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的背景，采取的措施以及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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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1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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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3 18:34
1、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
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199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加上东亚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到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8.3%。4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5%和2.2%。通货紧缩从1997年10月开始持续运行。环比指数也加速下降。生产资料价格8月份比上年同期下降3.28%, 比上月下降3.73%。导致更多的企业亏损、员工下岗。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均大幅下降，出口同比下降7.3%。
为此，从1998年初以来，中国*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决定将适度从紧*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实行积极的财政*。这种积极财政*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包括：(1)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稳健性货币*的实施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基础；(2)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建设投资，并希望由此带动银行配套贷款的发放，以扩大投资需求；(3)增大*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以加大*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4)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来扩大需求。
积极的财政*在“九五”后三年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投资、消费和出口，1998年和1999年分别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到200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出现重要转机。2000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2%，经济初步回升。若没有积极的财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能是5%和6%。也就是说，积极财政*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拉动是2.2到3.2个百分点。
积极财政*的实施，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积极财政*的实施中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需求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它最终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及产出还需要看消费需求的状况。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买方市场在中国逐渐形成，社会总需求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而不是卖方——短缺市场下的供给和投资需求。出于国家宏观*的需要，增发的国债资金投向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998年1000亿元国债中有近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的产业关联度小，其产业扩张不能很快地带动整体产业扩张。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回收较慢，建设周期一般较长，难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对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2．*运行中的问题。一是部份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不少地方把争投资、上项目作为目的，只注重争取到建设资金，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效益、偿债能力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 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项目缺位，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还很严重。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需支出的规划论证费等各类费用越来越多，间接挤占了国债资金。因管理而导致的挪用现象也不在少数。三是公共支出的增加，也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挤出效应”，出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争夺资源市场的现象。四是地方*的还债能力并非完全确定。
3．可能带来财政风险。一是1998年中国仅内债发行规模就达65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70%左右。债务依存度已达到40%以上，*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73.95%，大大超过20%的国际警戒线。同时，国债投入基础设施。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为财政危机埋下阴影。二是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实质是金融资产和国债的置换。可能会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转换为国家债务。构成国债的潜在危机。
4．当扩张性财政赤字*筹集安排了大量*投资资金。造成其他融资投资领域的资金减少时,而宽松的货币*却未切实地做到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必将导致其他融资投资领域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其他领域投资下降。产生扩张性财政*的“挤出效应”。
扩张性财政*的运行及效应机理说明，依靠大量扩张*支出来刺激经济绝非长久之计。这不仅因为依赖高税收、高债务和高强度的财政扩张*的效应相当有限度，更由于*投资活动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扩张性财政*的功能不仅主要体现在能够筹集使用多少资金，而是在如何带起更多的市场性的民间投资。在目前“挤出效应”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应转换角色，从简单的调集资源公共投资，转变为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协同金融*改革、投资*改革一道，降低民间融资投资成本，支持、鼓励民营部门扩大投资。
资料来源：朱延福：《宏观经济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511页。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适当修改。
2、 美国*的经济*。
1961年当一个记者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他的目的是实行减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
虽然税收变动会对总需求有潜在的影响，但也有其他影响。特别是，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税收还会改变物品与劳务的供给。肯尼迪建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减免，它给投资于新资本的企业减税。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增加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通过较高的需求增加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较高的总供给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称的。而且，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正如布什总统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扣除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第一批建议之一就是增加*支出的"一揽子刺激"。他宣布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遭到了失败。许多议员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以至于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此外，一般认为减少赤字鼓励长期经济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
参考资料：http://jpkc.znufe.e.cn/2006/jjxy/hgjjx/html/alfx/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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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3 18:34
1、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
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199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加上东亚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到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8.3%。4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5%和2.2%。通货紧缩从1997年10月开始持续运行。环比指数也加速下降。生产资料价格8月份比上年同期下降3.28%, 比上月下降3.73%。导致更多的企业亏损、员工下岗。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均大幅下降，出口同比下降7.3%。
为此，从1998年初以来，中国*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决定将适度从紧*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实行积极的财政*。这种积极财政*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包括：(1)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稳健性货币*的实施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基础；(2)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建设投资，并希望由此带动银行配套贷款的发放，以扩大投资需求；(3)增大*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以加大*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4)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来扩大需求。
积极的财政*在“九五”后三年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投资、消费和出口，1998年和1999年分别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到200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出现重要转机。2000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2%，经济初步回升。若没有积极的财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能是5%和6%。也就是说，积极财政*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拉动是2.2到3.2个百分点。
积极财政*的实施，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积极财政*的实施中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需求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它最终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及产出还需要看消费需求的状况。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买方市场在中国逐渐形成，社会总需求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而不是卖方——短缺市场下的供给和投资需求。出于国家宏观*的需要，增发的国债资金投向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998年1000亿元国债中有近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的产业关联度小，其产业扩张不能很快地带动整体产业扩张。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回收较慢，建设周期一般较长，难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对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2．*运行中的问题。一是部份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不少地方把争投资、上项目作为目的，只注重争取到建设资金，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效益、偿债能力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 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项目缺位，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还很严重。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需支出的规划论证费等各类费用越来越多，间接挤占了国债资金。因管理而导致的挪用现象也不在少数。三是公共支出的增加，也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挤出效应”，出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争夺资源市场的现象。四是地方*的还债能力并非完全确定。
