屏风还有镂雕透孔的，河南信阳楚墓出土过一件木制镂雕彩漆座屏。这类屏风多用木制，中间镂雕出立体感很强的图案，是一种纯装饰性的屏风。汉代，这种屏风还很盛行。《三辅决录》载：“何敞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过郡，有雕镂屏风，为帝设之。”
还有一种较小的屏风，名曰“隔坐”，多为独扇素面。《后汉书》就有对这种屏风的描述：“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三国志;吴书》载：“景帝时，纪亮为尚书令，子骘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座。”这两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屏风的使用情况。
三、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屏风
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屏风的使用较前代更加普遍。不但居室陈设屏风，就连日常使用的茵席、床榻等边侧都附设小型屏风。这类屏风通常为三扇，屏框间用钮连接，人坐席上，将屏风打开，左、右和后面各立一扇。在东晋顾恺之《列女传图》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屏风的情景。图中屏为三扇，描绘通景山水。这种三扇屏风，无须另安底座，只须打开一扇，便可直立。这时的屏风，除起陈设作用外，更主要的还是起遮蔽挡风作用。南北朝时，这类屏风开始向高大方面发展，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南史;王远如传》：“屏风屈曲从俗，梁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十二牒。”折叠屏风的特点主要在于轻巧灵便，独扇屏风却不然，它形体宽大且重，还必须有较重的竖向木座支撑，否则不能直立。由于稳重，它在室内陈设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
隋唐五代时期盛行书画屏风，史书及当时的给画中屡有记载。《新唐书;魏征传》中有：“帝以旗上疏列为屏障。”《新唐书;李绛传》记：“李绛元和二年为学士，宪宗命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败五十种，为连屏。”“旧纪元和四年，御制君臣事纪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还有的屏风双面有图，可以随意陈设。单面就不然，只能靠墙陈设。这种连屏还不受数量*，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增加。宁陶毂在《清异录》中说，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知祥做画屏七十画，用活动钮连接起来，随意施展，晚年常用为寝所，喻为屏宫。
四、宋、辽、金、元时期的屏风
宋代屏风的方案资料甚少，然而形象资料却很多。如宋代绘画《梧荫清暇图》中的屏风，四边较宽，边框内镶里框，以矮佬和横枨隔成数格，格内镶板，浮雕绦线，屏心描绘山水风景。屏下镶裙板，镂雕曲边竖棂，下有墩子木。李公麟《高会学琴图》中的屏风和范仲淹像中的屏风属同一类型。宽边框，全身素面，不作任何装饰，裙板镂出壶门洞，两侧有站牙抵夹，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从画面看，都是室外使用的场面。推测这类屏风为纸绢裱糊，重量不会太大。
屏风的使用情况在宋代墓葬中也有所表现。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对坐图》描绘墓主人夫妇俩生前对坐饮茶的情景。两人分坐在靠背椅上，身后有屏风遮蔽，这样的陈设形式，主要是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屏风形体不大，独扇，从画面人物的比例看，高度与站立的*体相同。估计也是随用随设的轻便之物。
较大的屏风形象应以宋人《白描大士图》为代表，屏心为独扇，从画面人物比例看，形体庞大。木框之内给菱形宽边，屏心满饰六方龟背锦，比屏前所设的炕榻还长出许多。宋刘松年《罗汉图》中的屏风，为三扇，中扇稍大，边扇稍窄，并向前折成一定角度，呈为“八”字形，可以自行直立。这类实物资料，有山西大同晋祠彩塑中的圣母像。圣母端坐凤纹宝座上，身后立海水纹三屏风。屏风正扇宽大，两边扇稍窄并微向前收，呈“八”字形，这种陈设形式，源于商周时期的“斧依”。直到明清时期，皇宫中还保留着这种形式。
考古发掘中也不乏其例，河南方城县出土的宋代石屏风就很典型。屏框四周起细线，下部有横档，起额外加固作用。素面，下有插榫。从形制看，与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墓主人身后的屏风当属于一类。横档之下，两面刻花，一面刻小朵花卉及石榴纹，另一面刻缠枝芙蓉花。山西大同金墓出土木屏风二件，杨木质，通高116厘米，底座高38.7厘米，屏宽38.3厘米。由云纹底座和长方形屏框组成。框内装方格架，两面裱糊绫绢，然后书写作画，现仅存残片。屏框下装屏座两个，座中开口，屏风插入口内，即可直立。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石座四件，两侧花纹上卷，中间有长方形缺口。高9.5厘米，发掘报告未说明用途，金代木影屏和山西大同白马河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影屏底座相比较，可以断定是专为架设屏见的底座。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壁画所绘的屏风，还装饰着精美的牡丹纹。
元代屏风除王青墓出土之外，还有大同市冯道真墓出土的木影屏，底座已朽，从残存的痕迹看，为云头座，屏身上部刻小方格窗，四周镶四块条板，屏身下部用两根枨档间为三格，涂深棕色颜料，外罩桐油。
宋代屏风在造型、装饰上，尤其是屏框内分割小格的作法，到明代还在普遍使用。
五、明清两代屏风
屏风在宋代以前基本以实用为主，装饰次之。到了明代，屏风不仅为实用家具，更是室内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明代屏风可分为座屏风和曲屏风两种。座屏风又分多扇组合和独扇插屏。多扇座屏风由多扇组合而成，或三扇，或五扇，最多九扇，都用单数。每扇用活榫连接，可以随时拆卸。屏风下有长榫销，插在座面的孔中。底座多为“八”字形，正中一扇较高，并且稍宽一些，两边扇稍向里收，这样屏风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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