3．可能带来财政风险。一是1998年中国仅内债发行规模就达65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70%左右。债务依存度已达到40%以上，*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73.95%，大大超过20%的国际警戒线。同时，国债投入基础设施。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为财政危机埋下阴影。二是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实质是金融资产和国债的置换。可能会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转换为国家债务。构成国债的潜在危机。
4．当扩张性财政赤字*筹集安排了大量*投资资金。造成其他融资投资领域的资金减少时,而宽松的货币*却未切实地做到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必将导致其他融资投资领域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其他领域投资下降。产生扩张性财政*的“挤出效应”。
扩张性财政*的运行及效应机理说明，依靠大量扩张*支出来刺激经济绝非长久之计。这不仅因为依赖高税收、高债务和高强度的财政扩张*的效应相当有限度，更由于*投资活动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扩张性财政*的功能不仅主要体现在能够筹集使用多少资金，而是在如何带起更多的市场性的民间投资。在目前“挤出效应”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应转换角色，从简单的调集资源公共投资，转变为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协同金融*改革、投资*改革一道，降低民间融资投资成本，支持、鼓励民营部门扩大投资。
资料来源：朱延福：《宏观经济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511页。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适当修改。
2、 美国*的经济*。
1961年当一个记者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他的目的是实行减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
虽然税收变动会对总需求有潜在的影响，但也有其他影响。特别是，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税收还会改变物品与劳务的供给。肯尼迪建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减免，它给投资于新资本的企业减税。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增加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通过较高的需求增加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较高的总供给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称的。而且，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正如布什总统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扣除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第一批建议之一就是增加*支出的"一揽子刺激"。他宣布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遭到了失败。许多议员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以至于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此外，一般认为减少赤字鼓励长期经济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
参考资料：http://jpkc.znufe.e.cn/2006/jjxy/hgjjx/html/alfx/10.html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3 18:34
1、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
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199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加上东亚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到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8.3%。4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5%和2.2%。通货紧缩从1997年10月开始持续运行。环比指数也加速下降。生产资料价格8月份比上年同期下降3.28%, 比上月下降3.73%。导致更多的企业亏损、员工下岗。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均大幅下降，出口同比下降7.3%。
为此，从1998年初以来，中国*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决定将适度从紧*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实行积极的财政*。这种积极财政*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包括：(1)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稳健性货币*的实施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基础；(2)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建设投资，并希望由此带动银行配套贷款的发放，以扩大投资需求；(3)增大*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以加大*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4)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来扩大需求。
积极的财政*在“九五”后三年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投资、消费和出口，1998年和1999年分别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到200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出现重要转机。2000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2%，经济初步回升。若没有积极的财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能是5%和6%。也就是说，积极财政*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拉动是2.2到3.2个百分点。
积极财政*的实施，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积极财政*的实施中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需求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它最终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及产出还需要看消费需求的状况。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买方市场在中国逐渐形成，社会总需求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而不是卖方——短缺市场下的供给和投资需求。出于国家宏观*的需要，增发的国债资金投向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998年1000亿元国债中有近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的产业关联度小，其产业扩张不能很快地带动整体产业扩张。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回收较慢，建设周期一般较长，难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对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2．*运行中的问题。一是部份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不少地方把争投资、上项目作为目的，只注重争取到建设资金，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效益、偿债能力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 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项目缺位，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还很严重。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需支出的规划论证费等各类费用越来越多，间接挤占了国债资金。因管理而导致的挪用现象也不在少数。三是公共支出的增加，也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挤出效应”，出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争夺资源市场的现象。四是地方*的还债能力并非完全确定。
3．可能带来财政风险。一是1998年中国仅内债发行规模就达65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70%左右。债务依存度已达到40%以上，*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73.95%，大大超过20%的国际警戒线。同时，国债投入基础设施。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为财政危机埋下阴影。二是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实质是金融资产和国债的置换。可能会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转换为国家债务。构成国债的潜在危机。
4．当扩张性财政赤字*筹集安排了大量*投资资金。造成其他融资投资领域的资金减少时,而宽松的货币*却未切实地做到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必将导致其他融资投资领域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其他领域投资下降。产生扩张性财政*的“挤出效应”。
扩张性财政*的运行及效应机理说明，依靠大量扩张*支出来刺激经济绝非长久之计。这不仅因为依赖高税收、高债务和高强度的财政扩张*的效应相当有限度，更由于*投资活动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扩张性财政*的功能不仅主要体现在能够筹集使用多少资金，而是在如何带起更多的市场性的民间投资。在目前“挤出效应”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应转换角色，从简单的调集资源公共投资，转变为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协同金融*改革、投资*改革一道，降低民间融资投资成本，支持、鼓励民营部门扩大投资。
资料来源：朱延福：《宏观经济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511页。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适当修改。
2、 美国*的经济*。
1961年当一个记者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他的目的是实行减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
虽然税收变动会对总需求有潜在的影响，但也有其他影响。特别是，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税收还会改变物品与劳务的供给。肯尼迪建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减免，它给投资于新资本的企业减税。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增加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通过较高的需求增加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较高的总供给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称的。而且，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正如布什总统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扣除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第一批建议之一就是增加*支出的"一揽子刺激"。他宣布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遭到了失败。许多议员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以至于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此外，一般认为减少赤字鼓励长期经济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
参考资料：http://jpkc.znufe.e.cn/2006/jjxy/hgjjx/html/alfx/10.html
